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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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年 8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方面。各部门分别结合自身工作职责，相应制定了绿色金融各领域的标准或指引，初步形成了我国绿色金融的标准体系。2018年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绿色金融标准工作组正式成立，对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中外绿色金融标准对比 当前国外主要的绿色金融标准
国外绿色金融发展主要与环境保护以及社会责任相结合，目前主要的绿色金融标准有：赤道原则（Equator Principles，EPS）、绿色债券原则（Green Bonds Principle，GBP）、气候债券标准（Climate Bonds Principle，CBS）、《京都议定书》等。赤道原则是一套非官方性质的自愿性绿色信贷原则，是绿色贷款的主要标准，最先由花旗银行、巴克莱银行、荷兰银行和西德意志州立银行等10 家分属 7个国家的国际领先银行率先实行。赤道原则主要通过对项目潜在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分为 ABC 三级，并设定 10 条特别条款和条件，对项目提供融资和信贷。绿色债券原则（GBP）和气候债券标准（CBS）是一套相互补充、相互援引的绿色债券标准，主要确定了绿色债券发行人的信息披露制度、第三方认定以及项目的指定范围。GBP由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和 130多家金融机构于 2014年合作推出，已成为被国际市场主体认可的主要共识准则。该原则于2016 年 6 月 修订最新版，推荐发行人使用外部审查以确保发行的绿债符合GBP的关键要求，主要从募集资金用途、项目评估流程、募集资金管理和出具年度报告四个方面为发行人提供指引。CBS由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推出，只针对是否为“绿色”进行认证。《京都议定书》包括联合履约、清洁发展机制和国际碳排放交易三部分，推动了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和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的形成。
中外绿色金融标准的差异
绿色金融标准顶层设计不同。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主要由政府部门制定，存在明显的政府顶层设计特点。如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中，主要制定者为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国际上绿色金融标准则主要为市场自发形成，如赤道原则由银行机构自发形成。此外，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存在一定的政府引导以及强制性措施，而国际上绿色金融标准多为自愿性原则，除赤道原 则外，绿色债券原则、气候债券标准都属于自愿性原则。这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等有关，也体现了我国对绿色金融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政策激励机制存在差异。由于我国绿色金融标准是由相关政府部门制定的，具有“自上而下”的特点，因此通常配套一系列政策激励。而国际上绿色金融标准主要为市场自发或者国际组织制定，遵循自愿性原则，因此没有设计配套的鼓励政策。如绿色信贷方面，2018年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开展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的通知》，其中对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进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宏观审慎管理评估（MPA）中。此外，多数省份对绿色金融采取财政贴息或者奖励等措施，对绿色金融的开展进行激励。而GBP、CBS、京都议定书以及赤道原则等标准多为引导性、自愿性文件，不具有相关的激励措施。
分类与发行主体不同。中国的绿色金
融标准体系和国际上的绿色金融标准都对所含种类和项目进行了明确，但其中存在一些差异。如在绿色债券的分类上， GBP 和 CBS两项国际标准对绿色债券采用了完全相同的分类标准，即按照资金用途和追索方式分为绿色用途债券、绿色收益债券、绿色项目债券以及绿色证券化债券，GBP 和 CBS没有对发行主体进行明确。我国的绿色债券标准主要根据发行主体进行分类，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绿色金融债券公告》《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的发行主体为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同时按资金用途和追索方式称为绿色证券化债券；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开展绿色公司债券试点的通知》发行主体主要为政府、企业和开发性金融，分类包括绿色用途债券、绿色收益债券、绿色项目债券；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绿色债券发行指引》的发行主体较为宽泛，包括政府、企业及金融机构。
规定项目类型和范围不同。由于国际上绿色金融标准为自愿性原则，因此没有对绿色金融支持项目作出具体的技术标准，但在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中，为了更好引导产业发展，众多标准对具体的技术标准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如人民银行发布的《绿色债券项目目录》中对节能技改项目的具体技术类别、新能源开发项目的能源转化效率等，都按照国家或者行业标准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此外，GBP和 CBS两项国际标准未将化石能源项目的清洁使用作为绿色项目之一，但我国的绿色金融金融标准将其纳入节能减排项目的范围内。这充分说明了标准的制定要结合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进行确定，不能一味盲从国际标准。
