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对亚洲金融市场的冲击
当 前，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散，市场恐慌情绪不断蔓延，增长前景悲观情绪弥漫，亚洲地区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汇率市场等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剧烈波动。世界经济正面临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疫情何时得到有效遏制，将直接影响到亚洲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步伐和增长前景。
当前金融市场发展
一是股票指数普现暴跌。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及快速蔓延，给包括亚洲地区的世界各国股市带来猛烈冲击。涵盖全球主要股市的 MSCI全球指数在 2020年第一季度下跌了 21%，创下自 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大跌幅。美国股指在2020 年3月接连四次触发熔断机制，3月 18 日触发的熔断是美股自1988 年 10月引入熔断机制以来的第五次熔断，道琼斯指数也创造了史上最快跌入技术性熊市的纪录。与此同时，亚洲地区的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科威特，以及加拿大、巴西、墨西哥等国股指均触发熔断机制，欧洲多国股指也出现暴跌。根据Wind 和 CEIC 数据库的统计数据，截至 2020 年 3 月 27日，相较于今年以来的股指高点（按收盘价计算），菲律宾综合指数跌幅最大，高达32.8%，期间曾因多次触发熔断机制，而被菲律宾证券交易所暂停交易。泰国 SET指数跌幅次之，下跌31.8%。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综合指数跌幅第三，为31.4%。此外，股指下跌超过 14%的亚洲国家有越南、韩国、新加坡、柬埔寨、日本、马来西亚、老挝等。相较而言，因率先遏制住国内疫情，中国股市受外围暴跌影响较小，总体表现出很强的韧性，同期沪深300 指数的跌幅仅为11.8%。短期来看，在疫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之前，亚洲经济体的股指或仍将大幅波动。长期来看，随着疫情逐渐得以控制，经济活动有序恢复，各国股市预计也将逐步回归常态。
二是国债收益率走势分化。亚洲经济体的 10年期国债收益率涨跌不一，部分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呈先抑后扬走势，而个别国家的跌幅较大。根据英为财情（investing.com）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 年 3 月 27日，相较于 2020 年初（按收盘价计），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日本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走势呈“U”型，印度尼西亚的则单向上涨了11.3%。与之相反，澳大利亚的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跌幅最大，约为38.7%。新加坡的跌幅次之，约为21.1%。此外，中国、韩国和印度的跌幅在5% ～ 16%。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市场风险偏好显著下降，资金从股票市场流出转而投向国债市场避险，而随着世界多国相继推出经济刺激政策和强力应对措施，过度恐慌情绪有所缓解，资金对国债需求有所减少，相关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呈先抑后扬走势。
三是多数货币出现贬值。大多数亚洲国家的本币出现贬值，且个别国家的贬值幅度较大。按各国本币兑美元（直接标价法）衡量的汇率水平来看，根据Wind 和CEIC数据库的统计数据，相较于 2020年年初，截至 2020 年 3 月 27日，印度尼西亚卢比的贬值幅度最大，约为16.8%；泰国泰铢的贬值幅度次之，约为8.9%；土耳其里拉贬值幅度第三，为8.7%。此外，本币贬值的亚洲国家还有新加坡、印度、
韩国、马来西亚、日本、中国、老挝、菲律宾和越南。在新冠疫情的剧烈冲击下，全球主要股票指数大幅下挫，国际油价暴跌，黄金等贵金属价格也出现下滑，在此情况下，美元反而成为国际资本竞相追逐的避险资产，美元指数攀升导致多数亚洲国家的货币相对贬值。
金融市场波动分析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蔓延是直接动因。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地呈指数级传播，而各种应对措施的有效性却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遏制，导致恐慌情绪在金融市场快速蔓延，亚洲乃至全球的股市、债市、汇市以及大宗商品市场等出现剧烈波动，金融市场的动荡程度超过了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峰值。美国股市在一个月内接连四次触发熔断机制，欧洲多国股市普现暴跌，亚洲各国股市也难独善其身。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缺口增大，市场风险偏好显著下降，国际资本开始从高风险的股票市场转向低风险的国债市场和美元，一方面，导致亚洲多国的国债价格上升， 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3月上旬跌至低谷；另一方面，走强的美元指数也使得多数亚洲国家货币相对美元出现贬值，且个别国家的货币如印度尼西亚卢比、泰国泰铢等贬值幅度较大。
二是国际油价暴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沙特等 OPEC国家与俄罗斯未能就3月底到期的原油减产协议的新谈判达成一致，导致国际油价暴跌，截至2020 年
第一季度末，国际油价相对于今年内高点已下跌近70%。鉴于原油在全球产业链中居于上游产业的地位，持续低油价会传导至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给世界各国带来通缩压力，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需求端急剧萎缩。在此情形下，亚洲地区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难以避免。一方面，油价暴跌且低位徘徊，可能使沙特主要财富基金（公共投资基金，PIF）调整全球投资布局，收缩境外投资，进而引发亚洲各国资本市场波动。另一方面，美国页岩油气公司因受持续低油价打击而面临与日俱增的偿债压力，资金链断裂风险开始显现。考虑到石油行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特殊地位，持续低油价在资本市场引发的“蝴蝶效应”，给亚洲乃至全球金融市场带来的冲击不容忽视。
