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毅强中国航天三个20年背后的科技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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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生动诠释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

我在1987年进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当时航天事业还处在最低谷。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历史总共有62年,我经历了其中的31年,正好是一半时间。

从火箭的运力,到空间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现在毫无疑问是航天大国。如果排序,美国是第一梯队,中国、俄罗斯是第二梯队,或者美俄为第一梯队,中国和欧洲为第二梯队,说法不一,但中国肯定在第二梯队。个人认为,中国距离航天强国还有15年左右的差距。

如果将中国航天60年的历史分成3个20年的话, 1978 年之前的20年算是起步,但是那个时代留下了两方面难能可贵的东西。

第一方面是完整的科研生产体系在那个时代建立起来,一院(编者注:即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又叫型号院,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研发都在这个院进行。它的基本构架除了院本部,还有总体部、设计所,也就是火箭各个系统的设计所,还有很多7字头的专业所,比如703所就是材料工艺所,此外还有试验站和对应的厂,和苏联的模式非常一致。

第二方面是钱学森给我们留下了一套航天管理理念,总结起来就是两条:第一条是系统工程,第二条是技术民主,这是一直坚持到现在的。

系统工程的核心首先就是一切服从总体,用俗话来讲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具体体现便是总体设计部,通过这种组织机构的设置,保证航天这样庞大工程的最优化;其次就是所有项目的研制都要有严格严谨的研制程序,就是指在做一个重大项目时要分哪几个阶段。1963年钱老就在东风3号导弹研制时提出制定了严密的研制程序,钱老尤其提出要进行充分的地面试验。

钱老留给我们的第二条理念就是技术民主,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比苏联强。比如近几年俄罗斯的航天事业一直在遭遇挫折,除去经济低迷、人才缺失等原因,最大的问题出在管理上,靠设计人员无限的负责,带来的问题就是极端的不 稳定,出现了很多低层次的问题,比如火箭的速率陀螺装反了,这对我们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不是靠一套严密的体系文件和作业文件来考核,而是靠人。

从1978 年到1999年这20多年,中国航天走过了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文革”结束后科技事业焕发了青春,特别是从1978 年到90年代初的十几年是收获的季节,比如第一颗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向太平洋发射洲际运载火箭、水下发射巨浪一号导弹这几项任务。

但是从90年代初到1999年,却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那时我们出现了很多次的失利,于是就开始反思其中的原因。

当时我们在反思时用了一个通俗的说法“:旧的丢了,新的没学会。”什么叫“旧的丢了”?就是过去靠搞大会战、靠阶级斗争。那时一院的主力是1960 年到1965年的大学生,他们学会了苏联的那套东西,靠人的极端负责来干事,到90年代正好是退休的时候。而"文革”十年没有大学生,也就意味着航天十年没有进过新的学生,有整整十年的断层。

随着这批人的退休,老的苏联的那套东西没有了,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依靠体系来管理的方式我们还没能学会,这造成当时多次失败。因此我认为当时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的一套质量管理体系。

比如那个时候我们讲得最多的就是技术归零——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

首先对问题的定位要清楚。其他工业领域在出现问题后首先想到的是更换,比如一个灯泡坏了,会换掉它,但是很少深究它为什么坏掉?航天本身是高风险行业,特别对运载火箭来讲,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不存在更换的可能,所以定位必须要准确。其次是机理要清楚,也就是为什么会出问题?再一个就是问题复现,找到问题后还要将其复现。然后还要有措施,进行验证。最后是举一反三。

此外,我们当时还有一个理念:所有的技术问题背后都有深层次的管理问题。比如有一次在西昌发射场靠人抬一个关键的部件时把部件摔坏了。这是个严重的事故,但如果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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