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治学路上的三个阶段两次转型
硕士阶段，我在陕西师范大学攻读汉语史专业，师从郭芹纳先生。我的硕士论文是《史记词语疏证》。郭芹纳先生告诉我们，进行词汇研究，要先从词汇的个案考证入手，一个个解剖麻雀、由点到面。虽然我学理出身，但对语言现象还算比较敏感，尤其对训诂学有些心得，我觉得解释一个词类似解答一道数学题，需经求证、溯源、通文、祛惑四环节。求证就是求得正确的解释；溯源就是要追根溯源；通文就是验证，既要揆之本文，也要验之他卷；祛惑就是匡谬补正，这是训诂学的最高境界。
博士阶段，我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从事敦煌文献语言研究，师从郑炳林先
生。博士阶段，我迎来了自己学术研究的第一次转型，从传统语言文字学转向敦煌学。
郑炳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当年先生那辈人立志要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状况。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做了一千多张卡片。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快要吃不消了。当一个人集中精力专注于一件事而达到极限的时候，他是孤独的，但在孤独的环境里，能进行真正创造性的工作，这时也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期！只要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把重复的事情用心做，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专家。学术研究就是要不断消化吸收、融会贯通、精益求精、温故知新，才能推陈出新。
每当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去读读乾嘉学者的成长经历和治学故事。“说文四大家”的段玉裁开始作《说文解字注》时已经四十岁，历时三十二年，才完成了这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巨著。与《说文解字注》相伯仲的是《说文解字
义证》，其作者桂馥和段玉裁同时治《说文》，也花了四十年的时间。王念孙开始整理《广雅疏证》时已四十三岁，他为了保证质量和进度，每日疏证三个字，不许有一日间断，十年而成。
博士阶段我一篇一篇地打磨文章。每一次的修改打磨，看起来也没什么起色，甚至单次的进步都可以忽略不计，但“积跬步”可以“至千里”，慢慢地，我的科研与写作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
博士后阶段，我在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从事西北语言接触研究，导师是曹广顺先生。在此我迎来了自己学术研究的第二次转型，从敦煌文献语言研究转向语言接触研究。
我本科、硕士、博士都在西北就读。博士后阶段，曹广顺老师建议我走出去、走下去，深入到民族地区，考察民族地区的语言状况。于是我选择了语言接触，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研究西北方言，揭示西北方言的历史形成及其演变过程。
西北地区是语言的富矿，语言之间的接触随处可见。甘肃黄河和湟水的交界地带以及青海的部分地区，有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裕固族、土族五个少数民族。这五个少数民族说的是蒙古语。蒙古语和汉语是完全不同的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蒙古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长期共处于一个地区，密切接触，呈现出一系列显著的区域特征，我们将其称作“西北接触方言”。
这一阶段的研究与前两阶段有很大不同，我要学很多新东西：要懂一点少数民族语言，要会田野调查，要学习语言接触理论与研究方法。这次转型十分艰难但也很有收获。
近几年，“西北接触方言”已成为语言研究的热点。我们就地取材，连续多年深入西北民族地区进行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的语言调研。西北民族地区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接触研究，为世界接触语言学提供了汉语方言与其他语言接触的研究个案，验证、完善、修正了现有的语言接触理论。
——夯实基础。其前提是精读经典论著。硕士阶段我阅读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著作，阅读《十三经注疏》，阅读“说文四大家”著作，抄写《说文解字》和各类韵书，做笔记、做卡片……
——广泛涉猎，打通界限。研究生招生方向往往分得很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但我自己在培养学生的时候并不主张分得太细，尤其是博士生眼界要开阔一点。汉语史研究，面要广一点。要重视各类文献资料，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土文献和汉译佛典以及域外资料；要注意语音、语法、词汇之间的关系；要重视上古、中古、近代之间的联系；要把现代汉语方言和汉语史结合起来。学术研究道路很长，画地为牢、作茧自缚不利于今后的发展。古今兼通、中西合璧，才能够在所研究的领域里有所成就。
——不断发掘新材料。有新材料才能发现新问题。王国维先生对王力先生说过一句话：“我原来爱好文学，后来为什么研究古文字和历史呢？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新材料要通过深入调查来获取，新材
料要真实可靠，“无征不信”。
——创新研究方法。传统“两重证据法”强调地上的文献与地下出土文物及文献之间的互证。实际上，在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实践活动中，“两重证据法”早就向“三重证据法”过渡了，这就是地上文献、地下文物及文献、民族学田野调查之间的互释与互证。
民族语言的研究尤其是西北民族语言的研究需要“三把刀”：历史比较语言学、民族社会学和分子人类学。
历史比较语言学是通过语言的谱系树去判断两者之间是亲属关系还是接触关系。
民族社会学要搞清楚操某种语言的人群的来源及其形成问题，如甘肃省东乡县的唐汪镇有唐、汪二姓，他们是汉族，在元明之际先后迁入的。唐姓原籍四川柳树庄，有一部分人接受了伊斯兰教，汪姓徙自山西洪洞县，先居于陇西汪家洞，约明代中期少数汪姓人再迁至唐家川。所以唐、汪二姓的语言底层是汉语，他们的语言体现的是汉语受到了东乡语的影响，并不是东乡语受到汉语的影响。
分子人类学即生命遗传科学。分子人类学往往与语言的分类联系在一起，即根据人们所使用的语言的不同，将他们划分为不同人群来考察。比如关于东乡族的族源众说纷纭，兰州大学遗传学研究所的谢小冬教授等通过血样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东乡族的起源与历史上中亚色目人的迁入有关，而跟属于同一语系语族的蒙古人没有关系。所以，民族语言的研究有时也需要生命科学的佐证。
利用好这“三把刀”，通过三者间互相推求，有些复杂问题的解决就如同拨云见日、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