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漂”飞速成长的三年
到今年9月，我来到纽约已整整三年。这三年，我以一种超乎寻常的速度在成长。
第一年：踩在刀尖儿上
三年前的9月，到哥伦比亚大学新生报到那天，我穿了一条白色连衣裙和一双裸粉色绑带高跟鞋。我那天从头到脚都是完美的——我有过无数的，关于新学校的幻想，全都应该是这样一个满分的开始，只是我没有想到那双新鞋极其磨脚。我一整天一直在心里默念：我终于体会到了人鱼公主的痛苦——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儿上。而我却仍然微笑着，昂着头。
我在学院举办的晚会上待到晚上10点多才走。到家脱下鞋，我发现两个脚后跟各被磨掉了一块肉，整个鞋底已经被血染得通红。我顾不得疼，竟庆幸只染红了鞋底，别人看不出来。
我给脚后跟上完碘酒，包扎好，拿着湿纸巾试图擦去鞋子上的血迹时，才发现血已浸透了鞋，怎么擦也擦不掉了。我蹲在地上想：为了一个完美的表象，流了满脚的血值得吗？
三年里我搬了几次家，那双再没有穿过的、血迹斑斑的鞋子我却一直留着，提醒着我在海外，有着一个怎样的象征性的开始。
在哥大的学业压力非常大。学校把差不多两年的课程，压缩成了一年四个月。第一个学期有演讲、辩论、写作等课程，对于刚来美国、语言还不过关的我来说真的很苦恼，因为常常跟不上课程进度。我想要门门课拿A，用了很多心思写作业，但语法错误怎么都避免不了。
从第二个学期开始，我几乎每两天都会去一次学校的写作中心（ writing
center）提高写作水平，以至于这里成了我在哥大最有感情的地方。后来老师们都认识了我，会拿着我写的东西说，你真的比原来进步了好多！
在哥大的第一年我经常忙到崩溃，我基本上没休息过——春季学期结束后我在学校打工，然后边实习边上夏季学期的课，同时把毕业论文写完（白天上班，晚上上课，周末写论文）。9月开学后，我又继续边实习边上完了最后的两门课。
第二年：工作狂
在美国的第二年，是我在职业上成长最快的一年。毕业经历了一个文科生在纽约的58次面试后拿到offer，我的抗压和受挫能力好像又都上了一个台阶。
工作的第一年，我像是不知道累似的。
工作劲头很高的原因之一， 是我在各种会议、面试和职场社交活动中见识了数不清的“女性楷模”。我面试过一家非常高大上的传媒咨询公司，它刚刚成立，团队只有十几人，但全部毕业于哈佛斯坦福耶鲁和剑桥那几所大学（去面试时我感觉自己就是个学渣）。
最印象深刻的是终面时我见到的一个姐姐。她在最顶级的咨询公司工作过15年，后来离职去学习了摄影，成了一名专业摄影师，几年后又加入了现在这个团队。她整个人呈现出来的气场和姿态都让人极其舒服，像个心理医生，你一看见她就想和她聊天和她交心。她
一丁点儿架子都没有，笑容又亲切，我完全无法想象她在职场上会是怎样的叱咤风云。
遇见了越来越多职业上的“女性楷模”以后，我逐渐开始想要在事业上有一番作为。
对工作的热忱使得我即使是休假回国，也还是放不下工作。这一年我回国了12天，每天早上我打开手机看到几十封未读邮件，就会一整天都活在时间不够用的焦虑里。我上午在家工作，中午以后赴各种局，轮番见各种朋友，晚上回家后继续工作到12点。比起在纽约上班，回国似乎更辛苦。
回纽约的第一周我一直在加班， 6点多我下班回到家，做饭吃饭，洗碗洗漱后便开始进行亚洲时区的工作，一直到11点半以后。如此的工作强度让我变得好有能量，好有劲头，甚至突然就不再想家了。
入职的时候，我老板说如果想在公关公司里出类拔萃，就一定要做好牺牲个人时间的准备——工作的第一年，果然如此。
第三年：主动成长
在纽约的第三年，我成长得更快了，比起过去在学校或是找工作时是被外界环境推着成长，这一年更多的是我通过内驱力激励自己前进。我总是督促自己思考和探索。
比如这一年我意识到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我不是一个被金钱或成功驱动的人，我更多的是被影响力驱动。我更看重的是影响力，它使我能积极影响到他人。
这一年我开始教公关英文写作课，就很享受这个不断对外输出自己经验和心得的过程。我也很庆幸我坚持写公众号，虽然更新得很慢，但每每看到读者朋友们的来信，我都异常开心和满足。
第二件事是疫情期间在家工作的这大半年使我意识到我非常不喜欢“坐班” 。我发现如果可以自由地支配时间，哪怕工作量变大，我也很快乐。我所在的公关行业，一年内有淡季和旺季。比如七八月会比
较闲，有时到了中午就可以完成一天的工作。这样，如果下午还是要在公司，我就觉得格外痛苦。
意识到这一点后，我觉得我的终极目标一定不是打工，而是拥有自己的事业，或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这样，我可以更加自主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并且更有动力付出。因此这一年我开始为这个“终极目标”做准备，并有意识地多元化自己的发展，比如写作、授课、做广告……
去年，我的许多好朋友相继离开了纽约，这使我一度消沉，觉得孤单。今年我敦促自己敞开心扉，逐渐结识了更多女性好友。
在纽约三年，我眼见着自己从大学室友口中那个“什么都不会，处处需要人照顾的小公主”，活脱脱地长成了一个朋友口中“需要开解和帮忙时第一个想到的人”。
三年后，我越来越相信我在公众号第一篇文章末尾写的话： “如果你能在纽约生存，你就能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生存。”
回纽约的第一周，我一直在加班，6点多我下班回到家，做饭吃饭，洗碗洗漱后便开始进行亚洲时区的工作，一直到11点半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