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北疆、南国“星星远望”

之前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去扶贫去支教？我总也答不上来，慢慢地，走的地方多了，也就渐渐有了自己的理解。这或许不是一个探寻为什么要做的问题，而是为什么不做呢？

老师别哭，吃颗糖吧

记得2017年，我第一次踏上支教的旅途，三天三夜的绿皮火车，从无锡到新疆伊犁巴彦岱镇，那是真的丝毫不感觉疲惫，反而满心激动与欢喜。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新疆，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少数民族的娃娃们，他们见到我们支教老师，一股脑地全拥进了学校。

我带的一个孩子叫乃斯如拉，他最喜欢唱韩红的《天亮了》。有天下午放学，我去他家家访，他住在村子尽头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刚进门，眼前的一幕让我震惊，火炕上躺着年事已高的奶奶，她因为疾病骨骼严重变形。奶奶示意我先进客厅，自己随后就到。

我们走进了一间昏暗的小屋，这不仅是间客厅，也是间卧室。屋里没有灯，阳光透过贴着花纸的玻璃照进房间，奶奶一小步一小步地挪进屋里，坐在我身边。奶奶是地地道道的维吾尔族人，不会讲汉语，只能让乃斯如拉翻译。

奶奶说孩子的父母外出打工，家里有三年级的乃斯如拉和五年级的姐姐。奶奶身体不好，因此洗衣做饭常常是由姐姐一个人承担。奶奶热情好客，她挪动不便的身躯，从房间阴暗的角落里拿出一块糖。可这时的我，眼泪已经忍不住地一直往下流。奶奶见状，一直用维语嘟囔着什么，我听不懂，便赶忙问乃斯如拉，他说：

“我奶奶说，老师你别哭，吃颗糖吧。”

那天下午，我不知道自己在乃斯如拉家坐了多久，只知道自己一直在流泪。回去的路上，我想起他爱听的那首《天亮了》，“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风险……”我才明白，生活给我上了沉重的一课——我本以为自己能带给孩子们很多，可却没想到，孩子们教给我的更多。

贫困？一栋栋崭新的楼

当年支教时亲眼看见的情景一直是我的一道心坎，大四时，我决定放弃保研，参加研究生支教团，重新踏上支教的旅途。这次，我来到了云南芒宽彝族傣族乡，成了芒宽民族中学的一名老师。

在我的印象里，贫困依旧是书里“渴望读书的大眼睛”的小女孩的形象——在大山深处，由于物质条件缺乏，孩子们读不起书，买不起衣服、课本，甚至要在露天的环境中上课。

现实并非如此，当我再次跨越2000

多公里，来到祖国的西南边陲云南芒宽，一栋栋崭新的教学楼映入眼帘。开学第一天，学生穿着崭新的校服，抱着整齐的课本走进教室里。学生们纷纷向我这个“外地人”投来好奇的眼光，我的脑袋里也开始冒出问号——如此完备的资源，到底贫困源于何处呢？

直到一次家访，在开门的一瞬间， 13个孩子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时，我愣住了。据学校里的老教师介绍，就在一年前，四万余名居住在高黎贡山上的傈僳族居民迁到了山下的黎新校区。他们长年聚居山中，从未与外界接触过，突如其来的迁居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和冲击，仿佛直接从刀耕火种一步跨入了现代文明，随之而来的海量信息更让他们应接不暇。在家访中我们了解到，近三分之二学生的父母存在离异或外出打工的情况，由于缺乏信息摄取的合理监督和引导，不少孩子被短视频中的低俗内容吸引。

原来，这里的贫困不是根本物质条件的贫困，而是思想与认知上的贫困。

云端，“星星”

我联合江南大学的几位研支团成员发起“星星远望计划”书信项目，在江南大学与芒宽民族中学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让两地学生结对成为笔友，以互通书信的形式帮助芒宽青少年拓宽视野，帮助他们走出“地理禁锢”，唤醒“心灵宇宙”。

起初，大山里的孩子羞涩腼腆，不好意思和江南大学的志愿者们进行交流。于是，我们便在大学里选出 位志愿者先给孩子们写信，并附赠小礼物作为纪念。没想到，收到信的孩子便立即成了班里的焦点，而最受欢迎的礼物，莫过于食品学院派发的校庆60周年笔记本。慢慢地，愿意沟通交流的孩子越来越多，小笔友从第一期的14个变成了第二期的70多个。

正当我们为这一点突破而内心窃喜时，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我们全部的计划。孩子们未能按时到校上学，最远的一户学生离校相距50公里，而学校的书信志愿者们又遍布全国各地。由此一来，收发信件的工作量翻倍，这可怎么办？

直到有一次，我看到学院发下的通知：“线上云课堂，停课不停学。”我的脑海中突然灵光一现：对啊！疫情虽然阻隔了我们之间的物理距离，但心与心的距离绝不会被阻断。我开始请志愿者给小朋友们“云端通信”，并将原件开学后再交到小朋友的手中。同时，我联合几位同学为孩子们筹办了一场“线上云团课”——做一个闪闪发光的普通人，用一个个普通人的鲜活事例，引导孩子们看到抗疫洪流中平凡而又不凡的力量，帮助孩子找到自己身上那个独一无二的闪光点。

如今，“星星远望计划”已从最初的14人扩展至135人，参与报名人数达300余人，有些校友已经毕业了，也依旧和孩子们保持着书信来往。每次看到孩子们收到来信，激动地从座位上跳起来的样子，我们打心底觉得，这样做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