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力量：读六体书《钦定西域同文志》
《钦定西域同文志》躺在我的书箱里，随着我换校读研从中央民族大学到北京师范大学，又随着我读博做项目跨越了国门。24卷本繁体竖写的“巨作”，虽然从未被我遗弃，亦从未被我认真正“宠幸”过。
来德国之后，因为研究的关系，我来到伊朗研究所，这里有很多来自伊朗的留学生。一次茶歇时我们讨论起为何“伊朗语”一词有“Iranian”“Farsi”和“Persian”的几种不同的英文翻译，我突然想起《钦定西域同文志》中也有对“帕尔西语”（ Persian的汉语发音）相关词汇的记载。
两三百年前清人笔下的帕尔西语是怎样的？记录是否准确？我花了两周多的时间，从24卷中找到了18个至清朝还沿用的，用帕尔西语命名的新疆地区地名。当我的伊朗同门知道清朝时在西域有用帕尔西语（即如今的波斯语）命名的城市和山川河流时，十分意外，当下表示要跟我一起解锁新问题。
帕尔西语地名的新发现
研究之前，需要先对这18个帕尔西语词汇进行资料梳理。第一步是将书中出现的“额什墨”“安济彦”“库车”“塞尔们”“英额齐盤”等新疆地名进行文字转录（将繁体竖排的古文重新断句并转写成现代汉语）。同时，将不清晰或有歧义的字、词、句子标注出来，以方便接下来重点讨论。接着，要进一步查询学界对这18个词汇的研究程度、研究视角和研究成果，并分门别类附在每个词条之后。最后，由于书中各个地名只简单被归于“天山南路”“天山北路”或“哈密属”“和阗属”这样的大范围，它们现今位于何处，需要展开进一步调查摸底。最终，我们确 认“塞尔们”是今天的喀什城西疏附县色满乡，“英额齐盤”在今新疆莎车县境内。虽然还有一部分地名未考证出具体地点来，但将它们的大致位置在地图上圈出来后，有利于对这些地名展开整体分析。
正式研究开始后，我们先用“审音勘同”的办法确定词源。这些帕尔西语词汇的记载，是清人根据波斯语的发音，用汉字拼写出来的。我便找来三个母语是波斯语的伊朗同学，请他们确认这18个词汇是否为他们的语言。我根据《钦定西域同文志》中标注的“三切音”将词汇读出，让伊朗同学根据发音确定是否有这个词汇、具体何意，并与相关典籍记载的释义进行比对确认是否相同。如果一致，便可初步判断该词汇如今仍应用在波斯语中；倘若伊朗同学不能根据我的发音确定词汇，或者发音匹配而释义不符，便要“打回去”进行重新核实。
这个过程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因为手写的字体随着时间的流逝，影印的内容很容易多或少“点”（帕尔西语的笔画之一），就会改变整个词汇的意思，导致需要更多地找出与其相似的其他词再一一对比确认。同时，有些词在人们的使用过程中会发生转音，这样的词汇确认起来就更困难了。比如在研究“章固雅”这个词时，《钦定西域同文志》中的记载是“帕尔西语。章，铃也；固雅，音好之。谓铸铃者居之，故名。” 但在跟伊朗同学确认这个词汇时，他们均表示现代波斯语中没有这个词汇。那么，“章固雅”究竟是何来头？
通过大量查阅资料，我发现在《新疆图志》中有对章固雅的记载：“章固雅”又作“装桂雅”“藏桂”意思是“聪明能干”。这个词的来源，是传说很久之前，伊斯兰传教士伊玛目在此地传教时，当地人以“藏”（是一种用玉米等谷物做成的搅团）佐以牛奶盛情款待他们。时间一长，当地人便称传教士为“赞古尼亚”，
后来这个词汇被保留，但在人们的使用过程中变音成了“藏桂”。
