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走出去的主要风险与防范
强化风险管理是中资银行走出去进一步提升国际化程度以及海外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近 年来，中资银行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经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全球经济政治环境波诡云谲，全球银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监管趋严，中资银行海外发展之旅也面临诸多风险。强化风险管理是“走出去”中资银行进一步提升国际化程度以及海外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走出去”银行的海外业务发展特点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走出去”成为众多中资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以四大行为代表的中国银行业海外市场业务稳步发 展，呈现了三个新特征。
第一，覆盖地域不断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中资银行海外布局重点。从最早只有中国银行一家海外“拓荒”到目前四大行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均有设点，中资银行业海外布局有了“质”的改变。截至2017年，四大行境外机构覆盖超过60个国家，网点数量达1127个，超过中国银行业海外机构总数的80%。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是中国银行业走出去的主力军。中国银行海外机构覆盖全球54个国家和地区，工商银行45个，建设银行29个，农业银行15个，中资银行亚太地区和欧洲地区覆盖的国家数量较多。四大行覆盖“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数量达26个。其中，中国银行23个，工商银行20个，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分别为7个和3个。
布局重心由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向新兴市场国家转变。欧美国家政治经济环境稳定，法律监管体系完善，市场化运作成熟，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区位和资源优势突出等特点成为了中资银行海外布局初期的重要参考。随着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实力不断提升，投资和贸易总量持续增长，中资银行海外布局的重心有所倾斜。“一带一路”沿线覆盖超过90%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为中资银行海外业务拓展提供了广阔前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经济
总量的三分之一，贸易总额达到40%，人口超过全球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二。中资商业银行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如通过与金融机构合作，为项目投融资提供多元化的解决方案。
第二，海外经营向高质量发展。中资银行海外业务盈利水平大幅提高。过去几年，四大行海外业务规模保持平稳，盈利集团贡献度大幅提升。2017年，四大行海外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和税前利润占集团比重平均分别为11.8%、10.3%和9.7%，较2014年上升了0.8%、3.4%和2.4%。中资银行海外业务经营稳健。2017年，四大行海外机构不良贷款率平均为0.46%，不仅远低于集团的平均不良贷款率1.53%，也低于中国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1.74%。
第三，全球监管形势趋严，合规风控成本上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各国监管机构对于监管框架缺陷的反思。2009年，在20国集团（G20）的推动下成立了金融稳定理事会（FSB），通过国际层面协调各国的监管标准。各国政府加大了有关违反反洗钱、反垄断、反欺诈等违规经营的处罚力度。巴塞尔协议Ⅲ对银行资本充足以及流动性提出了更加严格的标准，将在2019年起正式实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监管标准，宣告银行“大而不倒”的时代终结。欧盟监管法案相继落地，如MiFiDII《金融工具市场指令II》， PSD2《支付服务指令》以及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加强了对欧洲银行业审慎经营的监管力度。各国监管加码，中资银行海外经营的合规风控成本也将相应增加，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资银行走出去的难度。
主要风险
中资银行海外发展面临三大主要风险：国别风险、合规风险以及商业风险。简单来说，国别风险是指国家宏观层面风险事件上升，导致债务人财务状 况恶化，无法偿还贷款造成的风险。低国别风险国家或地区政体稳定，经济政策有效，不存在任何外汇限制，有及时偿债能力；高国别风险国家或地区出现经济、政治、社会等国别风险事件的概率较高，即便是通过相关措施也很难收回对该国的贷款或投资。合规风险是指银行未能遵循法律法规、监管等规则遭受法律制裁以及监管处罚，造成重大财务损失以及声誉负面影响的风险。商业风险（业务风险）指银行的经营无法达到盈利预期或遭受损失造成对投资者或利益相关方的回报能力下降的风险。
国别风险是中资银行海外发展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债务水平高，易引发违约风险。沿线国家地缘政治环境不稳定，基础设施薄弱，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禀赋和政治法律制度也存在较大差异。据IMF统计，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有20个国家的政府债务水平（债务水平占国家GDP比重）超过了60%的国际警戒线，个别国家如黎巴嫩、不丹、巴林等政府债务水平甚至超过100%。欧洲政局动荡对中资银行海外布局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英国脱欧进程不确定性，“硬脱欧”风险尚存。英国脱欧之后将失去与欧盟金融服务的“通行证”权利，在英金融机构由英国向欧 盟辐射的经营模式将受到考验。虽然通行证机制丧失对欧洲主要国家普遍设有分行的中资银行影响不大，但溢出效应不容忽视。若英国最终无序脱欧将可能导致英国经济衰退，企业投资信心下滑以及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等风险事件对银行经营活动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深受欧债危机影响的主要欧元区国家仍难以在欧央行退出宽松货币政策之前实质性地降低债务水平，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欧洲右翼势力崛起，反建制党派反移民以及反欧元的政治主张阻碍欧洲一体化进程。
