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地学人薪火相传
王奉宇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一名在读硕士研究生，他的专业是地球古生物学。
2019年4月30日上午，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王奉宇作为众多优秀青年代表中的一员，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
王奉宇是一位科研达人，2015年他还在读本科时，就发现并成功鉴定早三叠世（距今约2.52亿年前）腕足动物化石新物种，这项科研成果的意义在于填补了地球生物大灭绝后早期腕足动物演化的学术空白，将此前认为的腕足动物的复苏时间提前了约300万年。腕足动物是生活在海底的一类有壳无脊椎动物，外形与河蚌相似。三叠纪是中生代的第一个纪，早三叠世是三叠纪的第一个世，因此，早三叠世也是整个中生代的早期，是研究古生代和中生代，以及二叠纪和三叠纪的关键节点。
王奉宇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也让他获得了国家青年和大学生方面的最高荣誉，比如“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中国大学生十大年度人物”等。
王奉宇的骄人成绩并不是偶得，在他求学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聚集了一批潜心地学的师生，形成一个高能量的“地学磁场”。这个磁场中，学术薪火从中国地学创立起，由几代学者传承着。比如90后王奉宇的导师是80后宋海军教授，宋海军的导师是60后童金南教授，而童金南教授的恩师则是30后的殷鸿福院士，殷鸿福的导师是00后（1908年生人）的杨遵仪。
这些学者在研究领域和科研方法上可以说是直线传承，一脉相传。从杨遵仪、殷鸿福、童金南、宋海军和王奉宇，这五代直系师徒薪火相传，人才辈出。
杨遵仪教授：开辟中国地层古生物学
杨遵仪教授出生于1908年，先后求学于南京大学、暨南大学和清华大学。1939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任教于北京地质学院。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和清华大学地学系等合并成立了中国地质大学前身——北京地质学院。杨遵仪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建院负责人之一， 1960年他与同事们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地层古生物学专业”。50年代后半期，杨遵仪参加祁连山地质科考队，带领小组研究了该区的二叠纪－三叠纪腕足类动物，进行了地层划分和对比，并选择中国南方3个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剖面作为国际候选层型，从而推动了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
殷鸿福：锁定中国“金钉子”
杨遵仪是殷鸿福在北京地质学院求学期间的老师，殷鸿福跟随杨遵仪教授攻读地层古生物学研究生，开始从事三叠系地层学和古生物学的研究。毕业后，留在北京地质学院任教。后因“文革”影响，北京地质学院整体搬迁武汉，1975年，学校更名为武汉地质学院。1978年，武汉地质学院在原北京旧校址设立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
1987年，武汉地质学院更名为中国地质大学，总部设在武汉。殷鸿福随校迁至武汉，至今一直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教授。（2005年，总部撤销，武汉、北京两地独立办学。）
地质学上用“金钉子”作为代名词进行地质年代划分，距今2.5亿年的“金钉子”是二叠纪、三叠纪以及中生代、古生代的分界线，一度成为各国地质学家研究焦点。
在殷鸿福主持和参加过的诸多地质工作项目中，最重要的是“地球历史上二叠系-三叠系界线”的“金钉子”位置的确定。全球曾有13条剖面专门研究二叠系-三叠系的界线，而“金钉子”最后“花落中国”，殷鸿福做了大量工作。
1986年，殷鸿福提出，将浙江长兴槐坎发现的“牙形石化石”作为划分古生界和中生界的标准化石，以此确定古生代和中生代的分界线，即二叠纪与三叠纪的分界线。（二叠纪是古生代的最后一纪，三叠纪是中生代的第一纪，因此，二叠纪和三叠纪的分界线也是古生代和中生代的分界线。）
2001年，国际地学组织经三轮投票认证，正式将这颗“金钉子”定址浙江省长兴县，这是世界地质历史上分量最重的“金钉子”之一。
“金钉子”到底是什么?
