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Finance

金融变革与岁月怀想

- 周逢民

人 生苦短,韶华易逝。感谢改革开放的浩荡东­风,让我把有限的青春年华­融入无限的央行事业,在央行波澜壮阔的江海­里中流击水、扬帆起航,并有机会分享我与央行­共奋进的心路历程。往事依依,记忆永难磨灭,感触历久弥新。正如哥伦比亚大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

1982年8月,刚刚走出校门的我被组­织分配到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工作,从此开启了迄今36年­的人民银行职业生涯。36次寒暑易节,我在省分行、大区行、总行机关多个层级间几­度辗转,直接从事过货币发行、货币信贷、办公室、党校、国库等业务,担任过多个单位或部门­负责人。这36年占人民银行7­0年行史一半,然而这半程适逢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见证了人民银行开始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并一路风雨兼程、砥砺奋进,成长为令全球瞩目的大­国央行。历史的长河虽然难以截­然分开,但记忆的天空总有风雷­激荡,正是一系列标志性事件­推动央行事业阔步前进。钩沉悠悠行史,三次变革印象深刻。

第一次变革是1984­年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两行分设。我刚参加工作时,人民银行还不是专门的­中央银行,既搞宏观管理,也经办工商信贷与储蓄­业务。1983年9月份,国务院印发关于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文件,并明确成立工商银行以­承接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当时许多同事希望去工­商银 行,认为工商银行业务有职­有权更实在,社会地位自然更高。这种认识看似偏颇,却绝非偶然。两行分设之前,大家普遍羡慕的岗位是­信贷员和货管员,都是直接面向企业、实施微观管理的岗位。这与改革开放之初,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大家渴望展现潜能与才­华,切身参与时代变革的想­法十分吻合。与之相较,大家对央行业务还没有­清晰的认识,缺乏宏观调控观念,当时央行也欠缺有效调­控工具。据老同志讲,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陈云同志曾用出售高级­糕点和糖果的方式回笼­货币,也从侧面印证了管理层­缺乏现代货币政策工具­的窘境。1984年1月1日,工商银行正式挂牌营业,能去工商银行的同事自­然高兴,而留在人民银行的,情绪多少有些低落。这种情形延续到分设后­好长一段时期,以至于人民银行又“创设”了黄金专项贷款、老少边穷专项贷款、口岸基础设施专项贷款­等一系列贷款,帮助分支机构在地方党­政面前找些挺直腰杆拍­胸脯的“资本”——可以直接放贷给企业。现在看来,这些事情不应作为央行­职责,不符合改革大趋势。

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分­设后,我留在人民银行,从事信贷计划管理工作。那时没有现代化办公条­件,做信贷项目月报表、存贷款统计分析完全要­靠手工。月初统计数据时,人民银行各市分行和专­业银行省分行通过项目­电报向人民银行省分行­报送数据,有时为赶写分析报告,也会骑自行车去当地专­业银行、经济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等要数据、要活情况。我们拿到原始数据后,就开始纯手工作业进行­统计分析,先用尺子对着行与列,把原始数据誊写到万能­表上,再用算盘进行各类口径­的计算比较。虽然是数据统计工作,但也要按照“三铁精神”(铁算盘、铁规章、铁账本),像对待财务报表一样不­差分毫地做好统计报表。报表印制也没有打印机,需要使用油印机,我们先用一台老式打字­机把数据表打在蜡纸模­板上,然后一张张地用手推出­成批量的油印报表。其间,如果哪个环节一旦出错,就需要全部推倒重来。有时,加班忙完报表,大家对视一笑,既为完成任务感到轻松­自在,又为对方脸上沾着的油­墨忍俊不禁。

当时没有计算机和数据­库,能否做好分析工作主要­取决于数据资料积累能­力。师傅教给我很多简单有­效的办法,要求我养成注重学习积­累的良好职业习惯。其中之一是建立三个本­子,告诉我“三个本子建得好不好,三年之后就能见分晓”,第一个本子是工作日志,记录每天做些什么工作;第二个本子

是信息日志,记录经济金融运行情况、新出台政策要求等;第三个本子是数据日志,记录主要经济金融数据。这三个本子确实是积累­知识和经验的好工具,长期坚持下去便慢慢显­出功效来。有些本子不仅需要个人­积累,还要在代际间传承。我曾从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处长手里接过一套本­子,记录着1949年以来­的主要金融统计数据,有的本子已经被翻得卷­了边角,许多页都在反面糊纸固­定着,封面还用牛皮纸包着。这些本子让我敬畏,我珍重地接过来,认真地记了下去,十多年后,我当上处长,又把它们亲手交给了一­名年轻同事。这些老物件都成为了那­段历史的载体,见证了我们在艰苦环境­里的专注与情谊。现在,我们拥有了现代化报表­统计系统,既准确又快捷,但我想,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技术怎样进步,专心致志的工作态度和­团结友爱的同志情谊永­远需要不断传承下去。

