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 增长与结构变革

China Economist - - Articles - 张平 楠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摘要: 1978~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也重塑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格局。40年间,中国成功地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转变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制造国,又从工业化迈入到城市化。2018年中国城市化率预计将达到60%,已经成为以城市经济为主体的现代化国家。2018年中国人均GDP预计将达到9000美元,再过5~8年或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全面小康后的富裕经济阶段。中国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努力完成“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关键词:增长转型;高质量发展;结构服务化;效率模式重塑

JEL分类号: N15, N65, O14

DOI: 1 0.19602/j .chi­nae­conomist.2018.01.06

一、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国际比较

中国经济40年增长的经验事实是持续高速增长,并通过高速增长带动了世界经济,重塑了世界经济格局,2016年中国支撑了全球经济增长的41%的贡献,国内经济从高波动、高增长走向了低波动、中高速增长的成熟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保持了近10%的增速,1978~ 2002年,前25年G D P平均增长率为9.7%,期间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探索期,1978~ 1984年的“拨乱反正”和农村土地承包制,1985~ 1988年的乡镇企业带动期,1989~ 1991年的经济调整期。1991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迎来了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新历史时期,1994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期间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冲击,中国同年12月11日成为WTO成员。

中国1978年以来的25年增长,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从探索到成熟,中国坚定而又自信地走向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绩深入人心。2003年中国经济开始从工业化、对外开放的新起点向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转变,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0%,中国经济从农业人口占优的农业国转变为以城市人口占优的现代经济体。2012年服务业超过工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国经济结构服务化进程开启,中国经济增长逐步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2003~ 2018年预计增长仍能保持9%的增长速度。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从各个阶段上看均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领头羊。

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经济增速超过发达国家一倍以上,比新兴东亚国家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等高出30%以上(见表1)。图1反映了中国与世界各大经济体增长规模的比较,从总量看中国超过美国仍需时日,但中国经济增长的斜率远高于美国,始终保持着世界经济总量前三的地位,而且具备超越美国的趋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并遥遥领先,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后来的赶超者印度与中国的差距较大,2015年后其增长速度正在超过中国,但印度当前仍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而中国正逐步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二)中国崛起重塑世界经济新格局

从世界经济格局看,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国G D P占全球G D P的比重始终在5%以内,而人口却高过1/5,人均G D P不到全世界平均值的1/4,而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更是不到1%,属于贫困的、封闭的发展中人口大国。改革开放近40年后,中国人口占全球的比重下降到18.82%,占世界的比重从4.9%提升到了14.84%,与之相应的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的13.2%,人均G D P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开放的中等收入国家,正在完成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迈进。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增长已经重塑了世界格局。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G D P中的份额超过了发达经济体,在GDP新增量中,中国贡献超过了30%,金砖国家贡献了60%,全球经济呈现出新的增长格局。

中国经济的崛起始于1978年,中国通过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调整,加快了经济增长速度,使中国经济能

够保持稳定、持续、快速增长,自此中国整体发展转变为谨慎务实的改革主义。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的新经济政策是依据中国发展实际提出并践行的,与苏联的“转型”策略大相径庭,而中国和苏联改革时期的增长表现也印证了中国依据本土特征践行的发展策略更易实现增长的平稳过渡和发展。依据世界银行W D I数据库计算,1978~ 2016年近40年间,中国G D P(以2010年不变美元衡量)增长超过30倍,劳动生产率增长近20倍,人均实际收入增长超过20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归因于效率的提升。农业方面,农民通过获得生产自主权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工业方面,由于高额个人储蓄和外商直接投资,使中国聚集了大量的物质资本,极大地推动了工业发展和工业规模扩张。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开放了对外贸易,并带动了外贸的发展。这些变化都使中国经济中市场的力量逐渐增强,更容易适应和参与外部竞争,增强了

自身的增长韧性。

(三)中国经济从高波动、高增长向低波动、中高速增长的成熟经济转变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前25年基本情况是高速增长伴随高波动,经济增长起伏波动大,而且通货膨胀是1997年以前最主要的调控目标,1985年通货膨胀率为9.3%、1988年为18.8%、1989年为18%、1993年为14.7%、1994年为24%、1995年为17.1%,1997年进入平稳状态,而后1999年到2001年进入通货紧缩,价格起伏很大。后15年中仅有两年价格突破5%,而且没有出现通货紧缩。用波动方差(各年的数值与均值差的平方)衡量前20年物价波动比后20年波动大十倍。从增长波动看,前20年经济增长波幅大,1984年经济增长超过15%,1989年、1990年回落到4%左右,经济大起大落,并伴随着通货膨胀,通过增长的波动方差衡量,前20年比后20年增长波动大2.55倍,后20年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波幅收敛趋向。2012年后经济增长明显低于原有的8%的调控均值轨迹,增长速度从7.8%持续下滑。中共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意味着政府对增速回落的容忍度在不断提高。预计2018年经济增长将维持在6.5%左右,中国经济从8%~ 10%的高速增长区间回落到了6%~ 8%的中高速增长区间。

中国经济稳定性的加强,直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市场体系的建立,微观主体理性选择和自我风险约束加强;二是成熟的宏观管理体系得以建立,宏观管理的经验加强,更能驾驭复杂的经济局面;三是改革进入深化阶段,体制改革对经济冲击程度下降。如1988年价格闯关,1998年后的国企改革,都属于对经济体系震动加大,而现有的改革秉承了“渐进式”改革的思路,越来越成熟,而且逐步进入法制的轨道,因此改革冲击相对

较小。中国经济成熟度不断提高降低了波动,但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外部冲击的影响会加大,这是中国未来发展需要特别关注和防范的外部冲击带来的波动风险。

