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博：蹲守，是潜伏也是陪伴
在摄像机开始记录的8个月前，秦博和同事一直在医院做调研，他们辗转在大小的医院，寻找拍摄对象，包括医生、病人和家属。秦博把自己当做医学进修生，在各个科室里面轮转，学习医学的基础知识并且干点杂活。他需要掌握专业知识，也需要赢得医生们的信任。“医生那么忙，他没时间跟你解释这个那个，如果我懂了行业里面的一些知识，交谈自然就会更深一些。”秦博说。
陪伴，走廊许多夜
秦博学习了外科基础知识、手术室规范、普通药品的使用，也学会看懂心电仪上的数值。秦博最终选了瑞金医院的急诊部和心脏外科。为此，他和同事去瑞金医院的附属医学院蹭课，学习心脏外科、解剖学的课程。那段时间，遇到不懂的，秦博就翻看特意买来的词典一样厚的《实用重症医学》，使劲琢磨。
拍摄持续了一年多，秦博和同事每日轮换夜班，过年也是在医院里。秦博说，只有陪伴，彼此才能非常亲近，拍摄对象在镜头前才会显得自然，拍摄才能顺利，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拍摄协议的同意与否。秦博和同事几乎是在医院上班。他七点到医院，七点半开始上班，八点半查房，九点多上手术台，跟拍手术。手术顺利，可以吃上不在点的午饭；手术不顺利，医生连水都不能喝，一直到下班前还要反复问询病人病情，嘱咐 夜班医生如何用药等。秦博坦言，他以为自己的职业已经挺辛苦，和这些医生待在一起后，才觉得医生简直是“待在地狱”。其实，留得下来的原因很简单，对于医生们来说是始终不曾忘记救命的初心。
秦博的摄制组陪着病人家属，在走廊过夜，走廊墙边摆满了各色的塑料小板凳，病人家属在这些小板凳上守夜。摄制组有时帮忙买吃的，有时陪着他们度过那些艰难的时刻。
潜伏，每天一个馒头
对于秦博来说，他习惯并且喜欢这个姿态：蹲守。秦博是上海广播电视台深度报道组的编导， 2011年上海大学广播电视艺术专业硕士毕业后就职，几年里他和同事会花一年或更多时间做一篇报道，“315”调查、纪检委调查、食品安全调查……参与过多次揭黑报道，秦博调侃自己“重口味”。
秦博本科就读于郑州航空管理学院，工业工程专业，专业对口的工作是飞机维修。他坦言自己不太擅长和机器打交道，看机器透视图、三维图等常会发蒙，需要别人给他重复讲解。大四考研，喜欢与人打交道，秦博决定转换跑道，报传播相关专业。“我没敢报中国传媒大学，报了上海大学。”没考上，他进入东方航空成为一名飞机维修师。不甘心的秦博准备二战，他告诉自己，再考不上就放弃。这次，他顺利考上上海大学广播电视艺术专业。
外向的秦博对很多事情保持着好奇心，毕业后，他选择到上海广播电视台深度报道组，开始成为一个蹲守者。秦博解释：“能够蹲守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这组没有固定播出栏目和档期，花的起时间成本，这是很特殊也很重要的；二是我们追求接近真实、接近拍摄对象，接近本身是非常需要花时间和功夫的，所以需要蹲和守。我喜欢这样的方式。”
秦博本科的时候，学校是半军事化的管理。有好处也有坏处。那时候，他特别叛逆，觉得各种管理带来各种不自在。学校有国旗班，每天要升国旗。他就在国旗班，每天练军姿两个小时。现在，他老是能够想到那个时候，觉得那个时候锻炼了他的一种耐性。
进入电视台工作后的几年里，秦博变换多种身份， “换”过多份工作。他做过金融保险员、大型批发市场的运货工、外企生产流水线上的中国工人等，他身处其中，观察着，以一组组揭露报道诉说所见所闻。
工作之后，有次做调查，秦博在批发市场对面，看出货。整整一个礼拜，他每天一个馒头、一点菜，口渴了喝点饮料，他就在电动车上，观察进进出出的规律。秦博说，这跟潜伏是一样的，很考验耐性。
