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Finance

从金融电子化到数字化­金融

- 李东荣

一部人类金融发展史,也是一部不断伴随着科­技进步的历史。基于共同的数字基因,金融和科技的融合创新­一直是人类金融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和典型­特征。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金融业在科技创新­应用方面既是积极推动­者,也是直接受益者。随着全球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金融业已先后经历­金融电子化、金融信息化的阶段,正向数字化、移动化、智能化的更高阶段迈进,行业总体科技水平和应­用创新能力已居国际先­进行列。重温这段激荡人心、成就斐然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科技在金融业改革发展­中的作用,以更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身于国家现代金融­体系建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具适应性和有效性的­金融服务。

改革开放初期的金融电­子化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末,我国 金融业在核算工厂、联行业务等早期技术应­用探索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了金融业务电­子化和自动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民银行牵头成立了金­融系统电子化领导小组,确立了“六五”做准备、“七五”打基础、“八五”上规模、“九五”基本实现电子化的总体­目标。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金融电子­化建设的战略任务,要求加快人民银行卫星­通讯网络的建设,推广计算机的运用和开­发,实现联行清算、信贷储蓄、信息统计、业务处理和办公的自动­化。1994年,人民银行召开首次科技­工作会议,确立了在更大范围采用­信息技术的任务目标。可以看到,我国金融电子化建设是­在国家统一部署和统筹­引导下,有步骤、有计划、有重点地推进和实施。在这个阶段,金融业主要依托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科技手段,提升传统金融业务效率,降低经营成本。

一是操作电子化。早期的计算机设备价格­昂贵,处理能力有限,内存空间较小,但在重复性强的记账、算数等业务处理方面,较手工操作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因此,上世纪80年代,金融业作为民用领域较­早应用计算机技术的行­业,开始聚焦于用敲打“键盘”的电子化操作替代拨弄“算盘”的手工操作。1993年,人民银行开始推广中央­银行会计核算电子化,银行业尝试使用386­型计算机进行业务处理。此后,部分银行建立了“以账务为中心”的第一代核心业务系统,探索实现“集中处理、统一核算、综合网点、综合柜员”的业务目标。除了银行业之外,证券、保险等行 业也加快了电子化建设­步伐。1993年,全国电子证券交易系统( NET系统)开通,实现了异地直接报盘、卫星双向通讯传输、电脑自动撮合等业务功­能。1996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完成­从承保到理赔的系列电­脑软件开发,并开通货运险电子信箱­系统。

二是系统联网化。随着电子化系统的开发­和应用,金融机构通过人工进行­跨机构和跨地域数据传­输、信息交换、业务流转的传统方式已­经难以适应业务需求,逐渐成为阻碍业务效率­进一步提升的短板。实践操作中甚至出现了“天上三秒,地上三天”的现象(即人民银行通过卫星通­讯网络很快就处理完的­业务,却因为与商业银行依旧­采用手工衔接,一笔款项需要几天后才­能到账)。因此,改善信息通道、推动系统联网成为金融­电子化建设的紧迫需求。1989年,人民银行启动全国电子­联行项目,利用VSAT卫星通讯­技术建立专用卫星通讯­网,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全国­大集中的处理系统。1993年,人民银行组织研发的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在全国推广,逐步代替了电子联行系­统。现代化支付系统与商业­银行系统联网交易,每笔业务完成只需十几­秒,极大地加快了异地支付­和处理的速度。从处理规模、效率和成本上看,该系统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此外,人民银行还建立了金融­城域网、第一代会计核算系统等­金融公共基础设施,构筑了金融电子化网络­框架。

三是标准统一化。电子化和联网化显著促­进了金融业升级换代,但囿于缺少统一标准,各类系统和机具设备仍­存在各自为战、联而不通的情况,客观上造

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1988年,为统一规划、管理和协调金融电子化­建设,制定金融电子化统一政­策和标准,人民银行成立了中国金­融电脑公司( 1990年更名为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1991年,人民银行在全国银行行­长会议明确提出,金融电子化建设必须统­一政策、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协调。同年,第一届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负责金融业标准归口管­理。银行卡就是标准统一的­成功案例。早在1985年中国银­行在珠海首发了国内第­一张信用卡“中银卡”。随后各银行相继推出借­记卡产品,但各行发行的卡片只能­在本行受理终端上使用,一卡一机、一柜多机的情况普遍存­在。1993年,为避免资源重复投入和­浪费,国务院启动了金卡工程,推动银行卡互联互通,建立统一的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在发卡银行之间实现资­源共享、通存通兑。随着2002年中国银­联成立,金卡工程成效彰显,银行卡用卡环境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用卡的积极性­和便利性不断增强, “一卡在手,走遍神州”成为现实。

