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角下的国际环境

俾斯麦有一句名言：“政治判断的能力就在于能比别人先听到远方的历史马蹄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分阶段的历史进程。中国的进步不仅受益或受制于国际政治和经济条件，进步的中国也是世界进程的参与者和创造者。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不可避免会嬗变，改革的条件和使命也就随之变化。在每个阶段提出正确的目标和选择正确的策略，是历史赋予每一代改革者的使命。

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两个现实：第一，中国的经济总量肯定会超过美国；第二，中国的成功会带来自己的可借鉴的文明价值体系，建立自己的可融通的经济和金融中心。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不会始终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中的一颗卫星，而将成为与美国经济并行的行星。

要认识到这一点，需要有一点历史想象力。罗斯福去世之后，世界进入以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为基础的冷战阶段。1991年苏联解体后，出现了所谓的“历史终结”。今天活跃在各个舞台上的人，熟悉的都是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被历史学家称为“自由主义霸权”的学说和现实。大部分人所受的教育、从事的工作、积累的经验和传授的知识，都在这个框架中。在这方面，历史尚不具备给未来提供诠释的先例。

中共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在发生中美贸易摩擦之后，美国不少学者暴露认知的局限，无法理解中国经济独立于美国体系的前景。有的学者当年发明标志中美两国经济连体的“Chimerica”一词，现在则说，如果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意见一致，中国只有顺从。有的学者历来看好中国经济，现在则预测在中美之间会出现“经济铁幕”。胡佛研究院召集30 多位教授学者，发表了一份如何抵制中国影响的报告，理由是，在这之前，中国的发展不至于威胁到现有国际秩序，而在这之后，中国不但想重新跻身为国际强国，而且自信有比发达国家模式更有效的“中国选择”。在他们看来，这是不能容忍的。正如外交史学者德瑞克·李波厄特所说，从蒋介石时代到今天，美国人都无法相信“管理”中国的崛起不是在美国的把握之中。

中国经济发展有一个意义深远的定位，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但是，习惯从冷战意识或意识形态对立的角度来观察问题的人，很难理解或相信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是为了争霸。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 如果真的信奉人权和民主，那么，中国人应当有权利享受同美国人相等的生活水平。按照这个标准（相等的人均GDP），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会是美国的四倍。伍伦贡大学教授埃兰·麦克兰尼在新书《朝鲜冲突》中引用一位美国外交官的话说， 50年以来，美国的中国政策的基础都不是建立在对中国人民的情感相符，而是建立在中国对美国安全之重要性的“直觉”上。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警觉，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基于对实际利益的客观分析，而是基于情绪的反应。用英国上个世纪50年代初驻美大使法兰克斯的话说，“情绪冲动的华盛顿是一个战争的首都”。

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动并不只是起源于中国。即使不考虑中国逐步强大的变数，美国自身的政策也会导致美国国际地位的改变。从苏联解体以来，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是举其国力将自己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体系和价值理念推广到全球各个角落，也就是实行“自由主义霸权”。按照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华尔特的解释，自由主义霸权的核心是寻求按美国的形象和美国的利益重新塑造世界政治体系。执行这样的政策是需要代价的，特别是军事费用的支出。从1989年以来，美国打了七场战争，每三年中就有两年处于战争。华尔特指出，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5%，但美国人却相信自己发现了现代社会唯一可行的社会模式以及维持和平世界秩序的唯一蓝图。

事实上，用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话来说， “与西方流行的智慧相反，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不但不是合作与和平的公式，反而是不稳定和导致冲突的公式”。但是，美国为此在军事上花费了巨额的本来可以用来改善本国居民生活和提升本国经济地位的财富。到2016 年底，美国承诺要保护国家的数目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奥巴马执政的最后一年，美国在七个不同的国家投了26000枚炸弹。与此同时，美国城市地下水管每天平均有657个因年久失修而爆裂，全国 22%的地下水管的年龄在 50 年之上，39%的桥梁年龄至少有 50 年，56000座桥梁被定为有结构性缺陷。根据 2017年的评估，美国10年内在修缮、维持和改进国家的道路、高速公路、码头、水道、大坝、防洪堤、学校、公园、供水系统、排水系统、电网、机场和桥梁方面所需的资金缺口将达1.1万亿美元。与此相比，2017年联邦非国防基础建设的开支仅

