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习难以形容的渴望
两次高考，一波三折
林弋昕霏：您高考时是怎样的情形？
张志翔：我是在知青点点着煤油灯准备高考的。
我是云南省大理人。1977年，我插队到一个偏远的山村，每天种地、喂鸡、喂猪……
我刚插队到农村没多久，高考恢复，一个月后就考试。哪怕只有两个月的复习时间，我也要报名。
我插队的地方是那种小水电站发电的，电压不足，灯总是一闪一闪的，并且每晚11点后就不再发电了，我就点着煤油灯复习。
插队之前，我没有很好地学习，那时“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就是天天学工、学农和学军，没有任何课程体系，函数、立体几何、物理等，我都没学过。于是，我在煤油灯下，把高中的课程从头到尾全部自学了一遍。
林弋昕霏：那您77年考得怎样？张志翔：考了多少分，我也不知道，因为政审没过，直接就被刷下来了，所以就没有关心考了多少分。
尽管如此，但这对我倒没有太大影响，我就是想上大学，就接着在煤油灯下学吧。现在回想看看，如果78年高考还有政审，我79年仍会报考。就是要考，就是要通过高考改变我的命运。
1978年月4 26日，《人民日报》配发评论员文章——《高考政审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高考政审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进一步摈弃了出身、 血统、关系、户口等不公平因素，而采取能力、学识等考生的个人因素，重塑了社会的公正，也坚定了我报考大学的决心，也让我和其他人一样，有平等机会、平等条件上大学。
林弋昕霏：您当年的高考志愿报的
哪个学校？
张志翔：当年不像现在有高考报考指南，一本厚厚的书，只有一张纸，就像贴广告一样贴在墙上。我当时报考的院校有西南师范大学、云南大学、云南中医药大学和云南林学院。我记得我选报了云南林学院的园林专业。那时不像现在的信息来源渠道多，就以为园林专业就是在大城市搞城市规划，而林学专业就是在山区干活的。而当录取通知书下来后，我被调剂到了云南林学院的林学专业。
林弋昕霏：没被心仪的专业录取，您不觉得遗憾或者打算再考一年吗？
张志翔：没有，就盼着赶快入学。我先接到我母亲的电话，说我被录取了，接着插队所在的大队也通知我被录取了，我听到后特别高兴，那种高兴劲儿没有词来形容。
反正东西不多，把行李、衣服之类的往箱子里一放，第二天一早就出发了。大队的领导还算照顾我，给我安排了一匹马驮着我的行李，把我送到公社，到了公社之后，我就把行李寄存在其他知青点，知青点每天有班车通往我家所在的县城，可以让班车把行李带回家。放下行李，我就往家走，一直走到下一个知青点，在那里住了一晚上，第 二天一早又接着走，中午走到了家。
那时还真没感觉到累，就是高兴，可能是兴奋得忘了累。
抢占前排，排队等书
林弋昕霏：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您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张志翔：基础设施太落后了。1977年之前的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可以说停滞或者退后，各高校的师资队伍、基础设施建设、图书资料储备和实验室的条件等一系列建设都很落后。
进入大学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教室问题，教室不够，有些教室桌椅板凳还不齐全。第二个问题是实验室的问题，实验室设备不足，去实验室做实验往往是分组做实验。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为了抢占教室的前排位置，早晨六点之前就拿着书，放在最前排的座位上，向别的同学宣誓“主权”。有时都能打起来。最有意思的是有的同学为了赌气：“我不是没有抢过你吗？那我就站你旁边上课。”还真就有站着上一堂课的。而现在的大学生尽量往后坐，这是两个时代的两种现象。
还有就是借书，那时的教材或者参考书就那么几本，大家轮流借着上课，按规定一人只能用一个星期，一星期后还回来，下一位同学再借一星期，就这样往后排，可悲的是有时等排到某位同学时，一学期的课已经结束了。
还有就是图书馆的各方面条件都不如现在这么发达，现在我很少进图书资料室去查阅一些资料，我可以根据我的要求、需求，去网上买相关的书籍，或者在网上订阅电子书籍。
林弋昕霏：您觉得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支撑您走下去的动力来自哪里？
张志翔：高考的恢复给了我们改变命运的最大机会。我们要把自己的前途命运通过学习进行改变，这种欲望其实就是我们学习的最大的动力。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代人对学习有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渴望，也许是因为在中小学期间，学工、学农、学军占据了我们知识获得的全过程。