三是国际资本外流可能进一步引发债务危机。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亚洲各经济体普遍面临严重的资本外流压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国际资本已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固定收益市场和可变收益市场流出近 900 亿美元，外流程度比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时还要严重，这是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资本外流。而与此同时，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前亚洲地区多数经济体的财政赤字率已出现反弹，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也有所回升。根据IMF的数据， 2019年亚洲各经济体的财政赤字率上升的有 28个，下降的有16个；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上升的有32个，下降的有10个。另一方面，大多数亚洲经济体的私人非金融部门债务水平上升，且创阶段性新高。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2019年前两个季度约有三分之二亚洲经济体的私人非金融部门债务水平攀升。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国际资本创纪录外流、全球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的情形下，部分亚洲经济体债务的可持续性堪忧。
经济展望与应对
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及各经济体应对措施效果的影响，世界经济在2020年的增长前景不容乐观。世界贸易组织（WTO）在4 月 8 日发布的《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预测，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预计将下降 13% ～ 32%。IMF在4 月 9 日认为，2020年全球经济将转为严重的负增长，约170多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负增长，这将产生自 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联合国在4 月 1日发布的报告则认为，在有利的情况下，假设中国与 G7的政府开支增长将抵消个人消费、投资和出口的适度下滑，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为1.2%。在不利的情况下，假设美国和欧盟对经济活动采取的广泛限制措施延伸至第二季度中期，消费需求遭受不同程度的冲击加之国际油价暴跌，全球经济增长将萎缩0.9%。世界经济适度或深度衰退的程度，将主要取决于各经济体限制人口流动和经济活动措施的持续时间以及财政应对措施的规模和效果。在此情况下，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将面临巨大下行压力。
目前，中国已基本阻断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的蔓延，防控形势逐步向好。世界卫生组织（WHO）在4 月 5 日发布的报告认为，中国的疫情已由遏制阶段（containment phase）进入到缓疫阶段（mitigation stage）。鉴于中国境外疫情形势依然严峻，防止和控制境外输入就成为中国当前的工作重点。在严防国内疫情“二次反弹”的前提下，中国应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合理引导市场预期，加快各领域复工复产进度，推动经济加速复苏。
一是培育健康成长的资本市场。股市作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是对未来宏观经济预期的反映。但一直以来，由于体制、机制、结构等多方面原因，中国股市波动较大，总体走势“牛短熊长”。截至2019年底，中国A股投资者数量已达1.61亿，其中个人投资者占比高达99.76%，是投资者中最主要的群体。完善资本市场建设，培育健康成长的股票市场，有利于
“稳定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当下，国内消费需求大幅提升，将有效对冲外需萎缩的不利影响。
二是加快推进“新基建”项目建设。与传统基建对比，新基建涵盖5G、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是兼顾短期刺激有效需求和长期增加有效供给的关键点。2020年 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提出，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各级主管部门应出台相关支持细则，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体，快速推动新基建投资项目落地。
三是实施超常规的宏观经济政策。非常时期应有非常之策。中国应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统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缓释经济下行压力。一方面，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2019年，中国的财政赤字率为2.8%、地方政府负债率为82.9%、中央和地方政府总的负债率是38.5%，均在国际警戒线以内，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负债能力和赤字水平都有提升空间。另一方面，继续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合理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行，适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4月 3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年内第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同时降低超额准备金利率，意欲通过银行利率传导，降低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实际贷款利率，这将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四是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新冠病毒没有国界，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抗击疫情需要世界各国的团结与合作。中国应借助联合国、G20、WHO等国际平台，积极分享抗疫经验和医疗信息，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加大公共卫生系统投入，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不仅展现大国责任担当，更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良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