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一”背后的“否决政治”

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虽然受到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金融次贷危机的影响，实力受到一定削弱，但美国在以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为代表的综合实力方面至今仍是无可比拟的超级大国，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治理有着最重要影响。

但是2016年倡导自由民主的“山巅之城”美国却选出以“美国第一”为竞选口号的特朗普为总统，给国际社会带来重大影响。自2017年1月，以特朗普正式执掌白宫为节点，特朗普政府出台一系列“反建制”的国际国内政策，使原已复杂的国际社会形势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也暴露出美国政治存在的严重不足。

“否决政治”阻碍长远发展。特朗普执政伊始便率先推翻奥巴马政府时期通过的《平价医保法案》，致使惠及美国大多数公民的医保法案付诸东流。美国不仅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相互之间进行制约，就连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也存在相互制衡，民主党和共和党相互钳制，虽然一定程度抑制了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滋生，但是其产生的副产品——“否决政治”和治理司法化——虽然不能给政治秩序带来致命伤害，却增加了美国政治秩序运行的成本和前进的阻力。难怪曾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在英国《展望杂志》2017年1月发表《美国已成为失败国家》中就“否决政治”提出“在这样的总统制下，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理当相互有效制约；立法部门的参议院必须拥有超级多数（一百票中的六十票）才能通过普通法案；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国会的法令，并在最近数十年间已承担起制定社会政策的责任；真正重要的权力依旧由州和地方保留。这些权力中心的每一个都可否决整个体制的行动”。

这也就能从某种侧面解释为何共和党的特朗普政府会出台推翻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的医保法案等政策。而纽约州州长科莫则与特朗普政府针锋相对，公开表示纽约州将要求保险公司继续执行奥巴马医保的重要福利。关于医保法案的争论只是美国“否决政治”的冰山一角，此外还对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清洁能源开发等政策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废除，原白宫官僚以辞职来反对特朗普的“反建制”政策，导致特朗普政府组建已近一年，政府成员却仍有200 多岗位空缺。由于一些政策在短期内很难看出运行效果，普通民众无法判断政策失效的责任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这种“否决政治”阻碍了广大公民对政治秩序的认同明显下降。

反全球化是特朗普政府的重要特点，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反全球化政策使全球化发展遭遇寒冬，给全球化发展和命运共同体的建立带来严峻挑战，这是特朗普政府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的重要表现。特朗普首先不顾日本、澳大利亚、越南等国反对，执意退出TPP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由于TPP协定的全覆盖、高标准、宽领域等特点，存在限制中国发展的一面，但是也从某种程度上代表的未来经贸的发展方向，美国退出TPP协定使这一全球化发展进程受到重大打击。而且，特朗普政府还声称要重新评估北美自贸协定的价值，使全球化的发展更加充满不确定性。

不仅如此，特朗普更是不顾全球各国反对，坚持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枉顾大国应有的责任和担当，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使应对气候变化的动力大为减弱。对此英国剑桥大学学者埃米莉·舒克伯格批评，美退出《巴黎协定》将对人们的健康、财富以及安全造成显著威胁。特朗普在退出《巴黎协定》的基础上，也退出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而且影响了联合国的权威性和国际社会的文化进步。

如果说退出TPP协定尚可解释为是美国想通过WTO推进全球化，但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反对退出《巴黎协定》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则是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义，枉顾国际社会发展趋势和国际道义，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指导性下降，逆历史潮流而行，文化交流、科技互鉴逐渐被边缘化，国际社会发展动力显著减弱，严重损害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甚至对一些小国、弱国带来致命性影响。同时，特朗普的一系列也可能促使各民族国家采取更加激进的利己主义政策，各国互信互利的行为准则成为“空中楼阁”，加速国际社会逐渐呈现出碎片化趋势，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当代美国政治秩序的制度型民主基础和治理机制型民主基础相对较好，因此保证了美国经济发展、政治秩序、文化自信的基本稳定，维持了美国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但是也存在诸如“金钱政治”泛滥、社会动荡频仍、两党相互攻讦指责等问题，而特朗普政府宣扬“美国第一”的保守思想，必将撕裂美国价值型民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