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数字货币与人民币国际化

当前，我国对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构建以人民币为中心的互联网货币金融体系

数字货币的出现和本质互联网金融的深远影响

2013年被认为是我国互联网金融大发展的元年，互联网企业凭借用户、渠道、流量等独特优势，依托云计算、社交网络、搜索引擎等信息科技，探索出一套不同于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模式。第三方网络支付、P2P等网络信贷、众筹平台、互联网货币基金和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等典型的互联网金融生态，几乎同时在支付、信贷、证券、储蓄和货币等方面开始“搅局”传统金融业。与此同时，我国银行、券商、基金、保险等金融机构也开始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积极谋变以巩固既有优势地位，多家大型银行陆续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成熟，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领域的金融产业化发展迅速，正在重塑金融业态和固有的金融格局，搭建起新的互联网金融版图。互联网和金融产业的融合发展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应用模式、技术方案、实施路径和典型案例。展望未来，区块链技术是金融科技的中坚力量。

区块链技术将数据区块以时间顺序依次相连，组合形成分布式的链式数据结构，以加密的方式保证数据不可篡改和不可伪造，与金融的信息安全、交易数据溯源等要求高度契合，是数字货币的金融科技基础。

货币的本质

众所周知，货币经历了商品、金银和纸币的演化过程。一般认为，电子化货币是相对于以上实物货币而言的电子化形态的货币，国际清算银行将其分为两类：一类以Account（账户）为基础，如银行存款等；另一类以Token（区块链经济中的代币、权益凭证）为基础，即加密数字货币。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特指加密数字货币，是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实施和应用的典型案例，一定程度上具备货币的使用价值，但并不是法定货币，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阐明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货币是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具有两种使用价值。一是作为货币本身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即承担价值尺度、流通

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五种职能。二是货币作为资本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即货币转化为资本将产生利润。从本源上讲，货币是人类社会进入信用经济时代的伟大发明。数字货币的产生及本质与传统货币一脉相承，是人类社会步入数字化时代后货币的信用等级和信用形态进一步提升的必然产物。从使用价值的角度看，数字货币和传统货币相比，不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且还能降低发行和运营成本，易于数据溯源和监管，能够更好地实现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能。

中央银行法定数字货币的演进

中国人民银行始终对比特币等私人部门类数字货币严格监管，并高度重视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2014年，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了《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认定比特币为虚拟资产，不具有货币属性，并实施异常严厉的监管。同年，人民银行专门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小组，论证并启动法定数字货币研发工作。2015年，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列出了6种具体的互联网形态，但未将数字货币列入。同年，人民银行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对法定数字货币发行、业务运行框架以及多场景应用等关键技术开展了深入研究。

2018 年 1 月，中国数字票据交易平台成功试运行，这标志着中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理论和实务研究已经居于全球领先水平。2019 年 10 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易纲在《中国金融》发表文章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顺应金融科技发展需要，我国积极推进法定数字货币（DC/EP）研发，并取得重要进展。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基于国家信用支撑发行和流通，在各环节运用密码学技术、分布式账本技术、大数据技术和条件触发机制等最前沿金融科技，将继续沿用现行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二元体系”，即由中央银行发行，由商业银行向社会提供数字货币服务。

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信用和黄金脱钩，现行的牙买加体系进入信用货币体系时代，政治经济实力最强国家的主权货币即美元扮演着国际主导货币的角色。尽管日元、欧元等先后试图挑战美元，但由于货币使用的依赖性和惯性，美元“独大”地位在全球范围内仍没有发生变化。这样的国际货币治理结构体系低效运行，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健康发展。

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强力拉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我国通过参与国际规则和法治合作，积极推动完善平等互利的国际货币金融治理体系，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以强大主权信用为支撑的优质国际货币选择，推动实现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而法定数字货币则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有助于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币值稳定。从英镑、美元、日元、欧元等货币的国际化经验和教训看，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下，货币国际化成功与否的关键是价值稳定，这样才能稳定国际社会预期，有助于各国接受该货币作为国际支付、结算、投资和储备货币。法定数字货币作为更安全的电子支付工具，能够加快金融资产转换的速度，有可能对货币政策带来一些新的影响。不过，由于中央银行是法定数字货币发行人，可以直接穿透到最终用户，更易实施穿透式管理和统计监测，克服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冲动，还能通过前瞻条件触发设计，增强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科学性，从而更加有利于坚持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保持人民币的价值稳定。

二是有助于对接国际规则和加强法治合作。对接国际规则和加强法治合作，是提高人民币国际公信力的关键，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从国际法角度得到国际社会更广泛认可。目前，大多数国家认可由中央银行主导的数字货币框架，并对数字货币的国际法治规范高度重视。二十国集团为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稳定而设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也专门发布报告，全面梳理了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对数字货币等加密资产的研究及风险评估工作，并确定了 25 个国家共 94家加密资产监管机构以及7个相关国际组织的名单和职责，并于2019 年 4月提交给二十国集团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其中，我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被列为加密资产监管机构，并明确了各自职责。法定数字货币成功发行将是人民币从国际规则和法治合作角度实现“弯道超车”的又一重要契机。三是有助于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欧盟国家货币一体化成功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欧洲 16国早在1950年就成立了欧洲支付联盟，有效解决了货币支付、结算和兑换等问题。美国的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 H I P S）和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系统（SW I F T）为提高和巩固美元的国际地位作出了决定性贡献。我国的法定数字货币将采用“一币两库三中心”的体系架构，无论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存放数字货币的数据库建设，还是认证中心、数据中心和登记中心的建设，都将极大促进我国金融科技水平的提高。毋庸置疑，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有助于我国加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健全人民币登记、托管、交易、支付、清算

