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挑战

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中国企业要继续走向国际市场，实现全球经营和配置，但是，目前中国对外投资的国际背景正发生实质性变化

进 入21世纪以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显著加快，对外投资规模快速增加。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首次高于引进外资规模。2016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当年对外投资规模达1830亿美元。对外投资规模的显著增长不仅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相对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有利的国际背景。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也要求中国企业继续走向国际市场，实现全球经营和配置。但是，目前中国对外投资的国际背景正发生实质性变化。

国际环境愈加复杂

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普遍放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速下滑，有些经济体甚至经历了持续的负增长。2016年底至2018年初，全球经济出现了一轮同步复苏。总的来看，这轮复苏最大的特点是同步性，动力并不强劲，且基本到了复苏顶点。除美国以外，欧元区、日本、澳大利亚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都出现了下行趋势。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增量贡献国，正经历结构调整和增速换挡期。这些因素都导致全球经济总需求放缓，企业的市场扩张思路将从增量发展走向存量博弈。

其二，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2016年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美国主动挑起同欧盟、日本、中国、加拿大在内多个国家间的贸易争端。与此同时，民粹主义也有所抬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出现了迎合民粹主 义的政党上台。贸易保护主义叠加民粹主义不仅会增加未来企业走出去的难度，对现有的对外投资项目也会造成一定的冲击。

其三，未来新兴经济体衰退风险增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新兴经济体表现抢眼，随后进入了深度调整期。在2016年底以来的全球复苏中，新兴经济体表现良好，但对这些经济体的实际经济状态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2017年，国际市场普遍看好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五国，并称之为VISTA。2018年以来，市场对这些经济体的发展预期被证伪，上述经济体的货币普遍出现快速贬值。目前，货币危机尚没有引发普遍的金融危机，但下一步这些经济体出现衰退的风险越来越大。从历史经验来看，相关国家会通过不断提升利率应对贬值压力，这会带来国内需求急剧下滑，最终引发经济衰退。

其四，地缘政治形势愈加复杂多变。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冲突越来越频繁，且出现冲突的地区和议题开始多样化。中东地区一直是地缘政治冲突的焦点，但主要是中东地区相关国家之间的摩擦和分歧。本次美国一意孤行主动退出伊朗协议却成为中东地区地缘政治问题的引爆点。欧洲企业对美国的做法表

示强烈不满，但都被迫撤出在伊朗的投资以避免来自美国的制裁。与此同时，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问题也远超预期。中亚地区与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微妙，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等地区都出现了与中印关系相关的地缘政治问题，马来西亚新一届总理马哈蒂尔上台后更是对外资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些情况大大增加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时面临的不确定性。

新时代的新挑战

首先，发达国家的整体进入门槛普遍抬升。近年来，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不断加强对外资的审查力度，实质上提高了相关国家外商投资的进入门槛。2016年，德国议会通过一项法律，投资者持股达到25%时，需要对交易进行国家安全审查。2017年，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集体呼吁欧洲范围内建立对外国收购加大审查力度的机制，同年9月，欧盟委员会以安全与公共秩序为基础，通过了建立对进入欧盟的外国直接投资（F D I）审查框架的条例草案。该草案一旦正式生效，进入欧盟的重大F D I将受到严格的审查和批准流程的限制。特别是其中关于F D I的定义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用规模或实际控制权定义的直接投资，而且还包括能够有效参与公司经济活动的管理或者控制的投资。2018年8月，美国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该法案赋予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更大范围的审查权力，许多此前不在该委员会审查范围的投资项目（如不涉及美国业务的非控制权投资、房地产收购以及不属于传统并购类型的投资交易）如今都囊括在了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审查范围之内。

理论上讲，发达国家提高外资进入门槛应该遵循无差别和非歧视原则，即不针对单个国家，但在实际操作中，来自中国企业的投资或并购往往成为被审查的重点对象。早在2015年，美国就以飞利浦在美国有巨大影响力为由拒绝了来自中国公司对飞利浦子部门的并购申请。同年，中国国家电网在竞标澳大利亚最大电力公司A u s g r i d时遭到拒绝，原因是可能威胁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2018年蚂蚁金服对美国MoneyGram的收购申请也被禁止，理由是保护美国公民的信息数据。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将进一步加强对来自中国投资项目的审查。根据美国荣鼎咨询公司的数据， 2018年上半年中企在美完成的收购和绿地投资仅为18亿美元，同比下降92%，为7年来最低；新宣布的交易也大幅减少。如果包括剥离资产，2018年中国在美国投资累计为负值。

