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金融改革开放提供智力支持
——访中国政府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执董张之骧
记
者：作为中国政府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执行董事，您见证并参与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开展国际金融合作的许多事件，其中一定有不少值得纪念的往事。
张之骧：改革开放之初，中外金融组织间的交流刚刚起步，国际金融方面的出版物几乎是空白。中国金融出版社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时机，充分发挥自身在专业领域的优势，把引进国际金融机构的出版物作为对外开放的切入点，由此开始了中国金融出版社与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等）之间长达40年的交流合作。中国金融出版社有规划地、持续地引进图书出版，始终把握住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时代脉搏。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有关市场经济方面的图书和资料很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方向，逐步向世界经济靠拢。很多金融从业人员以及教学科研人员急需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方面的图书和参考资料。我此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发现那里有许多对国内很有价值的书籍，于是就考虑如何将这些宝贵的资料引进到中国，支持国内改革开放，金融出版社此时也正在谋求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出版一些书籍，双方一拍即合。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引进出版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世界经济展望》代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的官方看法，对世界经济发展进行分析预测，同时对多个经济金融专业问题展开详细的前瞻 性讨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金融出版社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领域也进一步扩大。随后又出版了一系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定期论文》。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金融出版社又陆续出版《国际资本市场》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这两个重要的金融市场研究报告。为了配合央行统计工作， 1997年出版了《国际收支手册》《政府财政统计手册》等工具书，这些书籍对指导我国的国际收支统计工作、加快财政统计工作同国际接轨的步伐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两年，中国金融出版社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开始了一项新的合作——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授权，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丛书》。我和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魏本华先生负责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商讨版权授权、双方编委会组成、组织全 书的翻译和审校以及沟通协调等工作，中国金融出版社为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本套丛书规模较大，一共10卷，涵盖内容的时间跨度从1944布雷顿森林会议开始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目前整套丛书已经基本翻译完成，正在做最后的审校工作。
我转到亚洲开发银行工作后，又协助中国金融出版社联系该行， 1994年开始引进出版相关业务书籍，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包括《崛起的亚洲》和《亚洲开发银行业务丛书》等。
几十年来，我一直非常关注中国金融出版社与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历程。中国金融出版社引进的这些出版物极具权威性和专业性，为我国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政府部门的决策者以及广大的院校师生跟踪了解世界经济金融变革和前沿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概括起来，中国金融出版社开展同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有两大意义。其一，合作出版工作展现了40年来中国金融领域坚持对外开放的精神。其二，通过译介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先进理念和现代金融知识，中国金融出版社向国内金融业打开了一扇窗户，开阔了从业人员的视野，提高了他们的知识水平和实务能力，促进了国内金融体系的“能力建设”，为我国经济金融改革发展研究和决策提供了广泛的国际借鉴和智力支持。
记者：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金融成就举世瞩目。2015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您曾经长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并担任中国驻该组织的执行董事，对于人民币加入SDR您有何评论？
张之骧： 1980年4月，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迄今将近40年了。这段历史基本上与改革开放同步。
在第一个十年，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两次共借款约17亿美元，得到了该组织的资金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国内金融改革发生了两个标志性事件：一个是1984年正式成立了中央银行，另一个是各家专业银行陆续组建。这为下一个时期的经济腾飞和金融壮大奠定了基础。
在第二个十年（1990年至21世纪初），我国改革开放成效日益凸显，金融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现代金融体系逐步建立。199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第十一次调整时，中国由于外汇储备不足，其份额从1980年恢复席位时的第九位降至第十一位。当时我正担任副执行董事，特别担心中国能否继续保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单国选区的执董地位。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GDP只相当于1000多亿美元。经过十年左右的积累，我国外汇储备随GDP增长出现大幅上升。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 第一次发挥突出作用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当时基金组织使用了中国的资金支持了遭受危机冲击的相关国家和地区。这也标志着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开始迅速上升。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坚持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这对于稳定风雨飘摇的亚洲货币体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区域内很多国家意识到，亚洲应该利用自己的资金维护区域金融稳定，而不能一味依赖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因此，关于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的动议不断出现，比如签订清迈倡议，成立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等。
SDR是1969年出现的，当时国际上已经意识到美元汇率难以维持稳定。2010年中国提出人民币“入篮”，但被否定了。其原因有三：一是人民币作为其他国家的官方储备货币基本上不存在；二是人民币作为计价单位在国际贸易中的比例极低；三是人民币在国际外汇市场交易的数量很小。
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说是从2008年开始的，当时人民银行出台了跨境人民币安排。此后，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迅速上升。而作为储备货币，目前主要是以双边货币互换来体现的，如今已达千亿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也逐步增加，目前总额已经排在第六位。鉴于上述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5年决定同意人民币加入SDR(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至此。SDR货币篮子相应扩大至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5种货币。人民币的权重为10.92%，仅次于美元和欧元，超过日元和英镑。由此可见，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和结果。
记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职能中，第四条款磋商机制非常重要，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张之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的 宗旨是，通过常设机构就国际货币问题进行磋商和协作，从而促进国际货币领域的合作。通过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发展，把促进和保持成员国的就业、生产资源的发展、实际收入的高低水平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稳定国际汇率，在成员国之间保持有秩序的汇价安排，避免竞争性的汇价贬值。据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具有一项特殊使命，就是为陷入严重经济困境的成员国家提供资金援助，甚至协助管理受援国家的财政并督促其进行财政与金融调整和改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四条款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成员国之间要定期举行磋商，通常是每年一次，讨论成员国的经济政策。磋商报告要提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讨论。除了一年一度的正式磋商，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对成员国的访问，通常是年底，我们通常称之为“小磋商”，事后同样要向执董会提交报告。执董会将按照成员国自愿的原则以公共信息公告形式向外界发布讨论情况。此外，作为对国别磋商的补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定期与一些区域性经济金融组织进行磋商。第四条款实际上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种监督机制，旨在探测和监督借款国家经济所存在的风险并提供相应的解决办法。
从历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中国开展第四条款磋商的情况看，其结论总体上是比较客观的。正如前面介绍的，中国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资格的第一个十年，由于我们两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所以经常受到“敲打”，比如指责人民币汇率被高估（当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2.8∶ 1）。不过，实事求是地说，第四条款磋商对于我国宏观经济金融政策改革完善的确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我国外汇制度改革形成了倒逼作用，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的汇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