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习难以形容的渴望

China Campus - - CURRENT AFFAIRS - 文/本刊记者 陈晓丽

两次高考,一波三折

林弋昕霏:您高考时是怎样的情形?

张志翔:我是在知青点点着煤油灯准备高考的。

我是云南省大理人。1977年,我插队到一个偏远的山村,每天种地、喂鸡、喂猪……

我刚插队到农村没多久,高考恢复,一个月后就考试。哪怕只有两个月的复习时间,我也要报名。

我插队的地方是那种小水电站发电的,电压不足,灯总是一闪一闪的,并且每晚11点后就不再发电了,我就点着煤油灯复习。

插队之前,我没有很好地学习,那时“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就是天天学工、学农和学军,没有任何课程体系,函数、立体几何、物理等,我都没学过。于是,我在煤油灯下,把高中的课程从头到尾全部自学了一遍。

林弋昕霏:那您77年考得怎样?张志翔:考了多少分,我也不知道,因为政审没过,直接就被刷下来了,所以就没有关心考了多少分。

尽管如此,但这对我倒没有太大影响,我就是想上大学,就接着在煤油灯下学吧。现在回想看看,如果78年高考还有政审,我79年仍会报考。就是要考,就是要通过高考改变我的命运。

1978年月4 26日,《人民日报》配发评论员文章——《高考政审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高考政审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进一步摈弃了出身、 血统、关系、户口等不公平因素,而采取能力、学识等考生的个人因素,重塑了社会的公正,也坚定了我报考大学的决心,也让我和其他人一样,有平等机会、平等条件上大学。

林弋昕霏:您当年的高考志愿报的

哪个学校?

张志翔:当年不像现在有高考报考指南,一本厚厚的书,只有一张纸,就像贴广告一样贴在墙上。我当时报考的院校有西南师范大学、云南大学、云南中医药大学和云南林学院。我记得我选报了云南林学院的园林专业。那时不像现在的信息来源渠道多,就以为园林专业就是在大城市搞城市规划,而林学专业就是在山区干活的。而当录取通知书下来后,我被调剂到了云南林学院的林学专业。

林弋昕霏:没被心仪的专业录取,您不觉得遗憾或者打算再考一年吗?

张志翔:没有,就盼着赶快入学。我先接到我母亲的电话,说我被录取了,接着插队所在的大队也通知我被录取了,我听到后特别高兴,那种高兴劲儿没有词来形容。

反正东西不多,把行李、衣服之类的往箱子里一放,第二天一早就出发了。大队的领导还算照顾我,给我安排了一匹马驮着我的行李,把我送到公社,到了公社之后,我就把行李寄存在其他知青点,知青点每天有班车通往我家所在的县城,可以让班车把行李带回家。放下行李,我就往家走,一直走到下一个知青点,在那里住了一晚上,第 二天一早又接着走,中午走到了家。

那时还真没感觉到累,就是高兴,可能是兴奋得忘了累。

抢占前排,排队等书

林弋昕霏: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您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张志翔:基础设施太落后了。1977年之前的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可以说停滞或者退后,各高校的师资队伍、基础设施建设、图书资料储备和实验室的条件等一系列建设都很落后。

进入大学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教室问题,教室不够,有些教室桌椅板凳还不齐全。第二个问题是实验室的问题,实验室设备不足,去实验室做实验往往是分组做实验。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为了抢占教室的前排位置,早晨六点之前就拿着书,放在最前排的座位上,向别的同学宣誓“主权”。有时都能打起来。最有意思的是有的同学为了赌气:“我不是没有抢过你吗?那我就站你旁边上课。”还真就有站着上一堂课的。而现在的大学生尽量往后坐,这是两个时代的两种现象。

还有就是借书,那时的教材或者参考书就那么几本,大家轮流借着上课,按规定一人只能用一个星期,一星期后还回来,下一位同学再借一星期,就这样往后排,可悲的是有时等排到某位同学时,一学期的课已经结束了。

还有就是图书馆的各方面条件都不如现在这么发达,现在我很少进图书资料室去查阅一些资料,我可以根据我的要求、需求,去网上买相关的书籍,或者在网上订阅电子书籍。

林弋昕霏:您觉得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支撑您走下去的动力来自哪里?