海外中资机构也应防范与欧洲同业交易时的信用风险。谨防商业风险，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全球银行业竞争格局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海外全能经营模式风险逐渐暴露。欧美大型国际银行金融危机前盲目扩张，一味追求风险资产，忽视了风险管理不完善的问题，已造成了巨大亏损。以英国五大行（汇丰控股、劳埃德银行、巴克莱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渣打银行）为代表的英国银行业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海外业务规模“瘦身”，向保护核心业务的经营模式发展。英国五大行海外经营收入整体占比由2012年的55.2%下降到2017年的41.8%，减少了13.4个百分点。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英国银行业海外扩张决策中难以有效配置集团资源和风险偏好。苏格兰皇家银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大举并购扩张， 2008年苏格兰皇家银行资产规模约3.5万亿美元，全球银行业排名第一。由于缺乏清晰的海外战略目标，扩张之后的整合效率低下，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中资银行海外业务同质化不利于风险分散，体现在海外业务发展求全，零售业规模较小。大型商业银行海外布局普遍采取全业务发展的模式，一旦东道国出现国内政治和经济动荡，母国与东道国发生外交争端，风险难以被分散。相比批发业议价能力低以及风险集中，零售业具有天然的风险分散特性，是银行应对经济环境不景
气时息差收窄的有效避险工具。
合规是银行海外业务发展的“压舱石”。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大型银行在不同地区风险管控能力不足的问题逐渐暴露， LIBOR操纵案和欺诈金融消费者等丑闻持续曝光，违规罚款和诉讼使银行经营深陷困境。金融危机前全球资产规模排名第二的德国德意志银行由于经营违规行为至今仍然面临多宗法律纠纷，严重影响业务正常开展。英国巴克莱银行违规销售“有毒证券”，涉嫌金融欺诈，受到了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的严厉制裁，限制了银行盈利增长。中国四大行海外机构都曾因涉嫌违反反洗钱相关规定遭受过东道国监管机构处罚或警告，有的处罚数额惊人。违规事件不仅仅造成银行财务损失，也对银行声誉带来了负面影响，不利于中资银行向海外发展本土化转型。反洗钱事件反映出了中资银行海外机构对合规经营认识不足，与外资同业相比，中资银行在合规和风控理念认识以及投入方面亟待加强。
应对措施
与欧美百年大行相比，中资银行海外发展之路起步晚，风险防范体系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后危机时代对全球银行业风险防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资银行可从总行和海外机构两个层面出发，多措并举，共同完善海外机构的风险防控体系。
加强顶层设计，适时调整海外战略布局。第一，建设全面国别风险管控体系，提升对东道国风险监控的准确性。参考国际评级机构对东道国主权信用评级的评级报告，综合考虑外部权威评级报告、实地考察评估报告以及自身战略发展需求。根据自身经营优势和海外国家的经济特点，树立走出去战略目标，避免“羊群效应”，盲目跟风，浪费资源和精力。第二，调整海外布局要具有前瞻性。全球经济政治环境瞬息万变， 对于国家政局动荡提前做好准备，加强对当地和外资同业方案研究，能够做到更早地预测经营环境，针对可能发生的情形，提前布局海外业务和人员。加强金融监管规则和银行业务调整策略方面的研究工作。集团层面加强统筹，提升欧洲地区子分行间业务协同能力。第三，实行集约化管理模式。在海外分支机构集中的区域设立区域总部，行使总部职能，协调管理区域内分支机构。区域中心行相比于总行更加贴近当地市场，可以有效识别风险，结合总行战略意图作出统一部署并能迅速执行。第四，加强金融风险防控和效果评估。对于“问题”金融机构严控授信额度，如“欧猪五国”银行、衍生品头寸较多的金融机构。加强金融市场的风险防范，及时对冲外汇、债券风险敞口风险。定期评测海外机构的经营风险，作出相应的战略调整。
完善内部合规管控体系。第一，完善内部风控框架的设计。除加强自身风险分析能力之外，还可考虑借助外部力量。利用东道国法律咨询公司熟悉当地法律法规的优势对当地客户进行尽职调查，降低信用风险。通过与当地权威律所沟通了解最新法律动态，结合自身情况形成一套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对风险造成的影响能迅速做出处理方案。建立风险管理信息平台，提升风险管理效率和透明度，能够有效地帮助管理层了解关键问题，识别风险。第二，全行上下培养合规文化。如果不形成合规文化以及加强公司治理，哪怕再努力提高监管资本、解决流动性问题以及完善业务经营模式都无法达到可持续经营的目标。合规管控不仅仅是管理层以及合规部门的事，也是每个员工日常工作中应该具备的观念。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对于合规风险“零容忍”的态度已深入到每个员工的日常工作之中。一方面，通过定期交流和员工培训，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另一方面，促进风险合规团队日常工作的良好氛围，鼓励员工在发现违规 问题时“开诚布公”，而不需要担负被指责的心理压力。第三，加强业务部门与合规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配合。提高客户尽职调查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合规部门加大对业务部门的审核力度，风险管理部门对业务风险进行识别，合理配置风险偏好与银行资源。例如，合规部门确保金融产品和服务符合国际法律和监管要求，帮助业务部门远离企图利用银行进行洗钱、逃漏税、恐怖主义融资的客户。风险管理部门对风险进行衡量和分析，为业务部门提供支持，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营效率。加强多部门之间沟通，业务部门可通过合规以及风险管理部门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和业务拓展信息。第四，加强与当地监管机构的沟通。举例来说，中国银行伦敦分行高度重视与当地监管的“关系”，通过定期沟通的方式持续掌握最新监管动态，如与当地监管安排季度例会介绍该行业务发展战略、合规风险体系建设。
优质资源高效配置，加强风险防范能力。优质资源包括银行优质资产、基础设施以及国际化人才。首先，业务向精细化、本土化发展。业务发展应避免“面面俱到”，降低因业务全面而不审慎导致的经营风险。业务范围向精细化方向发展，针对当地客户特点和需求细分市场，提供多层次、多角度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升经营业绩。如苏格兰皇家、巴克莱等国际大行在金融危机之后回归本土或聚焦主要海外市场发展的模式。其次，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运用科技手段提升风控管理效率。最后，遵循市场化原则，建立长效的合规人才培养体系。伦敦是国际人才的集散地。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坚持本地化原则，充分利用伦敦金融中心人才池优势，招聘当地合规人才和科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