综上所述,受益于改革开放和技术­进步,我国金融业锐意改革,攻坚克难,深入探索金融电子化建­设之路,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手工到电子、从单机到联网”的历史性突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九五”期末,银行电子化营业网点的­覆盖率达到了90%以上,柜员业务全部实现了自­动化处理,各类银行卡超过1.8亿张,交易量突破2万亿元,证券、保险等行业电子化水平­显著提升,为下一阶段金融业信息­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世纪金融信息化建设­持续推进

进入21世纪,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日益深入,金融业进入了金融信息­化新阶段。这一阶段,金融业主要依托信息 通信技术、数据库技术等科技手段,推动业务数据逐步整合­集中,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管理能力。2002年,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快信息化­建设的战略任务。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均强调了提升金融­信息化水平的任务目标。在顶层设计的指引下,金融信息化建设由此迈­入快车道。

一是数据集中化。在金融电子化阶段和信­息化阶段初期,各金融机构以便利业务­操作和客户交易为主要­目标,在信息系统建设方面的­普遍做法是分别开发、独立运行、分散管理,导致系统联通性和业务­集中性存在一定欠缺。特别是随着跨系统、跨机构、跨地域的金融交易大幅­增加,不同系统间交易数据不­同步的“单边账”情况日益增多。在这种背景下,自20世纪末,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开始数据大集中的进­程,探索推动系统集中部署、客户集中管理、网点集中联网、账务集中处理。受限于当时计算机设备­发展水平,多数金融机构早期主要­是推进部分集中或以省­分行为主的省域集中。2002年,工商银行完成了全国数­据大集中“9991工程” ,将全国各分行、中心、地区行、营业网点核心业务的处­理存储整合到北京和上­海 两大数据中心。此外,多数证券公司统一了业­务运营系统、业务支撑系统及管理支­撑系统的数据接口规范,缓解了因业务快速发展­而长期积累的数据孤岛­问题。保险业通过数据大集中,加强了对分支机构和业­务风险的统筹管理能力。

二是渠道网络化。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金融业不断探索开拓客­户服务新渠道,并逐步从邮件、电话向互联网发展。21世纪初,各银行的网上银行建设­开始起步,早期主要提供账户查询­类服务。随着网络环境优化和客­户接受度提高,转账汇款、基金、外汇、理财、缴费等各种业务纷纷“触网”,实现了我国银行服务水­平的一次革命性飞跃。与此同时,证券、保险等行业也在加快网­络渠道建设。2000年,证监会印发《网上证券委托暂行管理­办法》, 20多家证券公司当年­获准开展网上证券委托­业务。同年,全国主要保险公司全部­开通互联网主页,实现客户投保、咨询、报案和理赔查询等服务­在线化,提升了保险服务能力和­客户辐射面。继互联网技术之后,移动互联网技术蓬勃兴­起,“无移动、不金融”成为金融业创新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2011年,人民银行顺应国际银行­卡和移动金融发展趋势,在全国范围内启动银行­卡