张志翔:高考的恢复给了我们改变命运的最大机会。我们要把自己的前途命运通过学习进行改变,这种欲望其实就是我们学习的最大的动力。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代人对学习有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渴望,也许是因为在中小学期间,学工、学农、学军占据了我们知识获得的全过程。

到了大学以后,我们很多人都是调剂的志愿,但是我们都服从调剂。我们特别认真听讲,老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原理、每一个知识点,我们都牢记在心。课堂上没有记下的知识点,课后肯定要借同学的笔记,把这部分补上。

林弋昕霏:可以和我们这一代人分享一些您大学刚入学时候的经历吗?例如交通条件、学校设施、实验室条件等等。

张志翔:从插队的地方回来没几天,我就启程往学校报到。为了省钱,我坐了一辆那种拉货的大卡车,沿着怒江、澜沧江往上走,那里公路不发达,共坐了两天一夜才到达学校,而现在坐火车四个小时就到了,不得不感叹改革开放这些年给交通带来的变化。

学校很偏,在昆明的山沟里,车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走着走着,等我感觉仿佛来到森林一样时,车一拐,学校到了,到了学校的第一反应:“天啊,怎么到这里来了?”但是心情还挺兴奋的。

在昆明的一年时间里,我们救了两次山火,就是到了冬天,学校后面的山着火,我们就集体去救火;学校附近还有温泉,有时晚上吃完饭,还可以去洗个温泉澡;学校附近还有一个部队医院,收治许多在对越自卫反击中受伤的战士,部队常有慰问演出,也给我们提供了观看的机会;部队医院每周都放电影,我们也可以带个小板凳去看,那时尽管很艰苦,但还 是很幸福的。

一年后,学校从昆明搬到北京。哪知到了北京,日子更艰苦了。北林大多数房子都被附近学校占着,我们搬回来后连上课的地方都是木板房,其实就是搭的棚子。实验室的条件更不用提了,一个实验室要在短期内不断变化角色,承担不同的科学实验,例如这星期上完土壤实验,马上更换器材,下星期上植物生理实验。

宿舍更别提了,刚到北京没地方住,就住在学校的大礼堂,其实也是我们的饭堂,用空心砖堆砌起来的几个宿舍,全班男生住在一起。我们大都是南方人,也不会生炉子,到了晚上,尤其是入冬后的夜里,出奇得冷。住了半年左右,别的学校把北林的一些地方腾出来后,我们又搬到3号楼住,后来又搬到5号楼。

反正就是来回搬,从昆明搬到北京,到了北京后,又在校园里来回搬。

中午熬白菜,晚熬茄子

林弋昕霏:张教授,那时大学的生活

条件如何?

张志翔:和现在简直没法比。我的眼睛就是因为上大学期间营养不良,导致近视的。当听说考上大学了,我兴奋得第二天就离开了插队的村子,走得急,没把户口从大队迁到学校,直到学校搬到北京,才费了很大的周折,把户口迁到学校,所以在大学第一年就没有享受到迁户口同学的好处,比如每星期有一次吃肉的机会。

现在听到茄子,我就想吐。我上大学的时候伙食中午熬白菜、晚饭熬茄子。把茄子切成一块一块的,和西红柿放在一起炒一炒,放点水,呼呼一煮,煮熟了,叫熬茄子;白菜放大锅炒,炒了以后放点水,呼呼一煮,煮的是又黄又烂,放点酱油起锅,就是熬白菜。当年我们就是这么吃过来的。

有一次我带学生在外实习,学生说吃熬茄子。我当时挺不高兴:“只有熬茄子吗?没有其他菜吗?天天熬茄子,不能变变样做吗?”

当年还有一道补充营养的菜——蒜薹炒肉,这道菜的味道很大,哪天食堂做了这道菜,我们一进到宿舍楼,就能闻到满楼道的蒜薹味。

新时代,新建议

林弋昕霏:您对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有

什么建议?

张志翔:第一,既来之,则安之。甭管在哪里,都要学好。只要认真学,将来都是人才,很可能成为知名教授、著名科学家、林业建设的贡献者。

另外就是在学习过程中,要规划好自己的学习时间,要改变中学式的背教育模式。一个内容天天背,那不成。课堂上那么多的信息量要及时消化,课堂上消化不了,也要在课下第一时间消化掉。大学要以自学为主。

第三,大学里一定要学会和人沟通。因为大学是你走入社会的第一个阶段,离开父母走入社会,大学给了你一个跳板,这个跳板你跳得好不好,就看你在这个跳板上到底做得准备如何。你做好了准备,到了社会你就能适应。假如你没有准备好,那就麻烦了。工作以后不按照公司的要求去做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把平时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放到工作环境当中去,别说在在大学里不允许,在公司里更不允许。

第四个,我觉得在学习过程当中,各个课程之间一定要连贯学习,不要单个学。因为大学里面的课程安排是从最基础的到专业基础的,再到专业课。它先给你一个很宽的基础,然后再一点点地缩,让你朝一个方向走,就是方向专业的基础课,最后成为专业课。实际上它们之间都是一个相互联系的食物网,我们在生态系统当中特别强调食物网,不叫食物链。链是单一的,网是一个网结。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科学家,一个真正有用的人,学习上一定是要建立这么一个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你的基础扎实了,知识也就丰富了,学科之间的交叉你也就能做到,新的知识、新的交叉你也就会应用了。

张志翔 教授,北京林业大学博物馆馆长,1978年考入云南林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前身)林学专业

林弋昕霏 北京林业大学环境工程专业2018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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