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现代经济增长的黑箱

——保罗·罗默的学术思想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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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威廉姆·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Romer）。罗默的获奖理由是“（他）将技术创新纳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 ，“展示了知识作为长期经济的驱动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并催生了大量鼓励创新和长期繁荣的法规政策的新研究”。

探究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经济学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早在17世纪，威廉·配第（ W i l l i a m Petty）就提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此后亚当·斯密（ Adam Smith）将资本作为又一生产要素。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知识和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这对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罗默之前的诸多著名经济学家，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等，均强调了知识、技术或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但他们通常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给定的，是自然发生的，这实际上是把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装进了一个黑箱。罗默则将知识生产、创新活动视为模型变量，说明了市场机制和经济政策如何推动微观企业研发和创新，从而真正回答了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鉴于此，罗默的理论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或新增长理论，以区别于之前各流派理论。罗默的贡献集中体现在1986年和1990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中，这两篇文章分别开启了内生增长理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研究。

打开内生增长理论的大门

上世纪60年代，在关注经济短期波动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盛行二十年之后，关注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领域经历了一次理论繁荣。以索罗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描述了一个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的经济，通过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所推动的产出增长，奠定了现代增长理论基石。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扣除资本、劳动要素贡献之外的产出增长，其中最主要的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索罗模型的假设和结论与古典经济理论传统保持一致，突破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于非充分就业增长以及经济难以实现平稳持续增长的观点，突出了技术进步的作用，深化了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认识。

然而，新古典增长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由于这些模型假设技术进步是给定的，实际上是通过“假定的增长”来解释增长，统计上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体现为扣除劳动力、资本贡献之后的剩余部分而几乎未作解释。有经济学家认为，这个剩余部分越大，代表了我们的无知越多。在人口增长率不变和技术进步既定条件下，新古典模型认为，一国经济增长最终将达到人均产出和工资增长停滞的稳定状态，技术进步只会提高稳态的水平。该模型的重要推论是：离这个稳定状态越远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越快，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应该趋同；同时，资本将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各国政府政策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没有影响。但 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存在着巨大差异，没有出现趋同的趋势，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追上发达国家，反而有趋异现象；国际间资本流动更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额度只占总资本额度的较小比重；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政府积极干预下，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增长。

针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理论缺陷和解释力的不足，罗默通过反复思考论证，于1986年发表论文《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开启了内生增长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和新古典增长模型不同，罗默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直接将知识作为特殊生产要素引入投入—产出模型。罗默假定知识不仅自身具有收益递增的特征，也能够使资本等其他要素产生递增的收益，带来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从而保证了经济的长期增长。罗默思想的另一突破性在于，他将知识视为一种需要投资的要素，用知识提高投资回报率来解释时间和国别维度上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并指出存在着“投资促进知识，知识促进投资”这样的良性循环，长期投资会提高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其隐含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可以补贴知识的生产，引导要素向研究部门流动，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

除了重视“知识”，罗默提出，专业化分工导致的规模报酬递增也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1987年，罗默发表了论文《以专业化引致的收益递增为基础的经济增长》（Growth Based on Increasing

Returns Due to Specialization），从“分工”和专业化角度论证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存在。论文继承并深化了斯密“分工”和马歇尔“外部收益递增”的思路，用市场容量和固定成本假设证明了生产的专业化（中间品的增多）会导致规模经济的出现，进而可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奠定内生增长理论第二阶段的发展方向

在内生增长理论的第一阶段，以罗默为代表的学者沿袭古典经济学家的传统，采用了完全竞争的研究框架。完全竞争假设所有生产要素都是具有竞争性（即只能一个人或少部分人同时使用）和排他性（能够有效阻止有人免费使用）的一般商品，但“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如通过专利权保护）的特点。为了解决自由竞争假设对模型解释力限制的问题，罗默开始尝试在垄断竞争框架下考察经济增长决定机制。1990年罗默发表了题为《内生技术演变》（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的论文，标志着内生增长理论进入到了基于垄断竞争框架的第二个发展阶段。

论文构建了一个三部门、四要素的模型，模型假设知识是经济增长的核心，知识是通过市场激励下的投资产生的（即知识是内生的），创新使得知识成为商品。通过三个假设，罗默强调了知识的两个特征：一是知识因为使用上非竞争，所以可以无限积累增长；二是知识的不完全的排他性，使得知识可以产生溢出（spillover）效应，带来经济的规模报酬递增。罗默假设存在四种生产要素：有形资本、非熟练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上述假设将“知识”进一步细分为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两类生产要素。技术水平是非竞争的，可实现无限增长；人力资本是竞争的，将用于最终产品和新知识两部分的产生。假设存在研发部门、中间品生产部门和最终品生产部门三个部门：研发部门产生技 术水平并将其卖给中间品生产部门；中间品生产部门生产耐用生产设备，并将其租给最终品生产部门获得租金；最终品生产部门生产最终产品。其政策含义是：经济增长率随着进行新知识研究的人力资本的增加而增加，与劳动力的规模、生产中间品的技术无关。人力资本的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增加人力资本的存量有助于落后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知识的生产需要政府必要的干预。

