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过理顺价格来深化改革是行不通的

薛暮桥

China Economic Weekly - - Special Report 特别报道 -

谈到中国的价格改革,让我们想到了一位已经过世的老人,中国经济学界泰斗级的人物薛暮桥(1904—2005年),正是这位老人,当年以知识分子独立高洁的品质,孤言挺理,从而纠正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走过的一段弯路。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日子里,我们翻开薛老的回忆录,回看那段历史,不只是为了纪念改革的前辈们,更为了提醒:成功的改革是冷静、理性、有次序递进的结果,而不是头脑发热的产物。

1988年,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个年头。前期改革开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成为制约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的障碍,突出表现在:通货膨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经济秩序混乱,价格双轨制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在《薛暮桥回忆录》一书中,曾对“价格闯关”前后经济工作领域相关各方的争论与思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录。

理顺价格还是绕过价格改革?

据薛暮桥回忆,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就开始出现投资过热、通货膨 加剧的情况,物价自然难以稳定。其间,有经济学家数次向国务院决策人建议,指出经济发展中的险情,要求加强宏观控制,坚决制止通货膨 。“但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仍然听不进去,害怕增长速度下降。1987年4月一次会上,他发脾气,指责有人把经济形势描写得‘险象环生’、说成‘大事不好’、存在‘惊慌失措和悲观情绪’

他批评关于要创造宽松环境以利于改革的主张,认为这是幻想,‘等待出现宽松环境才改革是不现实的,不改革怎么会出现宽松环境呢?’他强调现在深化改革就是要调动企业 积极性,‘要加强企业体制改革’。”

“当时,我们在深化改革的问题上存在两种选择。一种是坚决制止通货膨 、遏止物价猛涨并努力理顺价格,从而使各项改革包括企业体制改革能顺利进行;另一种是漠视通货膨 ,看到理顺价格的困难,试图绕过价格改革,用推广企业上缴税利包干的办法,保持高速增长。1987年开始普遍推行多种形式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一年时间内,承包制推广到80%左右的工商企业。”

薛暮桥是主张第一种选择的。他认为,如果不理顺价格,企业改革这一大方向是不可能实现的;试图绕过理顺价格来深化改革是行不通的。据他回忆,和他持相同观点的经济学家还有刘国光(编者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马宾(编者注: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等)等;而主张第二种选择的经济工作者则认为,通货膨 不会引起物价上涨“,宣称货币发行政策第一是要促使生产上升,其次才是稳定物价。甚‘至通货膨 有益论’等也纷纷出炉。”

据薛暮桥回忆,当时,新华社的一位记者写了一篇内参,主张放弃宏观调控政策,受到赵紫阳的赞赏。这篇文章,先在内部刊登,后在报纸上广为宣传。“那时,他(赵紫阳)一面讳言通货膨 ,一面又企图放开步伐进行物价改革。”

制止通货膨胀才是釜底抽薪

1988 年6月,国家计委邀请经济专家参加座谈会,主题就是物价问题。座谈会上,薛暮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几次稳定物价的经验谈起,又一次提出上述意见。“我说,稳定

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等职,2005年病逝。 物价的根本办法,是停止通货膨 和逐渐消化过去几年积存下来的‘隐蔽性的通货膨 ’。”薛暮桥指出,用增加财政补贴来稳定物价,则被迫增发货币,是“火上浇油”;用行政办法强行限价,会使物价体系更加扭曲,非常不利于经济机制的改革,而且无法保持经济情况的稳定,是“扬汤止沸”;唯一正确的办法,是控制货币流通数量,即制止通货膨 ,这才是“釜底抽薪”。

“我建议用3年时间压缩基本建设投资,不惜因此而使工业增长幅度降到10%,甚至8%,这仍然是世界上少有的高速度。与此同时,把每年的货币增发量降低到100亿元以下,用3年时间来消化积存下来的‘隐蔽性的通货膨 ’,使我们有可能放手进行价格的结构性调整,逐步做到把大部分价格放开,让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从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为今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铺平道路。”

随后,薛暮桥的这次发言,发表在1998 年6月30日的《光明日报》上。

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绕过经济环境治理而加速物价和工资改革的方案。据薛暮桥回忆,他的相关意见“和当时决策思想的意见不同,有的同志对我很不满意。但是这年夏季去烟台休假和调查时,陆定一同志(编者注: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中顾委常委等)来看我,对这篇文章予以高度赞扬,还有宋季文同志(编者注:曾任上海市副市长、轻工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等也表示支持”。 下推动的“价格闯关”,导致全国性的挤提储蓄存款和抢购商品风潮,引发严峻的社会问题。“这年8月,加快进行物价改革的消息刚在报上透露出来,就在许多城市发生向银行强提存款、向商店抢购商品的危急现象。”

面对这一形势,党中央迅速制定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1988 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批准通过了中央工作会议作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经过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顿,过旺的社会需求得到控制,相当多的商品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我国经济形势发生较大变化。

薛暮桥表示,这是由“超高速”转而治理整顿,实际上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5年完成调整任务以后,后5年又宏观失控,被迫再来一次新的调整“。如果早3年加紧宏观调控,这次大调整是可以避免的,现在问题累积起来,只能用几年时间来治理整顿。”

“1988年12月1日,赵紫阳找我、刘国光和吴敬琏去谈话,表示接受我们对他的批评。说最近一年犯了通货膨 的失误。我说不是一年,至少已有3年。国光和敬琏也谈了自己的意见。

但已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使改革走了一段不必要的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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