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去海外实习，挑战不少，收获很大。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17级新闻学（国际新闻与传播方向）几位研究生与我们分享了他们的海外实习故事。
访和2个视频作品给我留下的不仅是文字和影像，还是许许多多采访对象的亲身故事和对欧洲问题的感知了解。
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我们的第一篇自主稿件“比利时气候变化游行”。当天，布鲁塞尔上千名市民自发走上街头，开展第七次气候游行。当我忐忑地走出地铁站，一眼望去全是手工绘制的标语。我们采访了不同年级的学生、带着孩子参加的母亲、古稀之年的退休教授……三个多小时跟随着游行队伍的采访和拍摄，于我而言更像是一场新闻事务的震撼教育，为了拍出一张高质量的全景，我们想尽了办法挤过人群抢占花池高地，也无数次地尝试着捕捉振臂高呼的画面。
西哥城时间比国内晚14个小时，我们的新闻总是会有点滞后。因此我们需要在国内上午 时之前尽量完成所有稿件并传回国内。这也要求拉美地区记者和总分社编辑要对工作更加熟悉、培养更高的新闻敏感度以及多媒体工作熟练度。我在完成一篇稿件的时候，往往需要通过现场视频核实，查阅大量网络资料，有时候甚至直接联系雇员等方式以确保信息的正确和完整。
朱瑛琪：热气腾腾的第一手新闻
2019年，我从北京前往埃及开罗，带着对中东世界的种种疑问，开启了海外实习生活，在新华社中东总分社担任实习记者。
虽然当时埃及政局较为稳定，但中东总分社老师还是在我们报到后就收走了护照。我们被
告知出入要报备，社里还开始实行每晚 点门禁，自诩胆大的我也不敢在夜间单独外出了。
为了让我们更全面地体验驻外记者工作，老师安排我们进行轮岗。我在中东总分社音视频部做了一个半月的视频记者工作，后又轮换至开罗分社担任文字记者。
在音视频部，我和2名中国驻外记者以及2名本地雇员一起工作，日常工作除了协助开罗分社外出采访拍摄外，更多的是在后方处理来自下属20个分社和当地媒体公司UNI的视频稿件，制作适合不同平台的音视频新闻。虽然之前也有过几份媒体实习，但这是我第一次全职担任视频记者。实习过程中，老师们倾囊相授，从针对电视新闻和新媒体短视频的不同文稿要求，到镜头的筛选、剪辑节奏的把握、配乐的选择，再到从未接触过的音频新闻制作。
开罗分社的工作则是在前方冲锋陷阵，采集热气腾腾的第一手新闻。分社有4名中国记者和5名本地雇员，大多数采访都是中埃记者搭档前往。因为外出采访较多，所以有更多机会真听真看真感受，深入了解埃及社会，但工作时间相对不固定，采访常错过饭点，有时需要晚上加班，也有半夜紧急被叫起来写稿的特殊情况。分社前辈说，干新闻工作，态度远比能力重要，态度认真就不愁写不好稿子。核实时间、人名、职务、机构等基本信息，确保信息源准确无误，查阅资料丰富背景介绍……这些都离不开认真细致负责的态度。
薪水零福利，但能够给我出一份合法的实习证明。这样一个以前根本看不上的机遇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之后6个月，我当司机、当代购、当清洁工，咨询室里所有零碎的活儿都被我干了，就是连法律的影子都没见着。接的案子都是由几位律师共同办理，偶尔几次，我开车载着事务所的荷兰律师和华人律师去见客户，明显可以看出，客户更信任白人律师，也更愿意把案子交给白人律师处理。
从那时起，我便知道，自己这条律师的道路不好走。
其实法律这一专业在荷兰已经极度饱和，在本国人的激烈竞争下，我们老外更是没有任何优势。目前在荷兰从事法律的华人，一只手便可以数过来。
荷兰生活成本极高，毕业后每个月我的基本生活费用，把房租、交通、饮食、保险等压到最低，也要至少1400欧元。前五年在荷兰留学，我已经花了父母一百多万人民币，毕业后啃老的每一天对我都是折磨。重压之下，我选择跟随无数同学们，改行！快销、HR、行政等行业和职位都去申请。
疫情下劳动力饱和现实
从2015年到2020年，我一共换了四份工作，做过HR、柜姐、物流监管员和贸易协调员。在荷兰工作：公司前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