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增强保险业韧性
——访瑞士再保险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安仁礼
——访瑞士再保险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安仁礼
记
者：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经济遭遇了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冲击。首先请您谈一下保险业如何才能够尽快恢复增长。
安仁礼：目前，全球经济增长企稳，但仍存在显著的下行风险，保险市场的表现则可能强于预期。瑞士再保险（下称“瑞再”）研究院最新一期 sigma 报告《世界保险业：渡过 2020 年疫情大风暴》预测，由于寿险属于长尾业务，债务结构具有长期性，保费增长受低利率影响显著，预计全球寿险将萎缩6%，而发达国家萎缩将达8%。
从周期上来看，最糟糕的时点似已过去。与国际金融危机时类似，此次保险行业保费增速有望实现V型反弹。预计今年全球保费将下滑3%，但明年会反弹3%。形成该趋势的原因之一在于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保险市场深度持续提升，同时保险费率趋于坚挺。这在疫情发生前商业财产险方面已经有所体现。2016年中国总保费收入为3 万亿元人民币，2019年突破4万亿元大关，预计 2021年将达 5 万亿元的水平，三年内，中国保费规模将突破6万亿元。中国在全球保险市场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下一阶段，中国将着重提振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经济，这也将有助于推动中国保险市场发展。预计中国保险市场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保险市场，这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都是重大利好。同时，中国政府承诺将进一步开放经济和金融市场，推进市场化与结构化改革，从而提升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社会韧性，这也将利好保险行业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及新兴市场发展，对全球经济提升韧性都具有战略意义，也将为保险行业带来重大机遇。
从另一个角度讲，疫情并没有催生新的经济驱动因素，反而凸显出此前就已经存在的结构性不平衡。随着过去几年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愈演愈烈，全球供应链的变化也会导致风险格局发生变化，而数字化将加速这一进程。这些大的趋势会带来几方面的影响：一是全球经济增速重心将继续转向亚洲；二是生产成本将进一步上升；三是经济下行风险的影响不容忽视，尤其需要关注滞胀风险，即低增长高通胀的风险。
记者：您谈到逆全球化趋势近几年愈演愈烈，这会对保险业产生怎样的影响，应当怎样应对呢？
安仁礼：保险需求并不取决于全球化
与否，即使有逆全球化发生，保险需求本身并不会消失，但不可否认的是，逆全球化的确会对保险业带来影响。可以肯定的是，保险企业的经营环境会更加复杂，成本会更高，因为企业无法充分地利用全球市场来进行风险分散和提升资金运用能力，难以使资金效率最大化，保险产品价格可能会上升。同时，疫情也凸显了很多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尽管这些问题迟早都会暴露，但与逆全球化问题交织在一起，就使情形变得格外复杂。
对于保险行业来说，如果逆全球化加剧，要考虑如何能够平稳供应链形态，如何覆盖承保逆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比如，本次疫情对经济和保险业带来了重大冲击，也凸显了供应链相关风险，这就为保险业提出了更高的风险保障要求，同时也要求企业和个人具有更强的风险意识。
即使逆全球化发生，我们也需要把商品和服务与全球化分开来看。即使商品贸易在全球化方面有所受阻，服务却未必会呈现逆全球化趋势。数字化将有助于保险企业更好地进行风险定价，扩大风险的可保性。有人说，数字化会使全球化更加稳固，我很赞同这样的看法。利用数字化的手段可以在逆全球化时代，规避一些障碍和壁垒，在合规合法的前提下，更加贴近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服务。在此过程中也蕴含着机会，能够帮助企业和保险公司更好地应对风险。
记者：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进入低利率时代，本次疫情加剧了这种趋势。在这种环境下，全球保险监管会是怎样的趋
安仁礼：中国向外资保险公司进一步开放保险市场，是一个积极的进展。毫无疑问，疫情加快了数字化发展，监管层会在数字化方面加强监管，以规范保险产品和定价。但同时，很多数字化的创新应用可以跨越国界，进行全球布局，这加剧了监管的复杂程度，监管者需要从一个全新的层面来考虑如何监管。政府与监管机构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未来的监管方向是支持数字化发展的，同时也可促进金融创新，提升保险产品的覆盖率。一个有效的政策监管框架是促进行业提升保障、优化成本、提高可保性的坚实基础。
低利率环境要求我们在资债匹配以及资本能力等方面更具韧性。各个经济体的利率环境存在差异，如新兴市场的利率往往显著高于发达地区，因此跨国企业会自然而然地前往新兴市场开拓业务。一定要认识到，对于保险行业来说，低利率环境已成为一个必须接受的现实。越早认识到这个趋势，越便于早做调整。保险行业持有大量固定收益产品，因此资债匹配是非常重要的。对保险业整体来说，储蓄类产品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储蓄类产品的发展走到了尽头，而是需要进一步创新来适应低利率环境，吸引客户。
在资产端，低利率环境主要会对投资业绩产生压力，如果利差不能提高的话，可能会影响投资回报。但反过来看，权益类投资并非如此，低利率环境下风险资产往往可能会有惊人的表现，投资风险类资产的回报可能会弥补在固定收益类产品方面投资的损失。在低利率环境下，财政部门与中央银行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力度。可以说，低利率环境促进了经济的整体复苏。
在负债端，低利率环境要求非常严格、非常谨慎地坚持承保标准。低利率环境与数字化等范式转换发挥叠加作用，会促进承保方面的创新，如加快处理流程，同时降低成本，优化索赔管理。此外，数字化也会要求保险资金的投资更有针对性。
