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笔丰碑矗人间
——记“中国人民银行”行名题写者马文蔚先生
打开每一张人民币纸币，我们都可以看到熟悉的魏楷“中国人民银行”行名。这几个书法字，苍劲有力，雄朴敦厚，给人以美感，浸透着庄重。从1955年新中国货币制度基本确定之后，“中国人民银行”这六个字，一直就印在那里。无论人民币钞票的大小、颜色、图案、防伪标志如何变化，这几个字却始终没变，除曾经历简繁体的细微调整外，风格依旧，字体如初。今年是人民银行成立70周年，正在筹办“马文蔚纪念馆”的人民银行阳曲县支行将一大本图文并茂的文史资料送到我的案头。看完这些资料，我才了解到为人民银行题写行名背后的那些戏剧性故事，马文蔚先生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从此也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之中。
一段尘封的历史
1950年4月的一天，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把时任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员的马文蔚请到办公室，并拿出一杆毛笔让他鉴赏。马文蔚只看了一眼便脱口而出：“好笔，是宫廷里的东西!”南行长赞赏道：“好眼力，写几个字看看。”“写什么呢？”“就写咱们银行的这几个字吧！”虽然感到南行长今天有点特别，但性情直爽、不善揣摩的马文蔚也没多想。他拉开架势，按照南行长的要求，在裁成小方块的虎皮宣纸上，反复写了“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元、角、分、壹、贰、叁、伍、拾”等字。马文蔚回家继续写，上班后把自己认为比较理想的交给了南行长。这组字后来便成了第二套人民币票面上的全部汉字。题写行名的那一年，马文蔚45岁。1955年第二套人民币发行后，看到票面上的字体，马文蔚才明白了南行长当时的意图。但是他守口如瓶，从未向人提及，一直以崇高的职业道德为国家保守着这个金融秘密。
此后三十多年，马文蔚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和是非曲直，题写行名一事在他心中早已淡忘。直到1983年初春，他和家人无意中看到3月1日《山西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专门介绍人民币票面上人民银行行名的题写者，但作者说的却不是马文蔚。马文蔚见报后付之一笑，不以为然。但他的女儿马眉却 认为应该实事求是，要对历史负责，力主父亲向总行报告此事，澄清真相。同年3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收到了马眉代笔、马文蔚签名的信件以及那份《山西日报》。来信指出，文章中提到的第二套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书写者有误，真正的题写者是何人，是在何种情况下所写，我清楚。信上附有联系地址。人民银行总行对此十分重视，有关行领导认为很有必要对此进行考证，随即派出两名专家，带着总行的绝密档案，来到人民银行阳曲县支行会议室，与马文蔚一起，共同进行调查和技术鉴定。马文蔚就当时书写“中国人民银行”等字的过程进行了详细回忆。之后，总行专家请马文蔚现场书写“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马文蔚拿出随身携带的一支秃毛笔，手臂回勾，书写了“中国人民银行”字样。从字迹的“神韵”看，与第二套人民币的六个行名书法字一脉相承，如出一辙。
这时，总行专家拿出一个墨绿色的纸卷，缓缓展开，写在不同颜色、大小不等的方块虎皮宣纸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书法字相继显现，字体汉隶、魏楷神韵兼具，饱满而隽秀。“太漂亮了！”在场的人发出惊叹。总行专家将字样交到马文蔚手里，老人家用颤抖的双手接过来，激动地说：“是，是，是的。”这就是在人民银行绝密档案中保存了三十多年的第二套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行名书法字原作。经过细致严格的比对验证和鉴定，确认原作乃马文蔚所书。
人民币票面“中国人民银行”行名题写者之谜终于揭开。而此时的马文蔚却谦逊地说：“这六个字应该归功于南汉宸行长，是他委托我书写，最后由他亲自遴选确定的，我不过是奉命参与而已。”
淳朴家风孕育上进少年
1904年农历11月22日，马文蔚出生于山西省阳曲县黄寨村金寺巷马家小院。马文蔚的父亲叫马鹏程，靠教私塾谋生，马鹏程夫妇养育了四个儿子，马文蔚是其三子，字嚼若。马鹏程
希望儿子们长大后都能出人头地做个秀才，所以名字里都带个“文”字。
年幼的马文蔚身材瘦小，体弱多病，但却聪明伶俐，喜书爱画，上学后勤奋好学，科科成绩优秀，年年考试第一。他和小伙伴们跑遍了村里的巷道沟叉和左村右舍，经常对着寺庙大门上的牌匾楹联用手比划。1920年夏天，喜好读书、胸怀大志的马文蔚来到省城太原，报考了省立一中、省立第一师范、太原国民师范，结果以优异成绩被这几所学校同时录取。因家境贫寒，马文蔚最后选择了公费的太原国民师范，与徐向前、程子华、薄一波、王世英等成为同学。在太原国民师范学习的五年中，马文蔚品学兼优，深得校长赵丕廉的喜爱和赏识。