其次，投资运营阶段的非经济类风险显著增加。过去，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风险往往集中于财务风险、市场风险、汇率风险等经济类风险，且并购失败往往以要约阶段出现问题为主，即事前风险。我们基于美国传统基金会统计的中国对外投资项目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项目的大 多在要约阶段甚至更早就出现问题，其中在澳大利亚和美国遇到的问题占比最高。此外，企业自身的财务管理能力的不足也会给海外投资造成影响，并最终影响到项目的绩效。这些风险虽然比较普遍，却能够利用相关金融工具加以管理。不仅是经济风险，国际金融市场上甚至出现了对冲政治风险的金融衍生品，中石油等大型国内企业已经尝试使用相关产品来对冲投资风险。

近年来，全球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开始抬头，非经济类风险成为阻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关键制约因素。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在运营阶段遇到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在新兴经济体的投资项目，且大多数以非传统经济风险的形式呈现出来。2010年，中国铁建在波兰的高速公路项目就因为没能提前处理当地环保组织对野生动物保护的诉求而遭遇工期延长，后期还因此增加预算。2012年，中国企业在缅甸投资的莱比塘铜矿项目屡次遭到地方非政府组织（NG O）和宗教势力的干预。时至今日，该项目虽然已经正式进入运营阶段，但在当地仍然纷争不断，持续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部分在非洲地区的投资项目也经常遇到来自当地政府、社区和NG O的诘难，许多项目因此被迫停止建设。

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会加剧这类风险的爆发。2017年以来，由于中国同部分东南亚国家就南海问题尚存在争议，在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因此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指责和攻击。与之相似，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家处于中印两国地缘政治的焦点地带，中印两国关系的变化会对当地局势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许多已经完成要约甚至进入经营阶段的中国投资项目。2018年5月，马哈蒂尔重新在马来西亚执政后，几乎所有在马来西亚的外国投资都受到重新审查，中国投资亦因此受到了实质性冲击。

最后，维护国内金融稳定的举措间接增加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难度。2015年至今，中国金融领域问题频发，资本外逃和金融杠杆过高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的金融稳定。许多企业通过并购海外敏感资产，如房地产、体育、娱乐等实现大规模资本转移，在无形中消耗了中国的外汇储备资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余永定博士与肖立晟博士的研究，2011年至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净资本输出规模达1.28万亿美元，而这部分流出的资本并没有转化为相应资产。为此，中国政府采取多项措施遏制非法资本外逃，并在金融领域大力推进去杠杆。虽然这些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也增加了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获取资金的难度和资金成本，间接提高了企业走出去的难度。

新思路助力中国企业化挑战为机遇

第一，培育国际化思维，积极对接国际标准。能够走出去

的企业大多已经在国内获得了成功，但这种成功有时反而会成为企业走出去的障碍，因为这些企业的成功往往根植于具有国内特色的经营思维。正是这种过于强调国内特色的经营理念，让许多走出去企业在进入其他国家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时遇到了困难，在面对日趋严格的投资审查时无法作出适当调整。因此，走出去企业要更多从全球视角理解所处行业的经营理念和特色，尽快培育起国际化思维。积极对接国际标准，以成熟的投资理念和模式进入国外市场。此外，走出去企业应善于从产业链的高度思考对外投资，以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为目的，拓展对外投资的宽度和广度，减少对单一行业、单一企业的过度依赖。

第二，以获取合法性（le g i t i m a c y）为目标，全面提升对外投资项目的后期运营水平。简单来说，合法性就是企业得以存在的理由，这种理由往往要他人给予，且具有比较强的主观性。在对外投资领域，外来企业的合法性主要由东道国的政府、居民、员工、本地供应商等相关主体赋予，因此也被称为 本土合法性（local legitimacy）。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可能面临政治风险、社区抵抗、N G O质疑、劳动问题等，合法性的获得有助于跨国公司克服外来者身份从而避免潜在风险的发生。例如，跨国公司可以通过雇佣更多本地员工，与政府和NG O建立良好关系，进行社区建设等来获得本地合法性。

第三，在符合现有监管框架的基础上扩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模式。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融资模式大多是内保外贷，外汇来源往往是境内商业银行，实际上是在使用中国的外汇储备。新形势下，中国走出去企业应合理规划对外投资的融资方式，更多借助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金融机构，综合利用银团贷款、跨境直接贷款、直接发债等多种融资模式及组合模式，提高资金来源的多元化程度，降低整体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