在蹲守中，秦博意外地发现曾经以为做了无用功的理科学习不时帮到自己。做食品安全调查时，秦博和贩卖病死猪肉的幕后老板闲聊，老板说，他一天就能把死猪肉的货物准备好。秦博敏锐地意识到，这涉及仓储管理问题，即“零库存”管理。“零库存是最安全的，老板害怕被检查，那他如何做到零库存？于是我们顺着这条线索采访，了解到他把病死猪分散在了各村。这样，执法检查起来十分的困难。”秦博解释，“没有固定的冷库，老板像打游击战似的，在各村汇集，然后当晚运送出去。”秦博认为，如果没有学习过这些基础知识，调查中很容易错过重要的线索，会花更多时间去摸索。他坦言自己当初没学好，还重修了《ERP》（即企业资源计划）这门课程。为了更好地理解“零库存”管理问题，秦博找到了当年的学习委员，给自己重讲了一遍。
蹲守得多了，秦博慢慢感受到非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重要性。网络时代，信息爆炸，各种自媒体的声音太多太杂，很容易让人陷入对立的状态，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变得困难。这也是秦博他们拍摄医院故事想要表达的，医患群体之间需相互理解。
在医院里，很少人会对抢救失败的医生道一声谢谢。“我也可能不会做的那么好，但我们应该多一分理解。”秦博说。
Q：片子放映后，在高校与年轻人交流中，讨论最多的是什么？
A：讨论分为两方面。一方面在专业的传媒类院校里，讨论最多的是如何去做观察型纪录片，以及观察型的纪录片是否必须靠蹲守拍摄的这种手法。
观察型纪录片的必要前提，就是用长时间的海量素材去逼近生活真实状态，这样你才可能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生活本身，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前提，但我们长期以来，仅仅是恪守这样一个前提，而忽略了创作者要不要把主观的态度也展现出来，在倾向性这个方面，蹲守式的客观记录和主观的表达，甚至是发问，是没有冲突的。就我个人喜好而言，我喜欢直接表达自己的好恶。
我们在最后呈现上加入了很多主观的感受，包括自己写的词，很多是主观语态，第一人称。我们是有意做了这种尝试，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写。因为做记者养成一种习惯，觉得现场性挺重要的。拿这种语态做的话，可能现场感会更强。
Q：拍摄中有遗憾吗？
A：有很多遗憾的地方。很多家属刚开始同意拍摄，但是在拍摄中间就可能反悔，就不愿意拍了。这种情况很多。在那个时候，你不可能去劝他们接受拍摄，没办法只能停止。但是，有的时候跟拍手术，有的时候跟拍到半夜，最后又不行了，就会觉得很沮丧。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家属的心情我们非常理解。这样的例子遇到很多，基本上有一半。
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沟通问题，它不是在拍摄协议是否同意的问题上。很多情况下，我们能够呈现出来的时候，都是我们工作人员、摄制组陪着这家人从头到尾守候。那个时候确实需要陪伴，如果度过这个时间，大家都会觉得彼此非常亲近，拍摄就会特别顺利。但是如果你没有时间，比如病人马上就需要抢救，你没有时间去陪伴，很多人就会不同意拍摄。
遗憾比较多的是，每一集都有每一集的故事。就我个人而言，第一集里面，海鲜中毒的是独子，他的早逝对家庭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我们后来还帮助他家找试管婴儿的方法。找了好几家医院，最后也没能成功。类似的故事还蛮多的，比如第九集的张丽君，最后肿瘤还是恶化，以及疾病带给她的那种痛苦，我们感同身受。这些都挺遗憾的。包括第四集，临终关怀告别，王学文最后还是走掉了，我们一块去送别的。认识这些人，这些人的这些故事带给我们的，有的是欣慰，有的是悲伤。他们最艰难的时光是我们陪着他们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