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学频繁新开中国文化研究机构
一天照例查收邮件时，我看到了柏林勃兰登堡科学研究院吐鲁番研究中心Desmond教授发来的邮件。在问候我是否已安全回国之后，教授又发送给我几条粟特语研究的链接。我既感动于这样一位享誉世界的知名学者的平易近人，又被他孜孜不倦投身于中国文化研究的精神所折服。游学的两个月很短暂，如若不是收到回国安否的问候，我还梦游在“丝绸之路”的驼铃中。
“丝绸之路（ Silk Road）”的概念最初由德国人提出。传统的丝绸之路东起长安，西至罗马，全长约7000公里，以商业为纽带，带动了沿线国家的互动和交流。虽历代变化不定，但大致有三条路线，在新疆境内形成了南、北、中三条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道路。 “一带一路”政策提出后，国外的汉学机构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发展，甚至在不追求大学排名、不追赶“学术时髦”的德国都十分明显。
德国的教育在全世界来说认可度都非常高。我自己理解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教育资源配置比较平均，同它的社会体系一样，没有极端的两极化，并不像美国推崇精英教育，德国教育整体素质都较高。高校容许学生修2～3门专业，如一个学习历史的学生，可以同时选择政治、法语等与之相近的学科作为辅修，任意搭配下的复合型学生即使是同一个专业出身，也相对唯一。
二是德国人严谨、专业，不妄自追赶“学术时髦”。我曾写过一篇小文，叙述了令我叹为观止的极少做饭的德国人们精致的厨房厨艺，上到刀具下到做饭调料的配置及流程，厨具分工详细、做饭过程“讲究”，如果说明书说某种意大利面煮八分钟，那一定分毫不差。
做饭如此，在学术研究上更甚，我熟知的柏林勃兰登堡科学研究院，便以研究长期项目见长，期限基本都超过15年，有的项目已经持续了200多年，比如古埃及字典研究、拉丁碑文研究。在那儿很少出现学术扎堆现象，即使时下某个研究领域十分吃香，教授们也不会轻易转移自己的研究方向。
故德国大学近几年频繁新开与中国文化相关的院系、专业，令我不由得为身为中国人而自豪。柏林自由大学是柏林九所相对较好的大学之一，其16个院系和研究中心之一的历史与文化学院下设汉学研究中心（ Chinese Studies），同时研究生院还有单独的东亚研究项目（以中国、日本、韩国为主）。哥廷根大学是老牌的汉学研究重镇，季羡林等著名学者曾在此留学。
除了传统的儒学研究外，其近年新成立的现代东亚研究中心（ Center for Modern East Asian Studies）发展了与中国相关的专业，可授予中国法律与比较法律（双学位）、德中比较文化、对外汉语（非中国人教授汉语）等学位。海德堡大学的汉学系在不断发展和壮大的同时，在2014年又新成立了“中国与东亚的经济和社会（ Economy and society of China and East Asia）”的研究方向。漫步在德国的校园里，观看汉学系的海报也是乐趣之一，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里，竟然有那么多“可圈可点”的“研究”，如以香港喜剧电影《食神》为引，研究中国功夫与饮食文化的社团活动。
同样，随着国力的增强，我们也十分重视国外相关机构对我国某一方面的研究，在国内择优出版相关著述，同时加强合作交流。如勃兰登堡吐鲁番研究院，该院主要长期研究出土于新疆吐鲁番等地的中古波斯语、回鹘语、粟特语文书。 “一带一路”政策提出后，我国曾多次邀请该院研究人员赴国内交流、讲学。敦煌研究院围绕此主题曾主办过高峰论坛，邀请了多位世界知名专家赴会，时任主任的Desmond教授参会时表示，该研究院计划将吐鲁番学研究延伸至2021年，届时将完成与中国相关的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粟特语和回鹘语的佛教、摩尼教和景教文书及非宗教内容的文书残片的数字化工作。
中国古代西北经济的开发与“丝绸之路”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证明， “丝绸之路”昌盛繁荣的阶段，正是西北经济发达的时期，而伴随着“丝绸之路”的衰落，明清时西北经济逐渐失去活力。“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赋予了古老的“丝绸之路”新的时代内涵，规划了中国未来的资源配置格局。
在异国的日子里，我更深刻感受到祖国强大的影响力，大到各个行业的“中国制造”，小到各种顶级奢侈品店里的中文标识与中国新年的定制款。 这反映的是中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巨大的“吞吐”能力。千年之前，中国以丝绸为代表的手工艺品就曾席卷欧洲，成为贵族争相购买的精品，时下，中国制造的各种物品，特别是手工艺品、服装，也遍布了我去过的德国、意大利的主要城市。在国内时，我时常见到中国游客在境外抢购之类的新闻见诸报端，多带有批评意味。但亲历几次之后，我对此事最大的感触是中国人购买力的强大。
贸易的往来必然会带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如在古丝绸之路上由粟特商人贩卖的赞丹尼锦（这种粟特锦在阿拉伯文献里 有记载，最初创造于一个粟特布哈拉古城附近的小村落，名叫“赞丹尼”，它是中古时代最著名的织锦中心，所以这种锦被称为“赞丹尼锦”。在阿拉伯撤出粟特之后的萨曼王朝，赞丹尼锦是粟特最大宗的出口物品之一，但在该王朝灭亡之后，这种锦也随之消失了。赞丹尼锦在粟特本土没有文物留存）不仅发现于西欧教堂，用于保管基督教遗骨圣物，在敦煌地区也有发现。
现今，在“一带一路”影响下，这种文化上的交流更为频繁。前些年，联系我想来中国的外国同学多是想游玩自然景区，这两年则是参加各式各样的暑期研讨班。他们学习汉语的热情也比以前高涨。甚至不止有一个外国友人对我说，在未来，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从他们笃定的语言和表情里，我看到了中国的强有力的影响。
在柏林飞威尼斯的航班上，我偶然瞥见邻座的手机屏幕是一尊佛像，旁边配有汉字“佛”。扭头看她时，她居然先开口，用带有浓厚意大利口音的英语问我是不是中国人，继而兴奋地问了一些关于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问题。回想这么些年，每每当我回答别人我学习的是中国古代史时，对方的表情，以及在关切之后的那句“将来做什么工作呢”的疑问时，我也曾困惑和迷茫。而此时，面对一位对中国历史如此感兴趣的外国人时，我有了自信。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在人类6000年的历史中，出现过26种文化形态，而中国传统文化是唯一一个从未曾间断过的文明。无论是千年之前的丝绸之路，还是当下的“一带一路”，中国传统文化都彰显着强有力的影响力，也期待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深入贯彻，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走得更远、传播得更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