和结算等系统功能，将人民币交易系统的报价、成交、清算以及交易信息发布等功能延伸到各国的金融机构，加快形成支持多币种结算清算的人民币全球化支付体系。

四是有助于优化跨境投资和贸易中的货币格局。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程度是衡量某种货币国际化程度的关键指标。近年来，最活跃的几种国际货币在国际支付市场中所占份额整体变动很小。截至 2019 年 6月，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各自所占份额分别约为 40.1%、33.74%、6.63%、3.73%和1.99%。国际支付市场这种局面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在 20 世纪 70年代之后，石油、铁矿石、煤炭、天然气、粮食等全球大宗商品陆续以美元计价结算。这不仅是因为美元具有较强的安全性，还由于美国有着全球最先进的支付结算系统和最发达的金融产品体系。基于国际主导货币的使用惯性和路径依赖，可以预判，在没有重大外力推动的情况下，国际支付市场的货币使用格局在中短期内很难会有根本性变化，这显然不利于公平合理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法定数字货币为优化跨境投资和贸易中的货币格局提供了机遇。在移动互联时代，能够显著提升跨境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金融科技，将是改变国际支付货币大格局的突破性力量。

五是有助于加强金融合作和维护金融安全。从历次国际金融危机来看，在逐利资本的驱动下，全球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不能得到合理兼顾。法定数字货币赋予货币独一无二的编码，可以准确溯源货币交易流向等重要信息，不仅可以有效防止洗钱等犯罪行为，还可以提高货币当局的宏观审慎管理水平和微观金融监管措施的准确性，特别是有助于各国共同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法定数字货币有利于国际社会在资本流动、金融创新和监管等方面加强合作，提升维护全球金融安全的合作水平，进而提升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信任和接受程度。

政策建议

纵观历史，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和突破性的外部冲击是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重要推动力。当前，我国对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应当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先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在国际货币市场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构建以人民币为中心的集支付、结算、计价、投资、储备等功能为一体的互联网货币金融体系，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是加强对法定数字货币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联动推进研究。有学者担心法定数字货币更容易引起资本外流，因此建议把法定数字货币的使用限制在国内。但笔者认为，法定数字货币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全球性金融科技革命，一定要综合考虑货币主权、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资本账户开放、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外汇管理和货币国际化等诸多因素。只有在解决好宏

观理论问题的前提下，才能落实好微观技术落地层面的问题。应当立足长远，从理论研究层面充分考虑法定数字货币的全球跨境使用问题，特别是要在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过程中，从设计环节就嵌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元素。

二是制定产业、税收、财政补贴等方面的鼓励政策，主动培育数字货币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力量。回顾历史，英国率先进入“蒸汽时代”，发展成为近代工业革命领袖，为英镑国际化奠定了扎实基础；美国率先进入“电气时代”和“互联网时代”，至今稳居世界头号强国地位，成就了百年美元的历史。中国应当抓住新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有重点地整合产业、税收、财政补贴等方面的政策资源，坚定不移地支持“互联网+产业”，率先进入“数字货币时代”，以法定数字货币的新动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迈上新台阶。

三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打造推进法定数字货币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离岸市场。“一带一路”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可以成为金融创新的最前沿孵化器。建议以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和人民币国际化为契机，在条件成熟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打造多元化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既提供服务投资和贸易合作的支付、结算、信贷等基础性金融服务，又提供金融投资产品和衍生产品等综合性金融服务，核心目标是培育引领全球金融创新的内在动能。

四是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国际规则和法治合作，提升国际社会对数字货币和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认可度。从政府层面看，建议积极参加巴塞尔委员会、支付和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金融稳定理事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等国际组织的研讨活动或联合项目。从企业层面看，建议鼓励互联网金融企业“走出去”开展产品宣介、技术合作、市场拓展等，优化法定数字货币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国际营商环境，为中外企业的投资、贸易、跨境电商等国际经济合作提供更便利的金融互联互通服务。

五是全面梳理我国有关数字货币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法律制度，为将来的立法、行政、司法等做好前期准备。我国目前关于数字货币的立法基本处于真空状态，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使用等问题都没有在现有的货币法律规范中有所体现。从行政监管法律规范的角度看，有些国家采用“沙盒监管”模式为金融创新提供一个“缓冲地带”的创新做法，在我国没有法律依据，无法借鉴使用。此外，从司法角度看，尚没有有效决数字货币纠纷的国际国内判例。法治思维是深化金融创新、防控金融风险的基石。建议在联动推进法定数字货币和人民币国际化时，同步加强法治领域的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