相较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更强。罗默区分了单纯的物质资本积累驱动的增长和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积累为驱动的增长。前者受到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限制，会出现增长乏力的状态；后者因知识的特殊性，表现为资本边际报酬不变甚至递增，经济可以保持长期增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没有长期趋同，一些国家反而出现差距拉大的现象。同样，由于逐利特性，国际资金会流向总体边际报酬更高的发达国家，体现为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更密切。一国长期的经济增长需要政府从凯恩斯主义强调的经济“微调”转移到保护和支持知识生产和新技术发展上。

在内生增长理论领域，罗默的研究还广泛涉及知识创新激励制度、科技政策等领域。这些研究的结论与内生增长理论一脉相承，核心观点都集中在知识的积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应该投资教育和提高科研开发的人力资本量来促进技术进步。

激发增长理论划时代变革

罗默在内生增长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引领了经济增长分析的全面复兴，激发了包括卢卡斯（Lucas）、巴罗（Barro）、格鲁斯曼和海尔普曼（Grossman & Helpman）、阿吉昂和豪威特（ Aghion & Howitt）在内的一大批顶尖经济学家从不 同维度作出深化发展，沉寂近二十年的现代增长理论重新回到主流经济研究的舞台中心。卢卡斯就曾说，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就不会再考虑其他任何问题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Akerlof）多年之后评论说， “当保罗写论文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世界被改变了。突然之间，所有人都知道了许多新的经济问题有待探索。”福布斯杂志认为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在西方经济学有划时代的意义”。

罗默的学术贡献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第一，强调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罗默指出经济增长是经济系统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他从微观主体的最大化行为出发，把知识生产解释为厂商利润最大化的结果，把人力资本投资解释为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产物，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用外部因素解释经济增长的范式。第二，高度重视知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第三，主张政府温和干预经济。罗默认为，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经济均衡增长通常表现为一种社会次优状态，经济均衡增长率通常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因此，必要的政府支持和干预政策会有利于经济增长。第四，重视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罗默认为，国际贸易和知识的国际流动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使得世界各国的知识、技术、人力资本水平得到提高，有利于各国人民福利的增加。

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不仅指出发达经济体可以保持持续增长，而不是必定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而陷入停滞，还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在人口红利消退之后，中国经济仍然能够通过更大力度支持教育、科学研究、保护知识产权、扩大经贸开放，保持中高速增长，完全脱离中等收入陷阱，继续向发达经济体趋同。罗默多次造访中国，他的理论对当下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等具有很重要的

启示意义。可以说，罗默的经济理论在当今知识经济、共享经济、创新经济时代仍然焕发着理论光芒。

推动经济学回归现实

罗默1955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1983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罗切斯特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现为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并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难能可贵的是，罗默具有深刻的学术反思精神。这种反思精神不仅促使罗默自己不断深化在经济增长理论领域的研究，还为整个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意见。罗默的大学本科专业是 数学和物理，且成绩优异，但在目睹了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学过度数学化后，罗默在2015年发表了题为《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Mathines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罗默认为，在近二十年的经济增长研究中，“数学”不再是阐明问题的工具，而是变为说服和误导的手段。经济学家通过大量脱离经济实际基础的复杂概念和争议的假定，构建了晦涩难懂的数学模型，忽略严密的逻辑推演，导出了错误的结论。更为可怕的是， “数学滥用”已经成为默认的潜规则，长此以往，会阻碍人们深入理解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与投入，对学术发展造成巨大的伤害。2016年，罗默发表了文章《宏观经济学的困境》（ The Trouble with Macroeconomics），指出经济增长领 域长期止步不前的原因是理论研究和实际脱节，导致理论解释现实的能力不断退化。罗默举例说，货币政策从事实上看是重要的，但是很多学者却赞成货币政策不重要的模型。罗默批评真实经济周期（ RBC）模型对于虚拟冲击及其微观证据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罗默也批判被广泛应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DSGE）模型引入了过多的虚拟冲击，而且为了识别模型，采用了真实性无法检验的假设，或者通过贝叶斯方法调整先验条件来得到所需的后验结果，导致了模型在预测中存在重大缺陷。■ （本文仅为个人学术研究，不代表任职单位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