记者：那么，数字化会为保险业带来哪些机会，又带来哪些挑战和风险呢？
安仁礼：关于数字化，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机会。数字化可以巩固全球化，或者说可以延缓逆全球化的脚步，可以对商品与服务加以区分，使全球化服务成为可能。利用数字化也可以进行自动理赔，降低理赔成本，提升客户体验。此外低利率环境，宏观经济压力以及由于疫情导致的居家办公的需求增长等，都会倒逼数字化发展。整体而言，通过数字化，借助数据的力量可以进行实时的产品调整，快速开发新的产品，应对市场和个人的风险变化，这对保险行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新技术以及数字化将有助于挖掘行业潜能，承保此前无法承保的风险，如应对逆选择风险或者提升风险定价能力，从而提升世界经济的韧性。尤其是，根据测算，到 2030年，中国数字经济将占到GDP 的50%，这将有助于巩固数字经济等经济增长动能，使中国站在数字化浪潮的前沿。
毫无疑问，数字化也会带来重大的挑战。网络风险将是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一方面，保险行业应该和监管部门合作应对网络风险，另一方面也要考虑网络风险的可保性问题。
记者：瑞再研究院进行巨灾风险研究的同时也在研究疫情传染病等方面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对疫情可以提供更多的保险保障？
安仁礼：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想分几个方面来回答。
一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共识，就是，不管一个保险企业规模有多大，有多么国际化，都不可能单打独斗，以一家之力承担大流行病风险等系统性风险。只有政府、企业和社会需要携手共同应对，才能真正地为重大流行病提供保险保障。
二是，从全球层面来讲，这次疫情带来了类似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那样剧烈的冲击，导致全球保费可能出现3% 的萎缩，但在疫情之后，市场也会出现强势反弹。疫情冲击之下，寿险和非寿险的情况
也不太一样：非寿险总体还可以，主要由于财险费率趋于坚挺；而在非寿险方面，全球市场都将出现停滞，不过新兴市场仍会有所增长。
三是低利率环境对保险资金投资也会产生影响。低利率政策虽然会使固定收益类的投资收益下降，尤其是储蓄类产品，但会有利于风险类资产收益提升，从而达到一定的收益平衡。疫情对于资本的冲击还是可控的，人们或许不用太担心。
四是疫情是有助于提升风险意识。本次疫情也凸显了瑞再研究院2019 年发布的提高经济韧性的重要性。该报告重点指出，谈经济不能只谈经济增长，也要关注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和韧性。要想维护系统的稳定性，保险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支柱。
记者：目前，中国金融业综合化经营趋势比较明显，您认为金融综合化经营是否会成为未来的一个方向？
安仁礼：中国现在金融的混业经营反映了金融服务市场的深化，说明中国金融保险市场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能够为企业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
我认为，银行、保险的综合经营是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而然形成的业态。综合经营当然有一些好处，比如，银保同业经营可以从更大程度上实现多元化效益，同时也能为客户综合提供银行保险服务。在欧洲以及其他国家，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模式。银行保险混业发展一段时间之后，随着市场更加成熟以及企业对于风险控制能力的提升，银行和保险或许会合而又分，随着企业经营地域的不同有所变化，或者随着企业全球性业务的拓展衍生出不同的组织模式。这是因为通过业务的多元化，不同业务条线之间可以通过分散风险来实现收益。同时，一个全球经营的企业还可以通过市场之间、地区之间的整合来实现地域多元化。因此，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以及中国企业不断地走出去，会出现不同的发展路径。目前来看，混业经营可能是一个中间阶段，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自1994年开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向着越来越市场化的方向改革，逐步形成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近几年来，这一汇率制度经受住了多轮冲击的考验，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将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增强汇率弹性，更加注重预期引导和与市场沟通，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回顾
1994 年，我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实现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并轨。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决定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形成银行结售汇市场与银行间外汇市场双层结构。
2005 年 7 月 21日，新一轮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启动，人民币汇率水平适当调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指导下，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
盯住单一美元，而是参考一篮子货币，以市场供求关系为重要依据，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2008 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适当收窄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在多个经济体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
