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金融危机

China Finance - - 随笔 - 陈浩

今 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国际金融危机10周年。当下的中国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刻,重温马克思《资本论》,总结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意义重大。

马克思1867年发表了《资本论》,全面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发展规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是资本与生俱来的贪婪。资本的贪婪,使其鼓吹自由、剪除规则,这往往导致自由泛滥、资本集中、生产过剩、支出过度、债务膨胀、资产泡沫。资本的贪婪,也促使其不断压低工人的工资,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当贫富悬殊使得工人的工资低到买不起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时,资本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最终危机爆发,工人揭竿而起。

与马克思不同,西方经济学家们也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进行了思考,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和哈耶克1944年发表的《通往奴役之路》。他们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危机,但对待危机的态度截然不同。

与马克思相反,哈耶克认为危机产生的原因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府干预扭曲了价格信号,导致繁荣不可持续,埋下了衰退和危机的种子。哈耶克认为,危机发生时,市场机制能够保证出清,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够使经济重新走向正轨,只要时间足够长,经济迟早会好起来。政府财政等刺激政策,妨碍了市场原本具有的自愈能力,使国家背负沉重的债务,拖累了经济增长。

与马克思、哈耶克相比,凯恩斯更为中庸。他认为危机的原因是人们对未来收益失去信心,资本边际效率崩溃,有效需求急剧下降。而危机和衰退中的悲观情绪阻碍了复苏,市场缺乏主动修复机制,不能保证出清,经济很难自我走出恶性循环。凯恩斯认为,为应对危机,政府应进行干预,尤其是运用财政政策扩大投资,增加有效需求。

相比于凯恩斯和哈耶克,马克思的抱负更为宏大,也走得最远。而这种不同,又与其所处的时代和个性息息相关。

尽管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我们当今的世界依然有着惊人的魅力和解释力。他预言的资本与生俱来的贪婪,以及由此导致的自由泛滥、贫富悬殊和经 济危机,像魔咒一样时时刻刻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前世今生。在实际发展演变过程中,西方国家不得不向马克思靠拢。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尽管发生在2008年,但本质依然逃不脱马克思远见卓识的论断。

从大萧条来看,资本主义的大萧条发生于《资本论》发表六十多年后的1929年。大萧条以前,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逐,使得自由化过度发展,资本过于集中,贫富差距悬殊,同时政府的纵容导致货币泛滥、泡沫加剧,最终危机爆发。大萧条以后,西方国家抑制自由化倾向,加强政府干预,工会发展迅速,高收入者薪水受到限制,贫富差距逐步得到控制,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有所缓和。

从国际金融危机来看,在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前的40年中,政府干预和凯恩斯主义不再像之前那样流行,经济重新回到自由化的轨道:国有企业再次被大量私有化,华盛顿共识被提出,经济中投入了过多的信贷,家庭部门过度支出,杠杆增加债务攀升,资产泡沫积累并膨胀。同时,贫富差距再一次扩大:限制高收入的条款被取消,中产阶级收入增长停滞,资本占有更多的利益,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曼昆被罢课、占领华尔街运动等事件再一次表明,矛盾在逐步积累并最终爆发。危机后,西方国家普遍加强了政府干预和金融监管,私营和金融机构的行为受到限制,贫富差距加剧的势头有所遏制。

表面上看,本轮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产生于金融体系,但这只不过换了一个表象,危机的本质仍然是资本的贪婪及其导致的自由泛滥、资产泡沫和贫富悬殊。一是经济结构的变化更有利于资本追逐并占有剩余价值,加大了贫富差距。比如新技术和自动化的广泛应用,机器取代工人的工作,单位资本需要的工人更少;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安排生产和雇佣劳动。资本在劳资谈判中取得更大的优势。二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从实业转向了金融领域。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其开办更多的工厂、雇佣更多的工人。但现在其已不满足于通过这种传统的、实业的、辛苦的方式占有剩余价值,而把目光转向了金融领域:热钱在追逐新的投资领域,房地产成为新的投机方向;资本家对利润的渴求,使其开发出各种复杂得连专家都看不懂的衍生产品;西方政客不满足于现有的增长,纵

容经济中投入过多的信贷。这些都导致杠杆过高、债务堆积和危机爆发。

从中等收入陷阱来看,目前,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表面看,这与其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难以由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转型有关。但从根本看,还是源于不能克服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过度贪婪导致的自由泛滥和贫富差距过大问题。