为 100亿美元，只够买64 架 F-35战斗机，而政府当年光是F-35 战斗机就买了 2457架。对这种为了见效甚微的国际霸主地位而牺牲国内大众生活水平的做法，在美国国内不是没有反对意见。这是特朗普当选的原因之一。因此，即使不是因为中国，国际力量分布格局因为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程度的改变，也会发生变化。

市场经济是联通各国往来的内在基础。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考察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时指出，把社会的经济形态只是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过于简单。市场经济是经济的主体，在市场经济之下，有更深层的“物质生活”。人们为了生存而劳作，创造出物质文明。“市场经济是插足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交换和交易”，市场通过交换和交易发现价值，调配资源。因此，从“物质生活”到“经济生活”的转折点是“交易价值”。

在市场经济之上另有一个社会层次，也就是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它可以调控市场经济的交换，颠覆社会秩序、决定社会财富的分配。这是社会制度和社会价值的底蕴。换句话说，无论在什么社会制度或所有权之下，市场经济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层面。尽管社会制度、政治利益或经济体系可能不同，通过市场经济这个相对独立的层面，各国之间的货物和资金是可以相互流通的。用格林斯潘在他最近的新书——《美国的资本主义》中相似的说法，物质生产力是技术问题，市场交易和创造性毁灭是经济问题，处理创造性毁灭后果的是政治问题。只有涉及第三个层面我们才从图表和数字进入实践政治。

谁都不可能期望中国以限制自身的发展来寻求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也并不意味中美之间一定会出现两强对抗，或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多元体系在历史上是常态。哈佛历史学家文安利在新书《冷战》中指出，两强对立的国际秩序在历史上其实是相对少见的。在大部分 情况里，两强对立的体系有赖于其他并不直接在这些强国控制下的国家以某种形式介入到对峙格局中。通常是通过意识形态的站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美国与前苏联的对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中国的发展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目的，不是为了争霸，也不是为了意识形态之争，那么，新的国际秩序更可能是一个多元的而不是两元的体系。

尽管市场经济为多元体系中各国的贸易和金融往来提供了基础，但并不等于说技术领先的国家不会通过市场的或非市场的手段来限制市场的正常活动。就美国而言，在对中国技术出口贸易方面的限制其实并不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的。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的大卫·蓝普顿教授在给《与敌手交易》一书写的“序言”中指出，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开始时，也就是中共十八大刚结束的2013年，美国对出口（特别是对向中国的出口）的控制政策就有了三个核心因素：把美国建设成一个其他国家无法企及的创新社会；提高对美国垄断的少数技术的保护；在国际上出售技术时（特别是向中国出口时），扩大国家安全的定义，将美国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福利也列为国家安全的考虑。

其实，类似这些做法当年美国在同日本竞争时几乎都出现过。只是当时美国针对日本的主要是半导体工业而不是芯片。美国对日本生产的纺织品、彩电、钢铁、汽车以及家用电器等，几乎都通过各种政策进行过限制。但是，最终也都没有阻挡得了日本工业的发展。最终使日本经济伤了元气的不是美国在技术上对日本的限制政策，而是日本自身在金融管理方面的失误。因此，国际力量格局的分布最终不是取决于同其他国家的对抗，而是取决于各国内在的活力。

历史的进步需要历史创造者的想象。霍金在身后出版的新书中，以爱因斯坦为榜样，强调说，要透过表面看到深层结构，关键是要有想象力。在自然科学中是这样，在社会科学中也是这样。想象力能够使我们摆脱近代中国落后的历史给思维带来的禁锢，提高站位，扩大视野，追历史长河之轨迹，溯人类大同之未来。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地位、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获得独立的重要地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用霍金的话说，“记住，要抬头看星辰，不要低头望脚尖”。我们常用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来形容舟行不止，猿啼不已。按现代哲学的观点，对此同一现象，承担风险的操舟者与栖居岸上的猿啼者会有不同的解读。对中国的进步能否具有足够的历史想象力，往往取决于立场的选择是在船上还是在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