由于《钦定西域同文志》中的每个词汇都会用满文、汉字、蒙古字、西番字、忒特字、回字分别书写，而当时的回文和帕尔西语使用的是同一套字母系统，因此回语借用波斯语词汇的现象很多。刚好我们的同学阿布通晓懂回语和汉语。经阿布确认，“藏桂”的确是当地的一种搅团，其发音与意思均和《新疆图志》中的记载相符。这样看来，基本可以判断，“章固雅”并非帕尔西语词汇。发现这样一条小的讹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惊喜的。这种惊喜并不是因发现别人的错误而沾沾自喜，而是我们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更正或完善了知识谱系中的一个内容。更重要的是，有了相对可靠的论据，我就可以更有底气地去进一步探究当时的传教士到底是来自何方，为何来此地，他们的传教路线以及在当地的具体活动等更深入的历史、宗教问题了。
在研究这些词汇的过程中，我们还有一些有趣的小发现，比如交互使用的混合语地名。书里有许多汉语和回语混合构成的词、回语和蒙语混合构成的词、回语和帕尔西语混合构成的词以及其他语言混合而成的地名。比如“托克喇鄂拉”是回语和蒙古语的合成词；“如罕都”是回人根据汉语“横道”之意，用自己的语言音译而来的。地名的来历也各有千秋，如一些 以布鲁特语命名的地名多与战争有关，如“英噶尔”，意为“得胜”；当时的人们还喜欢以动物的形象命名，以“巴什”结尾的词，都是“动物的头”之意，比如羊头、马头等；还有的地名暗示了物产，如“楚克”是回语“硝”的意思，以它结尾的地名，说明此地是产硝之地。
乾隆皇帝与《钦定西域同文志》
《钦定西域同文志》是乾隆皇帝在位时期下令编纂，由当时著名的大学士傅恒主持，耗时多年完成的一部巨作。它主要收录了今天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的地名、山名、水名及各部管理者的谱系。书中每一个名词都用满文、汉字、蒙古字、西番字、忒特字、回字六种语言分别书写解释，以达到“使纲举目张，丝连珠贯，谙其字形，悉其文义”的作用。因其被乾隆皇帝亲自审阅，故冠名“钦定”。原本为武英殿刻印本，如今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值得的一提的是，殿本书素来以校勘精审而闻名。有学者考证，乾隆时期负责校勘的人需要将自己的名字刻于版头，如出现了错误，将罚没俸禄以示惩戒。
如上图所展现的一样，书中每一个词汇的来源，都会有考订，有追溯。在地名的考证上，也十分尊重各语言的特色，力求做到发音的高度准确、书写意译的高度相近。从此，无论操何种语言的民族，对 相同的地方都有了统一的称呼。
根据目前我检索到的资料，并没有明确记录当时的文人、学者是如何完成如此浩繁的6种语言书写和翻译工作的。我猜想每一种语言的书写和翻译都有一组专门的团队负责，其中至少有一个成员的母语是蒙语、回语、帕尔西语或西番语，如此才能将其他不同语种的发音和文字准确的转换成自己母语的发音和书写，继而推广到自己母语的族群中。
这本书的出现，跟当时的乾隆皇帝是分不开的。乾隆大概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通晓汉语、满文、蒙语、回语等多种语言的皇帝。他曾亲自撰写过《西域地名考证叙概》，这也是清朝最早研究西域地名的论文。在乾隆皇帝的影响下，出现了一大批如《西域释地》《西陲要略》《西域水道记》等研究西域地理、风俗的著作，这个时期的西域地区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我想，这便是语言于无形中影响渗透其它事物的力量吧。
到目前为止，这本书里还有许多我们并未解决的问题，但这也不难理解。像这样的书或者说书中的某些词汇，其蕴含的文化与变迁，都足以耗费学者大半生的精力。《钦定西域同文志》不仅体现了当时高度繁荣的社会水平，也体现了国家对边疆、对多元文化兼容并蓄发展的重视，值得我们耐心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