1925年从太原国民师范毕业后，马文蔚任教于国师街师范附小，还被推荐到阎锡山创办的育才馆第10班重点培养。受赵丕廉校长的激励和熏陶，马文蔚不久又到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学习，为他日后从事金融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
耿直个性与忧民情怀
1930年初，马文蔚从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先任山西驻南京第三集团军办事处秘书，后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科员，并在赵戴文任院长的监察院当秘书，其间参加了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并任“纠仪官”。1935年，经傅作义将军介绍，马文蔚来到上海投身金融界，在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的安排下担任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文书副主任。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在上海成立四行联合办事处，马文蔚以联合办事处视察员的身份，一路辗转从上海至香港，返汉口又到重庆。
任视察员期间，马文蔚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深入调查、潜心研究，足迹遍及大后方的各个省区，不仅掌握了各地金融界的大量资料，而且运用在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深造时所学知识，总结撰写了许多内容翔实、很有见地的金融调研报告，受到孔祥熙的格外赏识。
1942年，马文蔚被安排到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人事处任甄核主任。可是，他只干了半年，就因不徇私情，受到孔祥熙手下“铭贤派”的诬陷而被免职。事情查清后，孔祥熙对马文蔚说：“我错怪你了，你到中央银行当个处长吧。”马文蔚哈哈一笑说：“院长，我再也不敢在你手下做事了。”小小马文蔚竟敢顶撞孔祥熙，在“陪都”重庆一度成为趣闻佳话，广为流传，引起了我党在重庆做秘密工作的南汉宸的注意。南汉宸对这位耿直不阿的山西老乡十分敬佩。
坎坷人生难改君子初心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6月，马文蔚来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先后任参事、金融研究员，办公室就在南汉宸行长办公室对门。此后不久，他受南汉宸行长之托，题写了人民币票面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名汉字。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这几个字将使他名垂青史。
1951年，马文蔚因工作成绩显著，被调到广西有色金属管理局任计划处副主任。1952年，马文蔚被国务院征聘为高级知识分子，调往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计划处工作。
1957年，在“大鸣大放”中，马文蔚因直言单位工作中的失误，被错划为“右派”，责令遣送原籍。1958年，马文蔚携妻带女，头上压着一顶受人批斗和歧视的“右派”帽子，回到老家山西省阳曲县黄寨村接受劳动改造。这一改造，就是漫长的20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扣在马文蔚头上的“右派”帽子摘掉了，冤案终于彻底平反。根据政策，马文蔚按银行退休干部待遇在原籍阳曲县安置。75岁的马文蔚，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1984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给陕西省分行发出的专函（84银函字191号）中写道：马文蔚同志是一位对银行建设事业有贡献的知识分子，1950年受南汉宸行长的委托，为人民币题写了“中国人民银行”等字；“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不仅用于新版人民币，而且广泛地被各级人民银行用于机构的门牌上。函件还要求陕西省分行会同山西省分行协调解决马文蔚退休待遇等相关事宜。
1988年3月29日，马文蔚先生因病在阳曲县人民医院去世，享年85岁。马文蔚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他题写的魏楷行名，更有他淡泊名利、明德守正的风骨和品格。
如今,“中国名片”人民币已经跨越国境，走向世界，逐步成为国际货币。这应该是对马文蔚先生最好的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