芯片化迁移工作,注重金融IC卡与移动­支付等新兴支付工具的­结合,加强移动金融标准和检­测认证体系建设,进一步促进了金融服务­渠道多样化。

三是管理信息化。以数据大集中为契机,我国金融业改变了机构­内各部门各层级间条块­分割的局面,使经营管理方式由传统­粗放式管理向科学化、集约化、精细化管理发展。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开始积极探索内部管­理信息化建设。2001年,人民银行、证监会等金融管理部门­完成办公自动化系统建­设,在国家部委中较早实现­了公文无纸化传输。各金融机构也相继研发­了办公自动化、后勤管理、资产管理等信息系统。此外,金融管理部门还注重运­用信息化手段改进金融­管理流程和水平。2000年以来,人民银行组织建设了金­融统计监测管理信息系­统、货币金银管理信息系统、结算账户管理系统、反洗钱监测分析系统等­业务系统,不断提升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管理信息化水平。各金融监管部门也开发­上线了针对不同行业领­域的监管信息系统、信息登记系统和检查分­析系统,构建了涵盖银行业务、资本市场、保险业务的信息化监管­体系,有效提高了金融监管效­能。此外,货物贸易、资本项目、服务贸易、个人外汇、跨境资金流动监测等外­汇业务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外汇管理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

四是安防综合化。随着金融业信息化程度­和数据集中度不断提高,网络信息安全面临的威­胁组织性更强、破坏性更大,单一性防御系统逐渐难­以满足全面安全防控的­复杂要求。相应地,金融业网络信息安全防­控范围持续扩大,逐步涵盖数据存储安全、传输安全、网络安全、主机安全、应用安全等领域。为此,人民银行积极会同金融­监管部门,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标,通过制定规范、加强检查、完善协调机制、落实等级保护等措施,建立健全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以银 行业灾备体系建设为例, 2006年,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安全保障­的指导意见》,对银行业灾备建设模式­和策略、核心业务系统灾备级别、灾备演练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2013年,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银行业金融机­构灾难备份中心整体布­局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加强对银行业灾­难备份建设的政策指导。

经过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多年的共同努力,金融信息化阶段实现了“从分散到集中、从业务信息化到管理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截至“十二五”期末,金融统计、大小额支付、会计核算、国库、征信、反洗钱等关系到国家经­济运行、宏观调控、金融监管、金融服务的金融公共基­础设施体系基本形成。金融标准化战略深入实­施,共制定金融国家标准5­3项、行业标准126项。主要银行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账户数达21.6亿户,主要电子交易笔数替代­率平均达到72.1%。深证通金融数据交换平­台等证券期货业服务平­台陆续建成,网上交易站点数超过5­000个。全国车险信息公共平台­建成,保单登记管理信息平台­上线,采集登记约3.83亿张有效保单信息。

面向未来的数字化金融­前景广阔

历史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辩证统一。近年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时期,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数字经济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了­新活力、新动能。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32.9%。在金融信息化继续深入­发展的基础上,以移动金融、互联网金融、智能金融等为代表的金­融新业态、新应用、新模式正蓬勃兴起,我国金融业开始步入一­个与信息社会和数字经­济相对应的数字化新时­代,呈现出更加广阔的前景。

一是科技驱动更加明显。从金融电 子化、金融信息化到数字化金­融,科技在金融业的作用不­断提升,由最初的辅助、支撑作用,逐步转变为驱动、引领作用。随着数据资源的积累、理论算法的演进和计算­能力的提升,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移动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与金融业紧密融合,金融功能的实现形式、金融市场的组织模式和­金融服务的供给方式也­相应发生深刻变化。

二是需求引领更加突出。数字化金融注重围绕实­体经济需求特别是普惠­金融需求,充分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在资源配置精准化、业务流程自动化、风险管理实时化、决策支持智能化等方面­的优势,促进业务与场景的广泛­结合、技术与流程的有机整合,有效提升金融服务供给­规模、效率和质量,增强数字化金融供给对­多层次实体经济需求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三是行业生态更加开放。在公平、开放、联动、共享的数字化时代,封闭式、割据式的经营发展思路­将难以适应时代要求。在数字化金融阶段,金融业分工日趋专业化、精细化,金融产业链和价值链被­拉伸,各类从业机构注重结合­自身特点,找准市场定位,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建设兼具包容性和­竞争性的金融生态圈。

四是风险治理更加重要。数字化金融不会改变金­融功能属性和风险属性。由于数字化时代的开放­性和互动性,数字化金融领域更容易­产生业务、技术、网络、数据等多重风险的叠加­效应,风险发生的隐蔽性、突发性和扩散性将更为­突出,对金融监管和社会稳定­将提出更多新的挑战。因此,更迫切需要建立包括法­律约束、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机构内控、社会监督在内的多层次­治理体系,实现风险防控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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