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批与中国货币金融演变

20 13年6月，闽粤“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侨批”作为一个半世纪持续存在并发挥独特作用的金融与通信工具，正式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财富。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称之为“海邦剩馥”“侨史敦煌”。侨批不仅帮助华侨实现了财富、情感和信息的跨国流通，而且作为早于中国现代银行产生的侨批业，更是我国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先行者，蕴含着货币、信用、国际汇兑等金融业沿革的历史。侨批业逐步建立的华人跨国金融体系，连同华资银行、中资银行融入全球化的金融网络之中，书写着“海上金融丝绸之路”的传奇。侨批业的发展史，也为中国金融业更好地对外开放并服务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侨批的发展演变

侨批，简称作“批”，俗称“番批”“银信”，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汇款暨家书，是一种银信合一的特殊载体。作为满足社会特殊需要而产生的服务行业——侨批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各地和我国福建、广东、海南三省各地侨乡，以福建厦漳泉、广东潮汕侨区居多。从实体看，侨批其实涵盖了东南亚各地与我国东南、华南沿海之间来往的侨批与回批。最初发源于熟人乡亲间的顺便相托，捎带的书信、口信和钱物。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准许民众下南洋“淘金”，大规模海外移民由此开始。而当时中国封闭已久，与境内外邮政和金融体系联系通道尚未建立，海外华人财富流动及情感联系只有借助侨批才得以实现，侨批成为中国连接海外的民间主渠道，有“草根金融”之称。随着出国谋生者人数急速增长，侨批局、银信局之类的侨批业专门机构应时而生并迅速发展起来。始由潮帮、闽帮、客家帮等一些经营货栈、商号的商人兼营开设，也有由水客凑资合作经营，催生了侨批的产生及水客、侨批业态的形成。有史料表明，澳大利亚早在1865年就由“安昌商行”代办华工银信事项，估计经手银信万封以上，转兑金汇不下十余万两。

到民国期间，在国内外侨胞、侨眷较为集中的市、镇开始对口设立接收、解付侨汇的固定机构，定点挂出牌号，经营侨批汇业务。抗战时期，批业一度中断，后开辟了从粤西中越边境东兴镇至粤北兴宁再转潮汕的特殊途径，史称“东兴汇路”，侨批才 得以部分流转。抗战胜利后，侨批业全面恢复经营。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奖励侨批扩大收汇业务，私营侨批业归属国家银行管理，以管理外汇为主。1954年1月，私营侨批业开始“维持保护，长期利用”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5月厦门宣布侨批业全行业进入社会主义，头二盘局在形式上仍保持原状不变，仍“维持私营名义，沿用原牌号，继续分散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而着重加强对“人”的改造。1956年7月以后，闽南地区开始酝酿组织三盘业务的联合派送，厦门、泉州先后成立侨批联合派送处。1972年，国务院文件通知取消国内私营侨批业，侨汇业务由银行接办，从业人员由地方妥善安排。1976年1月起，福建各地收汇局的机构和名称取消，人员归当地银行，侨批业务一律由银行接办。1979年厦门侨批业全部收归中国银行办理。至此，国内私营侨批业终结。

从清末至20世纪80年代一百多年的历史时期，历经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侨批业的币种和货币单位伴随着社会发展和政治变革不断变化，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颁行《币制则例》，明确实行银本位例，使用洋银（银圆），从此，旅居东南亚各地的华侨汇款便以银圆为本位。因此，1935年以前的这一时期是银本位时期。二是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纸币流通时期。三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90年代侨批在国外终结之前的时期。侨批封上的货币信息从金属货币到纸币，从外国银洋、本国银元到国币、法币、金圆券，再到人民券（旧币）、港元、人民币等变迁，见证了中国的货币金融的历史演变。

侨批的机构设置及运作方式

早期经营侨批业务的是个人，俗称“水客”或“客头”。随着出洋人数增多及业务量的扩大，侨批行业逐步发展成由侨批信局经营，最终形成了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行业。大致来说，侨批业产生于19世纪中期，盛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终结于20世纪90年代末，共150余年。

侨批业以闽粤为多。根据华东邮政管理局的统计，1948年福建侨批业分支机构共达1282家，侨批业涉及的国外局达506家。在潮汕地区，1932年汕头侨批信局增至66家，占广东侨批信局总数的70%；1951年在汕头邮政局注册登记的侨批业机构有60家，下辖内外分号775家，其中港澳及南洋地区分号有348家。据《潮州府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侨批局共计131家，在南洋各地的潮帮批局更是多达451家。在侨批业旺盛的时期，潮汕地区的侨汇有80%是通过批局汇入的。清朝光绪八年(1882年)，琼州第一家侨批局在海口设立。到20世纪30年代末，海口的侨批局发展到55家，其中有些银铺、旅店、找换店兼营侨汇业务，这是海口侨批业的全盛时期。

