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志愿的选择

China Campus - - CURRENT AFFAIRS - 责任编辑:曹晓晨

小艾:我们现在参加高考都是按部就班报名填志愿,您当时参加高考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孙正聿:我在1977年参加高考的那一届学生里面属于年龄大的。1966年高中毕业时,我已经填好了志愿,但因为“文革”开始了,于是停课闹革命。之后我就到农村去了,当了三年的知青。到1971年我被抽调回来,到长春体育分局、长春东站去当工人。先当装卸工,后来叫作业员,之后是“以工代干”,我在上大学之前还做过放映员。

所以,我的人生可以分为两半:前35年,从当学生、当知青、当工人再到上大学;后35年,从助教到教授再到资深教授,当了半辈子学者。

小艾:老话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感觉当年学理工科是主流。可我听说您在1966年高中毕业时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哲学专业, 1977年恢复高考时您的第一志愿又是哲学。是什么让您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孙正聿:确实,那时候的高考也是文理分科。我的同学中有很多人选择了理科,而我填报的哲学专业属于文科,记得当时考试科目有数学、语文、政治和史地这四门。

选择哲学专业,我首先关注服务于国家需要。改革开放需要更多的哲学理论来指导实践,我对哲学专业的前景看好。另外,跟我从小培养起来的兴趣有 关。我从小就喜欢看书,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上中学的时候,每周两元的伙食费,常常是母亲周日向邻居借来的。但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我还坚持订阅了杂志。大约是在初二的时候,我读了李卜克内西和拉法格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又读了梅林的《马克思传》和科尔钮的《马克思恩格斯传》。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1966年,我高中毕业,报考了哲学专业,然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既无学可上又无工可做的几年中,在尚未关闭的图书馆里,我认真地阅读了《鲁迅全集》,并翻阅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后来农村当知青的日子里,以及回城当工人的日子里,我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普希金的名言是:“跟随伟大人物的思想,是一门最引人入胜的科学。”因为高考,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哲学专业学习了。我也希望自己能像马克思那样,“为全人类而工作”。大概是基于这两点,我选择了哲学专业。

选择吉林大学,是因为我出生在吉林,当时吉林大学在东北和全国又很有名气。我在1966年高中毕业填志愿时填报的就是吉林大学的哲学专业,恢复高考后我也考虑过其它学校,但那时候的选择面还是相对较窄的,加上其它学校少有这个专业,所以我仍然选择了吉林

大学。

小艾:高考,是改变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我们通过高考,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未来从事相关的工作,但我们大多数人更多只是为实现自己人生目标。而我感觉1977年参加高考被录取的大学生,他们有着更远大的理想,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之后都成了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高考在这其中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孙正聿:在高考前,很多人都经历过一段比较艰苦的岁月,也正因为这样,高考成就了一些人。为什么高考能够成就了这些人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到了最艰苦的环境中去生活了。我高中毕业12年之后才有机会高考,或许有人会认为那12年是被“耽误”了,其实不是。1978年改革开放,我们入学后,适逢解放思想,既能够阅读各种书籍,又可以独立思考,而此前12年的生活阅历和知识储备,又为这种阅读和思考奠定了基础。所以,艰苦的环境让我们对来之不易的大学时光充满渴望,倍加珍惜。

第二,高考恢复之前,许多人依然没有放弃学习,甚至自主探求的欲望更强了。可以说,经受艰苦环境的考验,可能造成了一部分人消沉和堕落了,但是另一部分人,在最艰苦的条件中仍然不停地思索,加深了学习和寻求真理的渴望,求知的欲望被激发,通过高考,

他们又得到了成长。

第三点,是担当意识。“文革”过后,国家想办法调动青年的激情和创造力。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广大青年不仅仅希望自己得到成长,也希望民族和国家富强和兴盛。带着这样一种民族责任意识,我们这些人的内心充满了动力。这三点,我认为是缺一不可的。

小艾:有一次,老师上课时说:“当你们大学四年后走出校门的那一刻,在回望走过的路,你收获了什么?现在就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呀!”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请问您在当时是如何学习专业和树立今后的发展方向的?

孙正聿:我的大学四年是充实而美好的。那时候大家对于能够重新上大学和接受教育十分珍惜。我们班人比较多,大家学习都很努力。当时没有现在那么多的电子产品和娱乐活动,我们在课余时间就是看书,然后讨论哲学与人生问题,所以学到和掌握到的知识都很丰富,也比较深 入,这也为日后我们国家哲学等各个学科的发展积累了不少人才。

大学恢复招生后,需要更多的师资力量。在我看来,大学老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我也发现自己喜欢钻研学术问题,喜欢象牙塔里的生活,所以,我立志要做一名大学老师,为此我努力吸取各个学科的知识,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最后终于如愿留在了吉林大学任教。而想要胜任大学老师,还需要有更高的学历,于是我又读了硕士和博士,后来当上了教授。

小艾:我曾读过马克∙罗斯科的文章,他说:“我年轻时艺术是一条孤独的路,没有艺廊,没有收藏家,没有评论家,也没有钱。但那却是一个黄金时期,因为我们都一无所有,反而能更肆无忌惮地追求理想。今天情况不同了,这是个累赘、蠢动、消费的年代,至于哪种情况对世界更好,我恐怕没资格评论。”开学后,我也发现身边一些同学说自己选错了专业,觉 得人生前途都没有了。对于专业选择和人生理想的问题,您怎么看?

孙正聿: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书,当过装卸工、作业员,之后又做放映员,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都是满怀热情的。我做装卸工人时并不弱于人,我的许多同学在“文革”中也做过很多艰苦的工作,但每一份工作都会带给人喜悦和成就感,做好了都是学习的榜样。

在过去,我的理想是干好组织给我的每一份工作,争取为人民服务。上了大学后,我的理想是教书育人,在象牙塔里钻研对社会有用的知识,普及哲学思想等,本质上也是一种为人民服务的心态。可以说,恢复高考后,和我一样从570万的“高考大军”中冲出来的27万人都是怀抱理想的人。无论学什么专业,干什么工作,都要心怀天下,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能够为国家和社会做更多贡献的人。这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人生经历和感悟。

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书,当过装卸工、作业员,之后又做放映员,

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都是满怀热情的。

小艾 中国矿业大学安全工程学院安全科学与工程专业2018级本科生

孙正聿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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