(四)文献梳理

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很多学者对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核算问题进行了研究(Ren,1995;Wang & Yao,2001;Young,2003;Holz,2006; Zheng,Big­sten & Hu,2006; Bos­worth & Collins,2008;Perkins & Rawski,2008;Holz,2013a,2013b)。Young(2003)研究指出,改革前20年(1978~ 1998年)间,中国非农部门T F P增长是温和的,而劳动力深化包括劳动力从农业部门的向非农业部门的流动是人均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的主要驱动力。直至20世纪90年代,储蓄和投资的快速增长才使人们关注到资本深化对中国增长的贡献。随后,一些学者进一步关注于中国部门间的增长核算问题,研究了部门TFP和部门间资源配置对增长的贡献。如,Brandt 等(2008)、Brandt和Zhu(2010)、Dekle & 和Van­den­broucke(2010,2012)等文献尝试对中国1978年之后的结构转型和部门核算进行定量分析。Brandt和Zhu(2010)基于三部门动态模型,以考察中国经济的源泉。其研究发现,农业劳动力再配置和资本深化对增长的影响较小,仅在非农部门中的非国有经济部分能有效提升T F P,成为驱动增长的核心动力。中国资本错配现象也较为严重,国有经济部分吸收着超过半数的固定投资,资本配置的改善将会在极大程度上拉动增长。Brandt 等(2013)进一步对中国经济的空间和部门要素楔子进行研究。另有一些学者对中国经济的改革效率进行了讨论。Song等(2011)构造了包含中国经济转型特征的增长模型,包括高增长、资本持续回报、制造业部门再配置以及大额贸易盈余等,以考察中国的金融摩擦和融资效率问题。Chere­mukhin 等(2015)通过一个两部门增长模型,对中国1953~ 2012年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问题进行了探讨。其试图通过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对改革前(1953~ 1978年)和改革后(1978年至今)两个阶段进行系统讨论。其以改革前增长阶段为基准来对1978年改革之后的增长效率进行评估,其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后的G D P增长率比如果沿用改革前的增长政策和模式高出了4.2个百分点,同时,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也减少了23.9%。

关于中国当前所处的中等偏高收入阶段,一些学者对中国可能面临的增长路径进行了分析。如, Eichen­green 等(2012)以中国是否会经历增长减缓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为研究出发点,围绕快速增长经济体何时或在何种条件下会出现增长减缓展开研究。其研究发现,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增长减缓较容易发生在以2005年不变美元衡量的人均收入达到17000美元时,并且预计中国在2015年不久之后即将达到这一水平。同时,从国家的增长特征判断,增长减缓较容易出现在维持实际汇率低估的国家,同时,较高的老龄人口依存率以及高投资率等特征也较容易使得经济体面临增长减缓。Eichen­green 等(2014)进一步研究表明,增长减缓并非只出现在单一时点上,而是在10000~ 11000和15000~ 16000两个收入区间内发生减缓的可能性均较大,多数快速增长经济体在向高收入阶段跨越过程中都曾经历过两次增长减缓过程。同时指出,较少出现增长减缓国家的主要特征为: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较高、高技能产品出口份额较大等。也就是说,快速增长经济体在发展到较高阶段时,需要重视高质量的技能劳动或人力资本,以及向更高级的价值链攀升,形成高附加值的经济发展形态,这样才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A D B(2012)也强调,正是由于中

国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滞后,才使得经济始终是以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为主导,而人力资本对转变当前增长模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内学者就中国经济增长问题也进行了详尽的讨论。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从2012年开始关注中国工业化结构性加速和服务化结构性减速问题,提出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结构变革方向是一个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如果结构性变革导致低效率,降低了全要素贡献就会出现经济结构性减速,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对中国结构性减速和效率冲击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讨论(课题组,2013,2014)。张斌(2015)通过国际比较提出了中国经济结构服务化的转变。袁富华等(2016)重点就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可能面临的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展开研究。实际上一国结构性扭曲是导致外部和内部不稳定的根本因素,因此结构性转变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些学者就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展开详细讨论。如从风险防范角度,姚枝仲(2015)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风险是要防范货币、债务和银行危机。张平(2015)指出,中国经济转型的根本是改革政府的干预性体制并防范外部金融冲击,从而激发创新活力,促进经济平稳发展。从增长动力和稳定增长角度,张德荣(2013)发现,制度和原创技术进步对中等收入国家尤为重要;李猛(2013)指出,中国经济减速90%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10%缘于资本积累不足。李静等(2015)分析了经济减速与稳定的因素,认为自主创新、人力资本具有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靳涛和陶新宇(2015)分别从生产要素、结构因素和体制因素三个方面对中国经济不同阶段的增长动力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

中国当前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创新和效率对突破增长陷阱的重要性。蔡昉(2011,2013)强调,中国经济面临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古典增长阶段的转变,最重要的是要突破人口红利消失和“刘易斯拐点”到来造成的增长瓶颈,应借助政策调整重新配置资源,着力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提高效率,实现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发展模式转变。其他一些学者也着重强调了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姚洋,2013;巫和懋等,2014;张林秀等,2014)。姚树洁等(2015)认为,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我国面临着企业博而不精、科研活动述而不作和传统产业大而不强等问题。课题组(2015)则是突出强调新要素供给对中国突破增长减速的重要影响。研究指出,在物质资本驱动增长动力减弱的背景下,以知识部门为代表的新要素供给是实现增长跨越的关键。袁富华等(2016)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表明,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阶段,就应顺应服务业要素化趋势,协调工业与服务业发展,通过制度改革推进以知识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积累为核心的效率模式重塑过程。

二、增长阶段的跨越与体制转型

1 2 1978年中国人均收入 仅为200美元,依据世界银行2015年最新给出的增长阶段划分标准 ,1978年中国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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