2010 年 6 月 19日，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随后，人民银行分别于 2012 年 4 月 16 日、2014 年 3 月 17日将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浮动区间由5‰扩大至 1%、2%。
2015 年 8 月 11日，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一方面在中间价形成机制上充分体现市场供求对汇率形成的决定性作用，提高中间价的市场化程度；另一方面则顺应市场的力量对人民币汇率适当调整，使汇率
向合理均衡水平回归。2016 年 2 月，明确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提高了汇率机制的规则性、透明度和市场化水平。2015 年以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外汇市场自律机制和中国外汇市场委员会（CFXC）成立，外汇市场得到大力发展。
2019 年 8 月 5 日，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市场力量推动下贬值突破 7 元。人民银行综合施策，加强预期引导，外汇市场运行有序，外汇供需基本自主平衡，人民币汇率实现了预期稳定下的有序调整，被市场称为“不叫改革的改革”。
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特点
一是人民银行退出常态化干预，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市场决定。2016 年以前，由于人民币持续存在单边调整压力，人民
银行需要通过干预来引导人民币汇率的有序调整。两年多来，人民银行通过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大幅减少外汇干预，在发挥汇率价格信号作用的同时，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目前，人民银行已退出常态化干预，外汇市场自主平衡，人民币汇率由市场供需决定。外汇储备规模自 2017 年以来始终保持在3万亿美元左右。
二是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保持基本稳定。2019年初，国民经济开局平稳，中美贸易形势有所缓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至6.70元；随着贸易形势变化， 8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至 7.10 元附近。2020 年初，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市场乐观情绪一度推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至 6.90 元附近，5月国际形势变化又推动人民币汇率小幅贬值。近来随着中国率先有效控制疫情，经济增长表现出强劲韧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又升至 6.95 元附近。总体上，自 2019年到 2020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在 361个交易日中 173个交易日升值、187 个交易日贬值。2020 年 1 ～ 7月小幅贬值0.1%，衡量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 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与上年末基本持平。人民币在实现双向浮动的同时，保持了基本稳定。
三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经受住了多轮冲击考验，汇率弹性增强，较好发挥了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在中美经贸摩擦、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衰退、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等多轮重大冲击考验中，人民币汇率均能迅速调整，并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均衡，有效发挥了对冲冲击的作用。2020 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年化波动率为4.5%，与国际主要货币基本相当，汇率作为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进一步增强。
四是社会预期平稳，外汇市场运行有序。近年来，尽管外部形势趋于复杂，但人民银行加强预期管理和引导，外汇市场预期保持平稳，中间价、在岸价、
离岸价实现“三价合一”，避免了汇率超调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外汇市场深度逐步提高，市场承受冲击能力明显增强，银行间外汇市场银行结售汇基本平衡，供求保持稳定。
五是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促进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货币政策自主性提高，人民银行主要根据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避免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目标冲突。在此基础上，人民币汇率有序调整，平衡了国际收支，促进了内外部均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发达经济体普遍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我国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利率水平与我国发展阶段和经济形势动态适配，本外币利差有所扩大，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同时，人民币汇率合理反映了外汇市场供求变化，我国国际收支继续自主平衡，2020年上半年经常项目顺差与 GDP之比约为 1.3%。