侨批业的信条是“诚以修身，信以立业”。在侨批业鼎盛的一个多世纪中，批局始终将诚信作为立业之本，也是每一位批脚（侨批从业人员）所遵守的职业操守。每次寄钱，侨胞除了在信中述明，还必须在信封的左上角写上“外附钱币若元”的字样，批局就凭此派款。侨批之所以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在于诸如登门送批取回执、代写回批等行为有着很强的乡土气息和情感交流，不是邮局或银行能够取代。“侨批信汇”定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侨批的网络构建及转型

侨批业属于邮政、金融业范畴，涵盖了金融汇兑的三种方式：信汇、票汇和电汇。侨批局的跨国经营属于国际汇兑业务。1929年邮政总局对侨批业的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批局基本上是个银行家”，它“从金钱上支持着中国与南洋间的贸易活动……批局的运作跟整个国家与南洋的经济金融交流密切相关，批局的信件传递活动在这个金融图景中看上去只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整个运作体系的构成部分”。滨下武志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中认为，侨批加强了早已存在的亚洲金融贸易体系，而外商银行参与侨批业经营又促进以新加坡、香港及上海为中转站的亚洲地区金融体系的形成，并使之连接欧美金融体系。

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南亚华侨经济发展及侨汇款额的增加，侨批业务量也迅速上升，借助不断完善的现代邮政和银行系统开展侨批业务能够提升侨批的汇转速度，网络得以延伸到东南亚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伴随着华商网络在东南亚、北美 和华南的扩大以及外国银行等金融企业利用海外侨批网络，侨批有力促成并实际运作了亚太的区域网络，成为一种环海洋的国际性的“公共财富”。

民国政府对侨批的态度也从不认可到认可。1930年代初，孔祥熙在建立国民政府金融体系的过程中曾设想在海内外建立邮政储金汇兑系统，取消国内外的民信局，但是由于经营海外业务的侨批信局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功能，只能将其改名为批信局保留下来。1932年新加坡成立的华侨银行经营侨批业务中涉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国内涉及福建的闽南地区和广东的潮汕地区、江门地区。

侨批资料中涉及的货币、汇水、放账、欠账、储蓄票、存款、投保、西文簿记案等丰富的金融财务知识，是一部活的金融业发展史。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中国的国际汇兑为外国银行把持，侨批信局办理的“头寸”调拨只能依赖外国银行。不过，在操作日益增多且复杂的业务活动中，侨批经营者逐渐形成了强大的跨国服务机构以及技术网络，培育了众多的客户群体，一批熟悉国际汇兑业务和管理的金融人才也得以锻炼成长起来……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侨批业转向现代金融也就顺理成章。他们在吸收西方先进的邮政、金融技术的同时，改进了侨批跨国汇兑网络，影响并促进了中国旧的金融体系的变革。如菲律宾的建南信局发展成建南银行，1932年成立的华侨银行就是由三家华资银行合并而成，并积极介入侨批业务。1928年中国银行在成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后，积极介入侨汇业务，开办侨批派送业务，抢占移民华人汇兑市场。据史料记载，仅1939～1945年，中国银行累计办理全球华人侨汇2.3亿美元，约占全国侨汇总额的半数之多。

在国家外汇短缺的时代，侨汇的净收入对国家重要性不言而喻。20世纪80年代之前，通过海外侨批业渠道汇入中国的侨汇占大部分，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占到全部侨汇的80%～90%。

随侨批而来的侨汇除了养家、繁荣侨乡经济、兴办公益事业外，作为非贸易外汇收入能够部分平衡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现象，因其不存在偿还义务和货品抵扣而被喻为“无烟工厂”“无形输出”。侨汇总额每年都是我国平衡国际收支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90年代末，在国内侨批局整体并入国家金融机构之后的20年左右时间，继续经营的国外侨批信局也正式将相关业务分解到银行、邮局。科技进步提升了金融效率，也代替了附着多元诉求的一纸侨批。侨汇兑付从数月、数天缩短到几小时、几分钟，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需求，纸质形态的侨批业从此走进历史，走进人们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