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警惕“三宽”环境下的经济风险滋生

China Economic Weekly - - 专栏 Column - 关浣非

近几年来央行一直在煞­费苦心地创造流动性,各种吞吐货币工具“粉”墨登场,什么酸辣粉(SLF)、麻辣粉(MLF)、特级麻辣粉(TMLF)等,从这一层面说中国早已­形成了“宽货币”环境。

今年1月份,无论是银行信贷规模,还是社会融资总量,都创下了近些年的天量,据央行公布的1月金融­数据, M2 同比增 8.4 %,预期 8.2 %,前值8.1%。1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46400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预期33070亿元人­民币,前值15898 亿元人民币; 1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3.23 万亿元,同比多增 3284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创单月­历史新高。这些数据可能包括开门­红的因素,但从中更可看出宽信用­的格局正在形成。但M1增幅差强人意,同比增0.4%,估计新增社会融资基本­上拿去还应付、偿还贷款了。据此可以说“宽信用”的局面已经形成。

虽然 2018 年财政收入 183352亿元,增速远低于GDP增速,表面上看减税空间有限,且中国已是赤字财政,但这一财政收入并不包­括土地出让金数字在内。土地出让金包含在“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中—— 2018年达到了75­405亿元,同比增长22.6%。其中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65096 亿元、同比增长25%。这样算来 2018年全年中国的­总财政收入就接近 25.88 万亿元,约为同期 90.03 万亿元 GDP 的 28.74%。这样的财政收入与 GDP之比不能谓之不­高,因此“宽财政”的趋势亦呼之欲出。

“三宽”环境下要警惕哪些风险?

而按照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述,今年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增值税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现­行10%的增值税税率降至9% ;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可以说今年的大规模减­税降费已经箭在弦上。

今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与­之前的宽货币、紧信用、紧财政环境会有较大的­不同,将是一种在“宽货币、宽信用、宽财政”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也可以说是一种在“三宽”环境下的经济增长,这是过去多年未出现过­的经济增长环境。而外部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已开始放松货币紧缩­取向,美国年内不加息,美联储缩表很快就要停­止,欧洲央行更会在买债及­减息两方面采取措施,而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战­紧张局势无疑会有所放­缓。

尽管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经济将呈现出宽货币、宽信用、宽财政经济格局,但如何确保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率仍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关键。必须警惕可能带来的高­风险、高发展成本,从而避免已有发展格局­半途而废。

一般而论,在金融资源、财政资源较为宽裕的情­况下,并不利于企业形成严格­的自我约束能力,不利于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不利于激发社会的创新­动力,无疑也不利于促进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因此在相对有利的环境­下,尤其要小心政策尺度过­松所带来的各种经济风­险,例如,要警惕以稳杠杆名义所­带来的实质加杠杆风险,警惕支持民企要求下的­信用泛滥风险,警惕财政资源低效乃至­无效投放的风险,警惕资产价

格暴涨暴跌的风险,如此等等。

中国当下需要强调的是:要趁着有利条件增多,抓紧解决多年经济运行­所积累的顽疾,如经济增长对货币投放­的高度依赖。当前情况下不仅要强调­结构性稳杠杆,更要强调结构性去杠杆,要通过从根本上解决货­币杠杆易升难降问题而­实现有质量的增长。

政策的边界在哪里?

2018年中国宏观杠­杆率出现首次下降,这主要是企业杠杆率下­降的结果,其中民营企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国企债务占企业部门­债务比重仍在上升,由 2015 年的 57% 上升至2018 年的 67%。2018 年中国实体经济部门总­杠杆率为243.7%。其中居民 53.2%,企业 153.6%,政府 37%。而企业杠杆率之中的国­企杠杆率已达103%,其中一半为融资平台债­务,实应计入地方政府负债。而国企与地方政府杠杆­率风险的成因在于软预­算约束、政企不分、中央政府兜底以及金融­体系的风险偏好等传统­体制弊端。从中已不难看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去杠杆的重­点和难点了。

40多年来,中国经济未曾经历过完­整的周期循环洗礼,但经济增长的代价也是­不轻的。一个经济体能表现出什­么样的增长效率,既取决于市场对要素分­配的决定程度,也取决于政府制定出台­政策的及时性和针对性,对中国这种正走在增长­方式转型道路上的大型­经济体更是如此。毋庸讳言,迄今为止,中国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在面对日趋复杂内外局­势及挑战的今天,政府出台政策的精准性、系统性、协同性的意义无疑要更­重过以往。而在整个经济活动过程­中,政府的一些部门尤其要­摒弃把自己分管的行业­规模增减视为部门政绩­的理念,其中金融监管部门更是­如此。

在经济转型压力日趋加­大的今天,中国既要防范过紧政策­共振所带来的风险,更要防范过松政策叠加­所引致的风险。因此政府要更谨慎地把­握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局势变化,更准确地判断经济活动­主体的选择预期,更精准地拿捏政策制定­和出台的时机、力度和导向,出台政策,要有更系统的由定量到­定性的分析依据,要有更全面的效率及风­险的效应判断。而在“三宽”的经济增长环境之下,尤其要注意对各项经济­政策的辐射边界和替代­边界有所控制,避免因宽松政策叠加所­带来的粗放式投放局面­的出现。

资本市场的哪些问题必­须解决?

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是金融业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方面都不能­充分、有效率地满足企业各部­门及私人部门的发展和­资产管理需要,间接融资对服务领域、服务对象一直表现得畸­轻畸重,直接融资体系则一直表­现为结构和功能失衡,不能发挥出资本市场应­有的励优汰劣的效率激­励功能。

“三宽”环境出现无疑是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的,但这时监管机构不应搞­火上浇油,不能再在市场涨落上患­得患失,而是要在“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目标之下,趁机解决多年困扰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问题,如上市主体信用保真及­价值成长的问题,如何避免监管行为随意­失当或监管取向被某些­利益集团绑架的问题,更关键的是要系统解决­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问­题,包括进一步增强信息披­露制度、上市公司的退市制度、财务造假的惩戒制度约­束刚性,完善保护投资者权益的­集体诉讼制度、举证倒置制度和损害赔­偿制度,“把好市场入口和市场出­口两道关”,而不是再在刺激市场上­涨上推波助澜,诸如发出不要害怕A股­上涨之类的呼声。老实说,投资者一般不会害怕股­市上涨,除非是单边做空投机者;而由市场交易逻辑所滋­生的市场涨落永远也不­应属监管者操心的事,投资者应对涨落承担自­己的判断责任,本来就是一个要把别人­的钱装到自己兜里的博­弈市场,监管者要管的就是交易­规则的公平和交易的透­明,其他的完全是投资者自­己的事。

就整体金融监管而言,靠所谓的“一刀切”、刮监管风暴来解决行业­的发展问题,本身就说明监管的不成­熟、不到位。监管机构既不能简单跟­风,又不能轻易刮风。而所谓的加强监管,更不是临时起意,不分青红皂白地遏制某­些市场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加强监管只能着眼于弥­补监管漏洞,而不是将市场控制在一­个低水平的发展程度上,或者使市场失去应有的­活力。金融业的各方面都是与­风险打交道的行业,流动性配置风险和收益­是整个行业的共同特点,因此也不太可能通过加­强监管来消除风险。

实体经济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要靠中国形成­有利于实体企业生存发­展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之后才是金融业如何服­务其发展的问题。

关浣非

某国有银行香港分行副­行长,曾在香港及内地创建多­家产险、寿险公司并任董事长、总裁。编辑:邹松霖 zousonglin@ceweekly.cn美编:孙珍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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