绿色金融管理制度存在差异。如何追踪和管理绿色金融所筹集的资金，是绿色金融标准的重要内容，也是确保绿色金融真正能够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目前根据GBP 和 CBS 的规定，GBP要求绿色债券筹集的资金存放于专门的账户，发行主体每年至少提供一份报告，披露项目的进展以及对环境和持续发发展的影响。同时 GBP鼓励发行人要接受第三方机构的评估、审计等。CBI则明确规定要接受第三方的评估、审计等，并对第三方机构的认证明确了具体的规程和标准。在我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绿色金融债券公告》明确表示，绿色债券发行人应当开立专门账户或建立专项台账，对资金的使用进行管理，确保资金真正用于绿色产业项目，同时要求发行主体按季度向市场披露资金运用情况，并鼓励通过第三方发布评估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绿色债券发行指引》，则对于债券发行后的资金管理以及信息披露等没有明确的规定。综合来说，国际上绿色金融标准对于信息披露以及第三方评估具有较明确的规定，有利于保障通过绿色金融所筹集的资金能够用于绿色产业或项目，加大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存在的问题 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不统一、碎片化
当前我国已经针对绿色金融发布了较为全面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但发行主体部门多，各发行部门职能不同，沟通协调不足，导致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存在各自为政、不统一与碎片化的问题。由于标准的不统一，容易造成市场主体存在套利空间，从而导致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影响我国绿色金融进一步发展，因此绿色金融标准的统一迫在眉睫。一是标准界定和侧重点方面。如绿色债券方面，当前已经有《中国人民银行绿色金融债券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绿色债券发行指引》（以下简称《指引》），两个现行绿色债券标准之间侧重点和规定的绿色债券范围存在差异。人民银行发布的《公告》明确了绿色债券筹集的资金的管理，并鼓励发行主体接受第三方的认证评估和定期发布报告披露资金运用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指引》对于信息披露和第三方认证评估方面没有明确规定，主要对于绿色债券的分类和界定进行了明确，同时对于 绿色债券的发行明确了多项鼓励政策。此外两项标准对于绿色债券范围的规定也有差异，《指引》中明确了核电类项目也属于绿色债权范围，而人民银行发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中并未将其纳入范围中。二是目前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主要为指导性标准体系，对于标准的执行没有明确的指明，强制性较弱。因此机构在执行的过程中有较强的自主性，导致标准出现不统一和碎片化的问题。
绿色金融标准条块化、割裂化
绿色金融体系的发展需要形成一个整体的框架体系，提高各绿色金融产品之间的流动性和可接受性，而当前各绿色金融标准中存在不一致和难以相互衔接，一定程度限制了绿色金融体系之间的相互流动。比如人民银行发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与原银监会发布的《绿色信贷指引》存在不一致，因此金融机构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筹集的资金投向某些不属于《绿色信贷指引》范围的项目，从而导致低效产生。同时某些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根据原银监会的规定属于绿色信贷，而在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中，将其作为基础资产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支持债券，不符合《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从而需要对基础资产进行调整，原因也在于各标准之间的不一致性。
第三方认证发展滞后
通过第三方认证，能够确保相关主体通过绿色金融筹集的资金真正用于绿色项目和绿色产业，为相关投资者提供可信的参考依据，进一步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防止个别企业或项目主体“浑水摸鱼”，出现“漂绿”的现象。目前，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中，对第三方认证尚未有强制性的要求，如《中国人民银行绿色金融债券公告》中仅作出鼓励第三方认证评估的要求，而国家发展改革委《绿色债券指引》则未涉及第三方认真评估事项。
此外，第三方评估准入制度不完善、认证评估机构发展良莠不齐、没有明确的规范认证流程和报告内容，也导致各个评估机构的认证评估流程、报告等自成体系
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证报告，评估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大打折扣。
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
一方面，绿色金融相关公共数据平台尚需构建。公共环境数据平台起码包括绿色项目数据库信息、绿色金融资金运用信息、绿色项目环境披露信息和环保处罚信息。目前来看，这四类信息尚不完备，建议将其纳入公共数据平台。另一方面，我国绿色评级体系尚处于萌芽期。目前，仅有工商银行等少数商业银行内部开展了绿色评价。
优化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建议
当前，绿色金融在我国正蓬勃发展，世界影响力不断提升，绿色金融规模不断扩大，绿色发展、碳金融、ESG 投资深入人心。G20杭州峰会我国作为主要参与者，首次将绿色金融纳入 G20峰会的重要议题。因此，要抓住机遇，不断完善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着力推动绿色金融“中国标准”成为“世界标准”，引领全球绿色金融发展，并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使我们成为绿色金融标准的制定者，提高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提高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国际影响力和认可度
