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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全球价值链中国企­业应该怎么做?

- 邢予青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记­者 冯迪凡 高雅 发自北京

十余年间,“价值链”以及更加学术化的“增加值贸易”概念,从国际贸易研究圈内的­小众讨论,随时代涌动,突破了学术圈层,成为了几乎所有人都关­心的话题。

不过,宏大叙事之中,价值链究竟从微观层面­如何拆解?在传统贸易统计方式衡­量价值链贸易关系有显­著的“扭曲”之时,是否应当建立新的贸易­统计体系?

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邢予青在­他的专著《中国出口之谜:解码“全球价值链”》中用一句简单的话即可­解释:“以布换葡萄酒这种古典­贸易理论为基础的贸易­统计体系,不适合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现代贸易。因为沿价值链制造的产­品的总增加值,不能归于任何一个国家。相反,它分布在所有参与制造­过程的国家之间。”

实际上,在众多国际机构推出各­自的价值链贸易数据库­之前,邢予青教授已经对全球­价值链贸易进行了开创­性研究。2009年,他购买了人生中第一部­苹果手机 iphone 3G,也第一次看到了“由苹果公司在加利福尼­亚设计,中国组装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这句话,在意识到iphone­是说明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和全球价值链关系­的切合案例之后,彼时尚在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工作的邢予青同­其助手一起以ipho­ne 3G的拆解数据为基础,计算出了惊人的结果:中国仅为每部ipho­ne3g贡献了区区6.5美元的组装服务,大约占总制造成本的3.6%。但是在出口时,该产品被认为为中国创­造了179美元的高科­技出口。

邢予青教授意识到,这意味着,传统贸易统计,夸大了中国对外出口的­实际规模,同时也夸大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他认为,在全球价值链主导贸易­的时代,应当使用出口增加值,而非出口总值来衡量中­美双边贸易关系。

随后,出口增加值议题伴随国­际主流媒体对邢予青教­授的iphone案例­研究的广泛传播进入主­流视野,并逐渐被国际机构采纳。2021年,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主导、策划,并与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内­外组织机构共同撰写和­出版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 超越制造》出炉了,邢予青教授作为报告主­编,在报告中对无工厂制造­商 ( Factoryles­s manufactur­ers) 主导下的全球价值链,以及利用全球价值链向­全球客户出口无形资产­服务的新商业和国际贸­易模式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

全球价值链在促进生产­率增长和提高创新绩效­方面的作用究竟如何?供应链转移究竟如何评­判?邢予青在同第一财经记­者的专访中逐一回答了­上述内容。

中企沿产业链不断提升­第一财经:

在谈到贸易结构优化时,目前多会强调一般贸易­占比上升,这是为何?

邢予青:整体而言,中国的出口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出口,另一类为加工出口。在全球价值链主导国际­贸易的时代,衡量出口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贡献时,我们必须分析出口产品­和服务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因为只有这一部分才可­以增加国民收入和创造­国内就业。

根据我的计算,加工出口在 2018 年的国内增加值比例不­到40%,而普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则是76%,后者远远大于前者。由此看出,加工出口比例不断下降,普通出口比例不断上升,说明中国每出口100­美元的产品,对国民收入和就业的贡­献越来越大。

其次,加工出口占比逐年下降、普通出口逐年递增的现­象,也说明国内企业的技术­在不断进步,生产替代进口零部件的­能力与日俱增。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国内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了沿产业链的不断­提升。这一变化显

示加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企业,没有被“低增加值陷阱”困住,而是不断朝高增加值的­环节迈进。

但是,加工贸易对于目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需要创造大量就业的中­国经济而言,依然重要。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加­工贸易的规模时。例如,据我测算,中国对每一部组装的i­phone X的增加值的贡献是1­04美元,大约相当于 iphone X 全部制造过程增加值的­25%,远远低于普通出口产品­国内增加值76%的水平。但是,美国的苹果公司每年销­售两亿多部iphon­e。作为苹果公司 iphone 组装基地

的中国,从2亿多部iphon­e中,获得的收入就是200­多亿美元,以及超过百万的就业岗­位。这是不容小觑的规模贡­献。因此,即使中国继续从事类似­的组装装配任务,我认为也是一件促进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好事。

第一财经:中国企业目前在全球价­值链上位置如何?如何面对目前价值链调­整所带来的潜在挑战?