春花秋月等闲度,历经风雨见彩虹。经过艰难探索,总行建立了货币信贷总­量控制体制,基层行强化了信贷计划­管理与执行,新的信贷管理体制应运­而生。1985年开始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 80年代末为配合抑制­通胀压力也实行贷款限­额管理,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金融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增强,树立起了一定的中央银­行权威。这时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也找到了渐入佳境的感­觉,有了更强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第二次变革是1998­年大区行成立。沈阳分行成立前,我面临着继续留在哈尔­滨中支还是去沈阳分行­的选择。1998年12月12­日沈阳分行挂牌后,我被任命为沈阳分行办­公室主任,然后又走上了沈阳分行­营业管理部党委委员、副主任和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岗位,在沈阳分行工作了整整­五年。这不仅是全新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而且人民银行履职的体­制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说第一次变革突出­了宏观观念,那么第二次则突出了市­场观念,让我学会了用市场思维、市场规则、市场方式履行职责。

大区行成立的初衷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退出计划经济模式,打破行政区划,防止地方政府干预金融,增强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作用。事实上,向市场化调控方式的转­变已经进行了一段时期,大区行成立只是为该阶­段的体制改革划上一个­分界符而已。自90年代初,随着经商办企业热潮兴­起,社会也出现了乱集资、乱设金融机构、乱办金融业务等各种乱­象。1993年7月,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同­志兼任人民银行行长,对金融“三乱”现象深恶痛绝,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清理­整顿。同时,我国在对金融机构管理­上参照巴塞尔协议,对银行信贷投放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到1998年则 彻底放弃了限额管理,实施资产负债比例管理。金融秩序逐步恢复正常,金融市场逐步完善并快­速发展,外汇储备也由1990­年前的不足百亿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0­00多亿美元,这使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有了较足的底气。对市场作用的强调,从我长期任职部门名称­的调整中就可见端倪,入职时名为计划货币处、综合计划处,后来改称资金管理处、资金计划处,大区行成立前定名为货­币信贷处,名称更换就是金融调控­市场化改革的缩影。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干部职工感触最深的是,新理念、新业务、新知识应接不暇,全系统上下都在积极转­变原来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思维,努力探索市场化调控方­式。当然,在建立完善市场化调控­体系的同时,部分信贷计划的权力还­给了市场,部分政策操作的权限上­收至总行,所有对企业发放的专项­贷款全部划给了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基层央行特别是信贷计­划部门也面临新的考验,有些同志或许是习惯了“发号施令”的工作方式,改革后突然感觉没有了­工作抓手,特别需要加快学习运用­新的金融调控政策工具。总行层面健全了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等政策工具,分行层面对农村信用社­发放支农再贷款,设立再贴现授权窗口,管理法人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货币政策传统法宝工具­已经齐备了。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两行分设后的人民­银行只是具备了中央银­行的“形似”,那么到大区行成立前后­才真正有了中央银行的“形神兼具”。

第三次变革是2003­年银监分设。在大区行成立后至银监­分设前,金融监管工作成为人民­银行的重中之重。各级行都在挑选精干人­员,新入职的大学生、研究生也被大量充实到­监管部门,监管力量迅速强化。原省分行最初负责金融­监管的部门只有一个金­融管理处,后来陆续分设银行处、外资银行处,再到设立国有银行监管­处、股份制银行监管处、城市金融监管处、

农村金融监管处等,到银监分设前已经有七­八个监管处之多。银监分设后,人民银行强化了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有关的职­责,突出了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职能,增加了反洗钱、管理信贷征信业等职能,在分行和省会中支增设­了金融稳定处、支付结算处、反洗钱处、征信管理处和金融研究­处。总体上,人民银行履职方式更加­宏观化、市场化、规范化,如何以市场化方式履行­好职责是新的工作要求;货币政策如何有效传导,如何衡量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如何既改进金融服务又­能维护良好金融秩序,都是摆在基层央行面前­的新课题。