资本主义所倡导的凡事标价和过度自由,削弱了人们之间的共性,磨灭了同舟共济的感觉,腐蚀了民主,结果让彼此越走越远。就像巴西等地泾渭分明的富人区和贫民窟,人们生活、工作分割,无法互动和协作,包容与共进无从谈起。贫富差距过大,阻断了彼此的交流,限制了知识的传播,打击了人们从事生产和发展的积极性,加剧了社会矛盾和政治不稳定,妨碍了生产力的提高,经济不具备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内部动力和外部环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赶超发达国家最终是空中楼阁。

从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来看,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不平等加剧。比如,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对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投资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是长期趋势;收入差距与自由化的程度正相关;财富的不平等要大于收入的不平等,即财富的集中度要高于收入的集中度。

当前,我国仍处于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重温经济学巨匠们对市场与政府、自由与规则、效率与公平的深刻洞见,总结西方金融危机的教训,更应心存敬畏、保持谦逊。

第一,充分认识资本主义以负债为导向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危害。多年来,资本主义以中央银行为首的货币金融体系,维护了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但这套体系的本质,是通过信用和信用货币的创造,以负债为导向来扩张经济,这极易导致过度开支和经济超越自身能力的不实增长,最终债务积累、泡沫膨胀、经济崩溃。以美国为例,1960~1980年,其国内部门金融资产与GDP的比例始终在500%左右,但2007年末,这一比例达到989%,几乎翻了一倍,两者严重不匹配,最终危机不可避免。因此,要充分认识资本主义货币金融体系以负债为导向的本质和危害,始终坚持并贯彻债务增长不超过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不超过生产率增长、努力提高生产率的长期战略。

第二,充分认识自由和市场的弊端。自由有利于创新,市场有利于效率。但自由放纵了贪婪,容易导致不负责任和支出过度,催生债务、杠杆和泡沫。市场也常常失灵:市场不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市场的结果往往不利于公平;市场擅长衡量个人的成本与收益,却不擅长衡量社会的成本与收 益;市场难以解决外部性、公共品、垄断性、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市场机制在单向预期的情况下(极度悲观或乐观)也难以达到均衡。

相比于一般的商品市场,金融市场更容易出现失灵。这是因为:一是金融市场更具投机性。投机行为使得价格信号失真,价格偏离基本价值,从而激励体系和结构混乱。二是金融市场更具外部性,货币挤兑造成的恐慌往往危害更大,非法金融活动的涉众性往往更强,金融风险往往范围更广、系统性更强。三是相对于实体企业,金融机构更容易大而不能倒,从而引发道德风险。四是金融市场中的不少产品缺乏基于公开交易的价格发现机制。比如这一轮金融危机中的信用违约掉期等许多金融衍生产品由于非标准化、透明度较低,多是在两个机构之间私下交易,形成的价格往往并非均衡价格,从而导致市场失灵。五是金融市场更容易出现羊群行为、动物精神等所谓合理的非理性行为,金融风险传播更快、共振更强。

第三,合理发挥政府和社会的作用。与市场相比,政府可以有效监管、抑制投机、改善市场失灵。政府也更擅长调节分配、促进公平、为长期经济增长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但我们要看到,现实中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往往是失败的。这是因为:经济是难于预测的,引起经济波动的冲击无法预期,宏观经济学依然非常年轻;政府的政策存在时滞,包括决策时滞和影响时滞;战胜市场被实践证明是困难的。因此,政府在制定规则、干预市场时,要始终牢记自己擅长的领域,要承认自己的作用十分有限。

市场失灵的同时,政府也会失灵。当企业由于没有利润而不愿提供某种产品,而政府又不能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时,非营利组织便应运而生。从目前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来看,由非营利组织构成的公共事业部门,其产出占各国GDP的4%左右,其就业占非农就业人口的5%左右,占服务业就业人口的10%左右,相当于公共部门就业人口的27%左右,发达国家占比则更高。因此,我国有更大的空间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第四,牢记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决定一国长期经济增长水平的因素,不是需求管理,而是人口增长、教育、研发、技术水平、人力资本,是自然资源、外国投资、物质资本、储蓄和投资,是自由贸易、控制贫富差距、产权和政治稳定。只有这些,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经济长期的可持续的增长。

格林斯潘在反思这一轮金融危机时讲到:我们都没有预测到危机,这表明现有的经济分析框架存在重大的缺陷。相信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弥补这一缺陷的良方。■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党校34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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