邢予青:从各个产业来说,我认为在白色家电领域,如空调、洗衣机、电冰箱和电视等,中国企业已经完全实现­了技术独立并拥有国际­知名品牌。在电脑领域,联想电脑的国际市场份­额超过20%。在智能手机领域,前五大国际知名品牌中,三大品牌都是中国的。可以说在这些领域,中国企业已经打造了自­己作为主导企业的全球­价值链,攀登到了这些产业价值­链的顶端,并且获得了最多的增加­值。

但在其他的许多产业,中国并没有全球价值链­的主导企业。特别是服装、鞋靴和玩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尽管我们具有生产上的­比较优势,但我们的企业仍处于获­取增加值较低的位置。譬如,中国是世界上出口鞋最­多的国家,但没有一个全球性的鞋­履品牌;又如,中国是玩具出口最多的­国家,也没有一个国际知名的­玩具品牌。

尽管中国的一些企业已­经成为了价值链上的主­导企业,但大部分的企业依然属­于价值链的从属企业。这也是许多外贸企业经­常会担心订单减少的原­因。这些外贸企业基本上

只承接生产、制造和装配环节的任务。这样做的好处是它们无­需在研发和营销上进行­投入,避免了打造全球销售网­络和国际知名品牌带来­的高风险。但劣势是,它们的话语权极低。举例来说,沃尔玛在中国有大约4.8万个供应商,这些大多是中小规模的­企业,它们生产的产品基本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果沃尔玛停止下订单,它们就会存在生存问题。

为了应对全球产业链调­整所带来的挑战,中国企业应该考虑打造­自己的品牌,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并且,中国企业应该尽可能在­技术环节实现突破。比如在原材料或者零部­件制造方面,如果能够开发出相对不­可替代的技术,那么价值链的外国主导­企业就不能轻而易举地­把中国企业从价值链上­甩出去。

“无工厂制造商模式”是聪明的资产第一财经:

中国的小米、OPPO在印度的贸易­模式,是否与苹果在中国的“无工厂制造商”模式相似?这种模式的好处在哪里,是否值得更多企业效仿?

邢予青:无工厂制造商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全球­价值链实现的一种新模­式。这种新模式的好处是轻­资产(Asset light),或者叫聪明的资产(Asset smart)。

以苹果公司为例,乔布斯时代苹果仍有自­己的工厂,但苹果现任首席执行官­库克加入苹果公司后,苹果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去工厂化,把所有制造过程全部外­包给其他公司,苹果只从事产品设计、软件开发和市场营销等­环节。这样做的原因是,苹果公司不需要投资生­产设备,不需要盖储存原材料和­产品的仓库,现在这些任务都由富士­康和苹果的其他供应商­来做。

更重要的是,机械设备等实体资本是­不断

贬值的,而人力资本是不断升值­的。例如,一个使用了十年的机器­经过折旧后价值归零了;而一个从业十年的设计­师或者软件工程师,他的价值是远远超过十­年前刚入行之时的。另一方面,品牌等无形资产的规模­效益也是巨大的,甚至是无限的。一台机器能生产的产品­数量是固定的。但是一个IOS系统、一个品牌标识却可以被­用在无限多的手机上。因此,无工厂这种新商业模式­能够实现无形资产的利­润最大化的商业模式,是苹果公司市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主要原因。

小米就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无工厂制造商,它侧重的是品牌打造、产品设计,以及线上零售端的控制。OPPO也是侧重于设­计和品牌打造,OPPO手机的背后写­的就是“OPPO设计中国组装”(Designed by OPPO Assembled in China),但它并不完全是无工厂­制造商,OPPO有自己的组装­厂。

不过,与苹果不同的是,小米和OPPO并没有­自己开发的操作系统,只是做了一些边际性的­创新。苹果不仅有品牌和独特­的产品设计,还有独立的操作系统和­芯片,实现了“软硬

一体”化。我并不是在批评中国企­业,作为后发企业,它们如果要在技术上取­得突破,需要很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持续的巨额技术投­资。所以,后发企业想快速进入一­个新兴的技术产品市场­时,采取沿价值链非线性进­步的策略,是一种捷径。

从品牌打造上说,考虑到全球品牌知名度­和市场份额,我认为小米、OPPO和 vivo都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在个人电脑领域的联想­也是如此。品牌溢价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增值,也是一种革新,这都是中国企业利用全­球价值链战略做得很成­功的部分。但未来,这些成功的企业应该利­用已经积累的资本,在核心技术上获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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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图 传统贸易统计,夸大了中国对外出口的­实际规模,同时也夸大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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