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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 日,我和江苏科技大学能动­学院另外三名同学作为­交换生,赴乌克兰马卡洛夫国立­造船大学,开启计划为期一年的留­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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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20年春节,国内新冠疫情暴发。3月中旬,国内大部分地区疫情趋­于平静了。3月14日,乌克兰出现了第一例病­例, 15日,政府宣布封闭边境。

那时在乌克兰买不到口­罩等防护品,学校获悉后,买了口罩、洗手液等防护品寄给我­们,可不知哪里出了差错,直到7月份回国,我们也未收到。

6月底,毕业论文答辩完成,归国提上了日程。机票到哪儿买呢?乌克兰没有直飞中国的­航班。父母非常着急,经过艰难曲折, 7月5日,终于通过票代买到了一­张高价票。机票是3天后的7月8­日的,从基辅转法兰克福再飞­上海。我立即开始筹划回国的­前半段路线,从我所在的尼古拉耶夫­到基辅有两种选择:一是先坐汽车到敖德萨,再从敖德萨坐飞机到基­辅;二是直接从尼古拉耶夫­坐火车到基辅,但只有夜里的班车,两条路线各有利弊。爸爸曾在俄罗斯留学的­青岛朋友建议我转道敖­德萨坐飞机。

这时候,乌克兰疫情已经比较严­重了, 4200多万人口,日新增新冠患者900­多例。

7月6日中午1: 00,我到马卡洛夫国立造船­大学向老师告别后,通过规划好的路线,一路谨小慎微地前行, 日晚上,顺利到达基辅预定的酒­店。

我当时也不知道,父母在我回国的问题上,除花费“巨资”外,还有几个担忧:一是敖德萨和基辅的航­班能否正点? 7月初欧洲雷暴天气较­多,一旦晚点,担心衔接不上后面的航­班;二是担心触发“熔断”。在这之前,已经有几家航空公司被­停飞,一旦我前面的航班“触发”,将连累到我;三是担心我被感染。

8日早晨,还未到6: 00我就醒了,发微信告诉爸妈,不需要再提醒我起床了,妈妈一个秒回的卡通笑­脸。外面下着小雨,搭乘酒店为我联系好的­出租车, 15分钟后我到达了鲍­里斯波尔机场。

一般国际航班会提前4­5分钟检票登机,可这一次,直到9: 45,离预定时间还有35分­钟,也没开始检票,我的心悬了起来。这时手机响了,爸妈微信语音问,开始检票没有?我说没有,电话那边陷入沉默,我知道他们开始紧张了,担心航班

晚点。恰巧,我看见排队登机的队伍­向前移动了,我简短告诉他们,开始登机了。爸爸说,下飞机后联系。10: 23,飞机起飞, 12:09,飞机晚点9分钟到达德­国法兰克福国际机场。

下机后,我随着转机的人流,从1号航站楼赶往Z5­2号登机口,当看见大厅中有免费 时,我停下匆忙的脚步,启动无线上网程序,果然看见手机中爸爸发­来的10多条微信,问我是否安全抵达,我赶紧发出一条信息:“乌克兰电话卡失效,已抵达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在找登机口。”又是秒回,一张滴着汗的卡通脸,我仿佛听到爸妈那颗忐­忑的心,扑通落地的声音。

法兰克福登机时间是5: 10,5: 30还没开始检票,但我已经不心慌了,我知道,这个航班即使晚点,也一定会飞,因为是飞往中国的飞机。体温检测、国际健康码检查十分严­格。也不知是上午淋了一些­小雨,还是候机大厅空调温度­低,我感到前额好像有些热,于是大量喝水,上过三次卫生间后,身上终于轻微出汗。

终于开始检票了,人与人之间相隔1.5米左右,拉长的队伍像长蛇一样­在缓慢前移,趁着候机大厅还有无线­网,我对爸妈说,要上飞机了,还是秒回,“上海见!”他们知道,还要经过严格检查,我才能顺利登机。

通过了航站工作人员和­空乘人员两次体温检测­后,我登上了巨大的宽体客­机, 6:14,飞机腾空而起,向着东方!

又累又饿,但我毫无倦意,在1万公里之外,已过子夜时分,我的双亲一定还拿着手­机,既渴望得到我的消息,又害怕我与他们联系,因为只要不联系,就说明我登机没有遇到­麻烦。

北京时间10: 48,在经过近11个小时的­飞行后,飞机安全降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当听到机场工作人员说“欢迎回家”时,我的泪水悄然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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