坚持更加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将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坚持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一是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当前合适的汇率制度安排。继续坚持不进行外汇市场常态化干预，让市场供求决定汇率水平，中央银行外汇干预主要针对汇率无序波动和“羊群效应”，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与此同时，我国的贸易和投资结构日趋多元化，对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的汇率水平变动都将影响我国的国际收支和内外部均衡。继续参考一篮子货币能有效增强汇率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和指示意义。
二是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更好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作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明显，投资者对预期变动比较敏感，一些消息面的冲击容易引发市场大幅振荡。我国面临的外部冲击增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汇率变动方向更加难以预测。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抬头、部分国家间经贸摩擦日益深化，也会对我国外汇市场产生影响。只有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才能帮助对冲外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冲击，保持货币政策自主性，有利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三是更加注重预期管理和引导。预期传导是金融市场波动在不同经济体间传导的重要途径。由于外汇市场流动性好，市场参与者广泛，体量也比较大，预期变化更容易形成“羊群效应”，对汇率走势形成较大影响。退出常态化干预后，预期管理和引导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人民银行将继续通过多种方式合理引导预期，为外汇市场的有序运行和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创造条件。
四是把握好内外部均衡的平衡，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是联系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纽带，是协调好本外币政策、处理好内外部均衡的关键支点。市场化的汇率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主动性和有效性，促进经济总量平衡。我国是超大体量的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必须以我为主，兼顾当前和长远，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主要考虑国内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兼顾外部均衡，在动态变化中促进内外均衡的平衡和高质量发展，进而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资本市场开放作为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开放整体呈现出循序渐进和逐步加速的特征。自 2020年起，期货、基金和证券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逐步取消，这一系列重大举措提前一年实施，预示着我国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对外开放的推进完善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改善了融资环境，提高了国际认可度，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有效控制风险，积极应对挑战，才能更加稳妥有序地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开放，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实体经济的长远发展。
我国资本市场开放历程
B股开启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我国资本市场开放是循序渐进的。1992年2月， B股作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试验田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次谨慎的尝试，为保证境外资本的流入不会对当时并不成熟的A股市场产生负向冲击，A、B股市场的交易完全不互通。后来，随着H股兴起和 QFII制度建立，B股的作用被逐渐替代，但其仍是我国尝试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一步。
QFII制度推动对外开放进程。2002年 11 月，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制度正式建立，为境外资本投资A股提供了渠道。随后，为拓宽国内资本配置境外资产的选择空间，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于 2006年4 月正式实施。2011 年 12 月，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制度进一步推出，允许境外机构在规定额度内直接使用人民币投资国内证券市场。QFII等制度的建立极大地推进了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进程。制度施行初期，QFII 和 RQFII的投资总额度存在限制，经多次松绑，直至 2019 年 9 月限制取消，这历经多年多次的修订显示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从未停歇。
