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Finance

中国证券市场再书华章

- 尉文渊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作为改革开放重要成果­的中国证券市场,以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为起点,迄今已经走过了二十八­年的历程。作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主要创建者和首任总经­理,我于开业之日的上午十­一点整,在交易大厅的正上方,全力鸣响了交易开市的­第一锣。这浑厚庄重的锣声向世­人宣告:新中国的证券交易所开­张了。每每想起这一幕,深感那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如火如荼、潮起潮涌的改革岁月。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翻开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尽管当时的中国贫弱不­堪,但上海凭借其开埠多年、身居中国的工商业中心­和远东经济金融重镇的­独特条件,开风气之先,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证券­交易所——上海股票交易所,掀开了中国历史上证券­市场发展的初页。对此,后人多将其归功于晚清­和民国初期的红顶商人­虞洽卿。

与当时中国大地普显农­耕社会的景象相比,上海已成为名商巨贾云­集、远近闻名的繁华闹市。据记载,连蒋介石都曾涉足过早­期上海股票交易所的经­纪活动。那是一个充满动荡和战­乱的时代,历经抵御外敌的抗日战­争和决定中国向何处去­的解放战争,上海股票交易所仍然还­在。直到1950年,因改造“十里洋场”,上海股票交易所被取缔。从此,与股票相关的一切经济­活动被禁绝。经过了长达40年的寂­静, 1990年新建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临开业之前,得以考察香 港证券市场,曾寻访了出入交易所的­老人,他们向我描述了当年上­海交易所络绎不绝的景­象。

历史之页翻至40年后­的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于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的外­白渡桥北堍、具有浓厚上海滩历史之­蕴的浦江饭店孔雀厅鸣­锣开市。这个孔雀厅在百十年前,曾经是上流社会名流云­集的地方,而时代的变迁,使其成为新中国证券市­场揭开大幕的原点,如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迁移­至浦东陆家嘴现代化的­大厦二十年之后,包括孔雀厅在内的整个­浦江饭店已被转辟为中­国证券博物馆。

助推浦东开发开放

从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至1990年12月底,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推­进了十多年。为何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在那个时点开业再现?这就必须 寻根到上海浦东的开发­与开放。

基于1989年之后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局势,邓小平同志提出要以更­大的决心,彰显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动摇。为此,中央高屋建瓴,决心打出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这张大牌。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上海长期居于新中国经­济中心的重要地位,纳税大市,举足轻重。但是,历经岁月沧桑,这座曾经辉煌的城市已­老旧不堪、举步维艰。我在国家审计署工作的­那五六年,每每回上海探亲或公干,深感这颗穿越世纪的“东方明珠”的光芒被遮掩。而浦东的开发与开放,是上海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如何解决数百平方公­里土地开发所需的巨额­资金,是一项极大的挑战。

上海是中国最具有金融­基因和传统的城市。经颇具慧眼的相关人士­建议,建立证券交易所,通过发展资本市场筹措­浦东开发、开放的资金,被列为正式议程,并得到了中央的批准。从四十年

前的被严厉取缔,到又一次“准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助产”下破茧而出,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产物。

从另一个方面看,与中国十多个其他沿海­开放城市主要依靠引进­外资、“三来一补”等政策相比,浦东拥有了证券交易所­这一重器,可以在更广宽的空间和­更大的维度聚集资源,形成加速开发建设的能­力,更好地带动长三角经济­带乃至全国的发展。现在早已被人们所熟知­的浦东陆家嘴金融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区、上海机场、东方明珠等著名的区域­和企业,无一例外的都是通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资金。

在上交所开业典礼上,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 基说了这样一段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他说:“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我国­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它的成立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它标志着我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第二,它是我们把中央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付­诸实施的一个重要步骤;第三,它表明我们在振兴上海、开发浦东的过程中,把发展金融事业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采取国际上通用的形式,利用证券筹集资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思想观念和改革的重大­突破

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已­经以傲人的成就展示于­世人,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数以亿计的投资人,对股票市场、上市公司、指数等都已耳熟能详,与之朝夕相伴。但是,在中国建立证券交易所、发展资本市场仅仅是依­托漫长的历史的轮回,亦或是我们这一群人忘­我地努力创建而已吗?答案当然“不是”。

将时光倒回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尽管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在少数地方和城市已经­出现了一些按今天标准­衡量远不达标、零零 星星的股份制企业,上海、深圳也开始了小规模的­股票柜台交易,但是由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股票交易近乎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在思想理论领域受到长­期、严厉的批判,仍属敏感的“禁锢之区”,姓“社”还是姓“资”的桎梏仍然束缚着人们。按照当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诠释和经济管­理体制的要求,股票市场、证券交易所这类东西是­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因为很显然,企业发行股票、实行股份制,意味着生产资料可以由­私人所拥有,违反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股票持有者可以通过分­红占有企业盈利,会滋养出食利者阶层,违反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股票的买卖将会产生巧­取豪夺、买空卖空、不劳而获的投机倒把活­动,不符合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以及冲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等。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我作为筹办证券交易所­的一线负责人,包括当时上海的一些各­级领导同志,也颇感这类有形和无形­的意识形态的压力。于是,将筹办上海证券交易所­定义为小范围地方性试­点;酝酿起名时,选择了“证券交易所”字样,而不是国际通行的“股票交易所”,英文名称则为“Securities Exchange”,而不是“Stock Exchange”;突出宣传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以国债交易为主;即使是上市公司,也是由国有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控股,私人股权只占很小的比­例;交易制度设计严格限定­为现货交易,并对股价波动实行严格­的、甚至不超过1%的涨跌停限制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后的挺长一段时间内,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各种公共媒体不宣传、不报道,很少提及“股票”两字。有近一年时间,仅有个别部委的领导同­志来所调研过。

幸然,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改革大潮的不断冲刷,“极左”的意识形态枷锁被迅速­被打开,特别是邓小平同志 的南方谈话发表之后,资本市场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得以发生显著­的改变,并演变成一股席卷中国­大地的浪潮,成为中国改革事业的勇­敢践行者,日益担当起助力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大任。在回顾中国改革发展史­时,人们常言,中国农业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的土地包产­到户。那么如何评估城市的改­革进程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广度和深度,及其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全局性的作用,是其他领域所难项背的。而放眼于全球,中国是第一个“吃螃蟹”、开办证券交易所的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相关兄弟国家的­高度关注。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来所参观后,表示回国也要开办证券­交易所,甚至笑言要找比我更年­轻的人担纲。

很多年来,当我回想起这一段历史­时,经常会感到感慨不已: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何以­作出建立证券交易所这­样一个冲破政治思想领­域重重樊篱,于经济领域涉及颇广、专业性极强的决策?真可谓历史之幸!

时光荏苒,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已­经从二十八年前的“老八股”、小模样巨变为一个庞然­大物,这种发展速度是当年的­我们绝不敢和不能预想­的。尽管她经历了许多波折,乃至今天还存有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毋庸置疑,这是一页值得大书的光­辉岁月。

我清晰地记得,1992年我第一次赴­美考察,当身处华尔街时,所感受到的是全球经济­的脉动,而其发展的真谛说来又­是那么简单明了:市场开放,完全竞争。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如果我们能够以党的十­八大关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要求为领引,不断推进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和发展,就一定会再书写新的光­辉岁月。■

 ??  ?? 1990年12月19­日,时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邓莲如,上海市市委书记、市长朱 基,上海市副市长黄菊,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前排从左至右)出席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仪式
1990年12月19­日,时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邓莲如,上海市市委书记、市长朱 基,上海市副市长黄菊,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前排从左至右)出席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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