一是以“一带一路”促绿色金融中国标准的国际化。绿色金融发展要与“一带一路”有机结合，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助力我国绿色金融标准的国际化。当前绿色金融已经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进一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宣传推广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二是着力推动绿色金融国际交流和全球合作。绿色金融已经成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要借助 G20杭州峰会达成的共识，积极加强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在 G20绿色金融研究合作小组的基础上，扩大组成成员，逐渐打造国际绿色金融合作的常设机构，根据各国国情特点，摸索出一整套完整的国际绿色金融框 架，更好地促进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国际化。三是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绿色金融中国方案。2017 年 11 月 11 日，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和欧洲投资银行联合发布《探寻绿色金融的共同语言》白皮书，为推动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参考。我国应当借助世界绿色金融快速发展的契机，将我国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向国际，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构建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加快推动“绿色金融标准化工程”。要设计体系化的绿色金融标准，解决当前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不统一、碎片化的问题。一是加快国家标准委员会“绿色金融标准工作组”工作的开展，加快标准化工程的研究设立工作。二是要加强标准的统一性。在制定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等监管细则时应以《国家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项目为蓝本，制定统一的绿色金融支持目录。三是加强标准的细化程度。如果绿色金融标准都是停留在方向指导层面，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执行标准，容易造成绿色金融标准相互冲突情况。四是加强不同绿色金融产品标准之间的协调统一性，解决绿色金融产品标准中存在的割裂性、条块化、不协调等问题。五是构建多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制定金融支持绿色经济政策。
加强绿色金融标准与经济主体自愿性相结合
绿色金融要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绿色转型的主要力量，必须形成可自发性、可持续的市场制度，绿色金融标准必须要与经济主体自愿性相结合，形成国家“自上而下”统筹发展、政策引导，经济主体“自下而上”主动而为、自发开展。要充分发挥经济主体的创造性，推动金融机构不断推出符合绿色产业（项目）、有竞争力的绿色金融产品，促使企业不断发展绿色项目，真正形成可持续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
建立严格、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
及时、完备、公开的信息披露是绿色 债券赢得国际市场认可的必要条件之一。建议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一是建立和完善上市企业和发债企业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定期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确保企业经营生产绿色环保，通过绿色金融所融资金能够真正用于绿色项目或产业；二是完善上市公司、发债主体等部门信息披露制度的法律依据，明确信息披露制度中董事、高管等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提高信息披露制度的执行效果。
完善第三方评估制度
《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对完善绿色债券评估等作出了明确要求。当前我国第三方评估制度严重落后于国际上先进国家，应当借鉴CBI的经验，强制规定发行绿色债券需要接受第三方的评估、审计等，同时要对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规程和标准进行明确统一。我国应当由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等相关部门编制统一、完善、公开的第三方评估认证基本框架，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定性评估与定量评估相结合的框架体系，并明确第三方评估认证的基本规程和标准。明确通过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产品所筹集的资金进行指定账户管理、单独核算，并对资金流向进行监督，确保资金真正用于绿色产业项目。在此基础上，加紧培育我国本土的专业第三方认证机构，并与国际评估能力接轨，提升权威性。
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一是完善绿色金融相关公共数据平台。由政府部门牵头，金融监管机构与环保部门配合收集绿色项目库信息、绿色金融资金运用信息、绿色项目环境披露信息和环保处罚信息，按照统一报送格式，明确信息报送主体，及时更新数据，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二是完善我国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形成统一的、有活力的环境权益交易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