到了大学以后，我们很多人都是调剂的志愿，但是我们都服从调剂。我们特别认真听讲，老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原理、每一个知识点，我们都牢记在心。课堂上没有记下的知识点，课后肯定要借同学的笔记，把这部分补上。
林弋昕霏：可以和我们这一代人分享一些您大学刚入学时候的经历吗？例如交通条件、学校设施、实验室条件等等。
张志翔：从插队的地方回来没几天，我就启程往学校报到。为了省钱，我坐了一辆那种拉货的大卡车，沿着怒江、澜沧江往上走，那里公路不发达，共坐了两天一夜才到达学校，而现在坐火车四个小时就到了，不得不感叹改革开放这些年给交通带来的变化。
学校很偏，在昆明的山沟里，车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走着走着，等我感觉仿佛来到森林一样时，车一拐，学校到了，到了学校的第一反应：“天啊，怎么到这里来了？”但是心情还挺兴奋的。
在昆明的一年时间里，我们救了两次山火，就是到了冬天，学校后面的山着火，我们就集体去救火；学校附近还有温泉，有时晚上吃完饭，还可以去洗个温泉澡；学校附近还有一个部队医院，收治许多在对越自卫反击中受伤的战士，部队常有慰问演出，也给我们提供了观看的机会；部队医院每周都放电影，我们也可以带个小板凳去看，那时尽管很艰苦，但还 是很幸福的。
一年后，学校从昆明搬到北京。哪知到了北京，日子更艰苦了。北林大多数房子都被附近学校占着，我们搬回来后连上课的地方都是木板房，其实就是搭的棚子。实验室的条件更不用提了，一个实验室要在短期内不断变化角色，承担不同的科学实验，例如这星期上完土壤实验，马上更换器材，下星期上植物生理实验。
宿舍更别提了，刚到北京没地方住，就住在学校的大礼堂，其实也是我们的饭堂，用空心砖堆砌起来的几个宿舍，全班男生住在一起。我们大都是南方人，也不会生炉子，到了晚上，尤其是入冬后的夜里，出奇得冷。住了半年左右，别的学校把北林的一些地方腾出来后，我们又搬到3号楼住，后来又搬到5号楼。
反正就是来回搬，从昆明搬到北京，到了北京后，又在校园里来回搬。
中午熬白菜，晚熬茄子
林弋昕霏：张教授，那时大学的生活
条件如何？
张志翔：和现在简直没法比。我的眼睛就是因为上大学期间营养不良，导致近视的。当听说考上大学了，我兴奋得第二天就离开了插队的村子，走得急，没把户口从大队迁到学校，直到学校搬到北京，才费了很大的周折，把户口迁到学校，所以在大学第一年就没有享受到迁户口同学的好处，比如每星期有一次吃肉的机会。
现在听到茄子，我就想吐。我上大学的时候伙食中午熬白菜、晚饭熬茄子。把茄子切成一块一块的，和西红柿放在一起炒一炒，放点水，呼呼一煮，煮熟了，叫熬茄子；白菜放大锅炒，炒了以后放点水，呼呼一煮，煮的是又黄又烂，放点酱油起锅，就是熬白菜。当年我们就是这么吃过来的。
有一次我带学生在外实习，学生说吃熬茄子。我当时挺不高兴：“只有熬茄子吗？没有其他菜吗？天天熬茄子，不能变变样做吗？”
当年还有一道补充营养的菜——蒜薹炒肉，这道菜的味道很大，哪天食堂做了这道菜，我们一进到宿舍楼，就能闻到满楼道的蒜薹味。
新时代，新建议
林弋昕霏：您对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有
什么建议？
张志翔：第一，既来之，则安之。甭管在哪里，都要学好。只要认真学，将来都是人才，很可能成为知名教授、著名科学家、林业建设的贡献者。
另外就是在学习过程中，要规划好自己的学习时间，要改变中学式的背教育模式。一个内容天天背，那不成。课堂上那么多的信息量要及时消化，课堂上消化不了，也要在课下第一时间消化掉。大学要以自学为主。
第三，大学里一定要学会和人沟通。因为大学是你走入社会的第一个阶段，离开父母走入社会，大学给了你一个跳板，这个跳板你跳得好不好，就看你在这个跳板上到底做得准备如何。你做好了准备，到了社会你就能适应。假如你没有准备好，那就麻烦了。工作以后不按照公司的要求去做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把平时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放到工作环境当中去，别说在在大学里不允许，在公司里更不允许。
第四个，我觉得在学习过程当中，各个课程之间一定要连贯学习，不要单个学。因为大学里面的课程安排是从最基础的到专业基础的，再到专业课。它先给你一个很宽的基础，然后再一点点地缩，让你朝一个方向走，就是方向专业的基础课，最后成为专业课。实际上它们之间都是一个相互联系的食物网，我们在生态系统当中特别强调食物网，不叫食物链。链是单一的，网是一个网结。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科学家，一个真正有用的人，学习上一定是要建立这么一个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你的基础扎实了，知识也就丰富了，学科之间的交叉你也就能做到，新的知识、新的交叉你也就会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