“金钉子”的由来，要追溯到1869年的美国，首条横穿北美洲大陆的铁路，东西向合拢时钉下的最后一块枕木的道钉，是用18k金制成的，以此纪念北美大陆东西贯通这一历史性时刻，意义重大。在地质学家看来，“全球年代地层单位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在地质年代划分中的意义与这颗“金钉子”的历史意义和象征意义有异曲同工之处，弥足珍贵。后来，“金钉子”的概念便被地质学家借用了，凡被确立的“全球年代地层单位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此处都会钉下用18k金制成的道钉。金钉子的学名也即为“全球年代地层单位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
作为一种地质年代分界线，“金
钉子”一旦在世界某个地方钉下（即确立），该地就成为一个地质年代的“国际标准”，对照它，便可以对应标出其他岩层的“年龄”，是年代地层统一的“度量衡”，由国际地层委和地科联公布，为世界公认。它的成功获取往往标志着一个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地学研究成果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其意义绝不亚于奥运金牌。全球地层年表中一共有“金钉子” 110颗左右，截止2018年，已经正式确立的有65颗，其中中国拥有11颗，排名世界第一。
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的生物大灭绝与复苏是当前国际古生物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这枚中国领土的“金钉子”，为我国地质人在二叠纪-三叠纪古生物学方面的深钻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不仅如此，浙江省长兴县因为“金钉子”的确立被列为国家级地质遗迹保护区，每年吸引全球地学工作者和爱好者前来观摩，而年过八旬的殷鸿福本人在被评为全国最美教师时，也被赞誉为： “是扎根教坛耕耘60载的‘金钉子’，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地质人。”
童金南：革新地球生物学科发展
童金南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首批考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大学生。在地层古生物学研究领域，童金南像恩师殷鸿福一样，在教书育人和科学探索领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20世纪之初，童金南即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随后带领本校“重大地质突变期生物与环境协同演化”研究团队先后获得教育部创新团队和国家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变化，包括地层古生物学在内的传统基础学科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在殷鸿福院士的指导下，童金南教授领导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相关学科一批中青年学术精英，成功探索并实践了新兴的地球生物学科发展新路，将地层古生物学和地球生物学逐渐发展出了更加丰富的古生物地理学、生态地层学、生物成矿学及生物地质学等一系列分支学科，由此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地球生物学这一全新的学科体系，建成了支撑学科发展的“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建立，标志我国地学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宋海军：开启生物大灭绝研究新思路
80后的宋海军，2003年大一时听了殷鸿福院士为新生们主讲的《普通地质学》课程，并且被课堂上的一句话点醒，他至今都清楚地记得这句话：“地质科学，是开启地球奥秘的钥匙，我们就是要找到这个钥匙。”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宋海军是一个喜欢开锁的人，他希望找到开启地球奥秘的每一把钥匙。
在童金南随后的《古生物学》课程上，宋海军获得了“进阶”。童金南结合自身科研和野外地质考察经历，把看似枯燥的专业课程讲得津津有味，宋海军在课堂上听得如痴如醉。童金南老师经常带着小黑板和粉笔，把课堂开在野外的剖面上，使同学们身临其境。也正是此时，他决意跟随童金南老师学习古生物学。
从大二开始，宋海军开始师从童金南。在童金南教授指导下，他学会了野外采集岩石标本、处理化石薄片、用显微镜观察化石。大四时，宋海军跟随童金南到浙江长兴煤山开展野外地质考察，亲眼看到了殷鸿福院士所钉下的二叠系－三叠系层型剖面的“金钉子”纪念碑，他非常激动，并暗下决心：“那高耸的纪念碑就是我的榜样，让我浑身充满力量，我要在古生物学领域大干一场。”
入门后的宋海军逐渐找到了自己学习地质的节奏，他不仅在野外漫山遍野寻找化石踪迹，还在实验室里，没日没夜观察、分析和研究化石，他用两年的时间，探究了近6000个有孔虫化石标本。2007年，在童金南的指导下，他将关于“有孔虫化石标本”的研究形成了论文成果，凭借《古、中生代之交重大地质转折期有孔虫的灭绝过程》一文，获得当年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特等奖，开始在地学领域崭露头角。
宋海军在后来的博士论文中继续深入研究二叠纪-三叠纪有孔虫的灭绝与复苏，这项研究成果为研究生物大灭绝的原因开辟了新思路，而他所选取的用于数据测量的三个剖面之一——浙江长兴煤山剖面，正是导师的导师殷鸿福院士钉下“金钉子”的地方，也是他立下地学之志的地方。
王奉宇：领跑新时代地层古生物学
地大从本科开始就实行“导师制”，学生可根据兴趣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王奉宇从大二开始，就选定了自己的导师宋海军，选定了腕足动物的研究方向。
宋海军鼓励王奉宇提前涉足科研，并告诉他地质科学研究的战场在野外。这句话，王奉宇牢记在心并且为此付出了实际行动。2015年5月，王奉宇在湖北利川进行地质踏勘时，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大灭绝后早三叠世的腕足动物化石！三个种类！306枚如绿豆般大小的化石标本！这个种属和数量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极其罕见，这批化石将改写该领域现有的地质结论。
腕足动物自古生代寒武纪（距今约5.42亿－4.85亿年前）开始演化，在古生代和中生代的过渡期，即二叠纪-三叠纪地球生物大灭绝（距今约2.5亿年前）时，腕足类有140个属种灭绝。现有学术观点认为腕足类动物在生物大灭绝后迟迟没有实现复苏和重生，但是王奉宇对早三叠世腕足类动物化石的发现动摇了这一观点，为生物大灭绝后腕足类动物化石的研究开辟了新窗口，即腕足类动物在大灭绝后的早期便早已开始迅速复苏。
小小年纪便以撬开地球的古老奥秘。王奉宇将这项重大地质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国际期刊上，受到国内外专家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