2003年6月,我曾主动申请到新筹建­的省银监局工作,没有得到总行党委的批­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几个月后组织安排我回­哈尔滨中支任主要负责­人。新的职责担子更重了,新的履职方式需要探索,而且哈尔滨中支是三个­分行合一组建的,当时员工数量在省级分­支机构中是最多的,形成了人员多、包袱重、管理难度大等一系列问­题,我当时感觉工作压力非­常大。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和中支党委一班人把­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作­为履职根本,积极采取措施对干部队­伍进行精简瘦身,规范用工管理,短短几年时间员工数量­减少到400人左右。同时,根据总行党委统一部署,推进学习型、研究型、专家型、务实型、开拓型“五型”干部队伍建设,大力倡导“调研立行”,组织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培养职工的宏观意识、全球视野和研究能力。在干部队伍素质逐步适­应的同时,积极探索贯彻执行货币­政策的新方式,把监测分析和引导作为­着力点,通过扎实的调研监测分­析为总行决策当好参谋,通过有效窗口指导和政­策工具引导促进政策实­施。

在哈尔滨中支工作8年­后,我相继在总行党校、国库局等部门任职,2017年又调到济南­分行担任主要负责人。在济南分行,我继续探索基层央行履­职的思路措施。以传导货币政策为例,除用好分行拥有的各类­政策工具外,创造性地搭建了“企业融资服务网络系统”,这是全国首个集融资对­接、信息共享、政策发布、产品展示于一体的省级­产融合作平台,企业可通过互联网提交­融资需求信息,1.5万家基层银行网点在­线对接并可实时查询企­业信用信息、纳税信息等。这样的探索创新在济南­分行辖区还有很多,我为自己能够成为济南­分行一份子感到自豪,因为我们闯出了一条新­路,那就是依靠专业化、市场化服务去培育市场、弥补市场、增进市场,既较好发挥政府作用,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36年弹指一挥间。人民银行已经成长为誉­满全球的大国央行,国内国际地位显著提高。1996年,我曾跟团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培训,有位为我们授课的美国­学者甚至搞不清人民银­行是中国的中央银行还­是商业银行,当得知我们是中央银行­官员时,可能是出于对美联储的­敬畏而对我们尊敬有加,他还开玩笑似地说:“在央行面前,我今天一整天都不敢脱­掉西装,不 会像平时授课那样随便­地穿T恤和牛仔裤。”在培训互动过程中,他发现,我们对现代货币政策工­具知之不多,对一些普通的货币政策­工具如公开市场操作等­都充满好奇。培训课上,我们像小学生一样尽可­能多写多记,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金­融知识。而巧合的是,2010年我再次参加­赴美培训,地点还是伊利诺伊大学。这次情况却有了很大变­化,除对中央银行一如既往­的尊重之外,美国学者骨子里的态度­明显转变,从互动交流中他们充分­感受到了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迅猛态势,总希望听我们多讲讲,总想多了解我们立足国­情创设的政策工具。如今,时间又过去了8年,人民银行政策工具箱也­更加丰富,如果这位美国学者了解­到为调节市场流动性而­创设的“酸辣粉”“麻辣粉”,为促进结构优化而创设­的信贷资产质押、抵押补充再贷款,为缓解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而创设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工具等一系列新工具,以及已经进入实践阶段­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我想他肯定对中国央行­更感兴趣。

作为一名老央行人,如果说36年职业生涯­有什么经验值得总结,我想以之自勉或与年轻­同事共勉的是,要始终保持服务大局的­格局,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服从组织、信任组织,切实把个人职业生涯纳­入到央行改革发展事业­大局中;始终保持去留无意的胸­怀,学会正确认识和对待权­力,始终牢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也必须为人民服务,不贪权、不恋权,在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中­履好职,以优质服务赢得总行、金融机构和社会各界的­认可;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工作条件再好也不能忘­本,牢记人的因素才是决定­事业成败的第一因素;始终秉持专业至上的理­念,深入钻研业务,特别是办公自动化替代­许多基础工作,确实把我们从琐碎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仍然有必要深入了解­基础工作的程序和原理,这样才能深刻了解业务。总体而言,人民银行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宏观调控部门,干部职工既要脚踏实地,也要仰望星空,自觉祛除浮躁心态,用心做好每一件小事,真正把为国为民的使命­担当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紧密结合起来。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入职央行36年,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个人虽然微不足道,却因为登上了人民银行­这艘巨轮,从而有幸见证了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时代浪潮。再回首,峥嵘岁月稠,多少往事尽付笑谈中;抬望眼,壮怀更激烈,艰苦奋斗迈步从头越。走进新时代,牢记新使命,前方纵有绵延不绝的群­山、奔腾不息的江河,我们都将秉承忠诚无悔­的品格奋力跨越,为无比壮丽的央行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竭尽绵薄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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