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重在落地见效
当前，我国大力推动经济稳步恢复，复工复产逐月好转，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三大攻坚战扎实推进，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明显加快，改革开放继续深化，人民生活得到有力保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均取得显著成果。与此同时，疫情正在全球蔓延，对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和冲击仍在持续，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 7 月 30日召开的会议指出，要确保宏观政策落地见效。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要保障重大项目建设资金，注重质量和效益。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表明，宏观政策调节能有效熨平经济波动，有利于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有利于短期内稳住经济基本盘，中长期巩固经济发展基础，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与良好的财政金融环境。要正确理解我国现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做到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就必须辩证地看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避免以偏概全，顾此失彼，统筹兼顾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短期防风险、稳经济和中长期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方式由行政干预为主的直接方式逐步转变为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的间接方式，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其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施逆周期调节的主要政策工具，各有侧重，不可偏废，在我国宏观调控中均始终发挥着各自重要的作用。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财政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实现宏观经济调节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相较于其他宏观政策，财政政策具有针对性强、见效快等特点，通过自身的结构效应对收入分配和结构调整具有更好的功能作用。疫情不同于金融危机，经济运行当下国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企业现金流资金链断裂和居民基本民生保障。所以财政政策通过减税降费和增加转移支付等方式更有利于在短期内解决中小微企业存续经营问题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问题，降低失业风险，保障民生安全。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重点在于大力提质增效，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助推作用。虽然自2009 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至今已有11年，但政策工具、力度以及重点等都会根据经济形势发展的现实需要而有所调整。近年来，通过更加注重加大减税降费力度，财政政策在补短板、调结构、惠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受中美贸易摩擦、疫情冲击等因素的影响，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依然较多，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利于应对这一挑战，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从宏观上看，提质增效依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的努力方向和重点，应更加注重提高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首先，减税降费是积极财政政策最直接和重要的体现，财政将更多资源让渡给市场主体，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市场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重点在于落实落细已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短期内应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居民、行业与企业的财税支持力度，推动居民就业和企业纾困，长期看应进一步发挥改革红利，如推动增值税改革，大幅降低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成本负担。其次，合理分配并管好用好抗疫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切实发挥其稳投资、补短板的积极作用，引导资金优先投入到促进供求结构动态平衡，具有边际收益递增效应和乘数效应的关键领域和重点行业。最后，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持续完善公务支出管理制度体系和标准体系，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坚决取消不必要的支出，厉行勤俭办一切事业，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实施效果。
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节的重要手段，侧重于总量调节，通过改变实际利率影响经济体系中的货币供给来调控宏观经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先后经历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再到2019 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提出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不断动态调整货币政策目标和内涵。为缓释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所导致的经济下行压力，我国进一步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力求在稳总量与优结构的动态平衡中实现多重目标。其中“灵活”表明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而是要因地制宜、因时而变，特殊情况应有特殊对待，结合实体经济的发展变化和运行目标，在力度、时机以及工具等方面灵活调节；“适度”表明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风险冲击，货币政策也应保持战略定力，绝不搞“大水漫灌”，而是采取有针对性的，兼顾短期稳基础和长期调结构的政策“放水养鱼”，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稳定市场预期。由此，未来货币政策应着重于增强企业融资的可得性、便利性、持续性与低成本性。从总量上看，保持货币供需动态均衡，提高货币政策相关指标增长同经济发展的适应性，重点在于保持市场对资金的需求与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相协调的基础上，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上年。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中期借贷便利、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常备借贷便利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逆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推动利率持续下行。从结构上看，由于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具有总量性、间接性、时滞性等特征，需要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重点在于拓展结构性工具范围，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优化货币流动性结构，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使资金流入重点区域和行业、广大中小微企业及低收入群体。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作为重要的市场主体，由于其自身规模小、信用记录缺失、持续经营能力弱等问题使得信贷风险较高，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始终未得到根本解决，疫情冲击进一步加剧了其现金流压力。围绕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六保”任务，特别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中央银行可综合运用定向降准降息、特别融资便利、特别再贷款等直接工具，将间接传导转换为直接传导，实现精准滴灌。商业银行可通过优化期限结构，特事特办，加快审批效率、创新贷款模式等方式，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实现信贷投放的结构化与精准化调整，缓解流动性的结构性短缺。同时综合施策，通过调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与资本充足率、宏观审慎评估框架中的信贷规模以及同业融资规模等相关考核指标和参数，降低金融机构监管成本，推动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获得贷款便利性显著增强，综合融资成本明显降低，稳住经济基本面。
结合我国疫情防控形势向好、基准利率仍较高、内需市场空间较大以及产业门类较为齐全等因素进行综合研判，我国相较于欧美国家和地区，财政和货币政策仍具相当大的政策空间，可以根据经济形势变化进行适度的调整与优化。但需要注意的是，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同时还需防止发生政策的衍生风险。如货币政策方面，要注意“对症下药”，把握好节奏和力度，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一方面，疫情下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导致企业债务风险上升，使得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承担一定压力，部分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商业银行中的关注类贷款转化为不良类的可能性加大，净利差和利润的下降等因素可能对商业银行后期不良资产处置和资本金补充带来压力。另一方面，社会融资规模的提升会进一步提升宏观杠杆率，需要在降准降息的同时，继续完善双支柱调控框架，加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同。财政政策方面，坚持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隐患，健全地方政府债务常态化监测机制，特别是对隐性债务实现全覆盖，填补监管漏洞，及时发现和处置潜在风险，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重大国际和地区金融危机发生机理、预警机制和防范政策研究（18VFH004）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