陆港通打开股票市场双向开放格局。在 QFII等制度下，境外投资者可以投资国内证券市场，而境内投资者则可通过QDII配置境外资产，但这两种方式是单向而不互通的。直至2014 年 11月，沪港通启动，正式实现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随后，深港通和沪伦通分别于2016 年 12 月和 2019年6 月正式运行。至 2020 年 6月末，陆股通持股市值达到17106.2亿元，占A股流通市值的6.27%。沪港通、深港通和沪伦通的相继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内地与香港市场、国内与境外市场的双向开放进程。
债券市场开放逐步加深。在股票市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我国债券
市场开放程度也在逐步加深。2005 年熊猫债的发行预示着我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开启。在 QFII 制度建立后，2010 年8月，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被允许在额度内直接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吸引了更多境外机构投资我国债券市场。2017 年 7 月，债券通的“北向通”正式上线，又为境外投资者打开了另一条投资通道。2019 年底，共有 1601家境外机构通过债券通进入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较 2018 年末增长了 1098 家；至 2020年7 月末又新增 574 家机构。债券通促进了境外资本流入，同时也深化了中国内地与香港市场的互联互通。时至今日，境外投资者已经可以通过 QFII、RQFII、三类合资格机构和债券通四种途径投资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CIBM），境外资本对国内市场的参与度得到了极大提升。
政策放宽加速对外开放。2018 年 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明确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
越大”，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按下了“快进键”。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推出十一条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实施时间表。2019 年 9 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取消QFII 和 RQFII 投资额度限制。同年10月，证监会宣布提前一年于 2020 年 1 月、4 月、12 月依次放开对期货、基金和证券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2020 年 2 月，《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发布，旨在加快上海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速度，以上海带动全国全面落实金融开放政策。这一系列政策的不断加码，显示出我国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为进一步加快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和保障。
自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以来，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股票和债券资产的数量持续增加，境外投资者参与我国资本市场的程度逐年加深，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见图1）。
对外开放为我国资本市场带来的益处改善融资环境，提高市场配置资源效率
对外开放为我国资本市场带来诸多益处。首先，引进境外投资者能改善国内企业融资环境。一方面，对外开放吸引境外资金进入，直接为国内企业融资提供资金。以沪、深股通为例，截至 2020 年6月底，沪、深股通北上资金累计净流入分别达 5721 亿元和 5396 亿元，为国内市场带来了大量境外资金增量（见图2）。另一方面，开放拓宽了资源配置的选择空间，分散市场风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能进一步缓解企业融资问题。
其次，对外开放也有利于提高我国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我国的融资体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这种间接融资体系在发展初期是有利的，但随着市场化程度加深，间接融资在资本配置效率上的劣势逐渐体现出来。例如，商业银行出于规避风险的需要，一般会偏好相对成熟的、低风险的企业，而高科技和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往往处于高投入、低盈利的困境中，难以从银行获得信贷支持。同时，境内机构对此类企业价值的评估能力略显不足，使得创新企业难以获得足够融资，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变。成熟的境外机构具备更好地识别高新技术的能力，资本市场开放引入境外资本能够为国内科创型企业提供更多支持。境外资本在我国资本市场参与程度的加深，有利于直接融资体系的建立，提升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利于我国经济转型。
转型价值投资，发挥市场价格发现功能
对外开放有助于引导国内投资风格向价值投资转变，改善投资者结构，通过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指导企业及时调整投资策略，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我国A股市场的参与者以散户为主。截至2020 年 6月，中国A股散户共 1.67 亿，持有市值 13.07 万亿元，占比 28.64%。个人投资者缺乏专业知识，对企业基本面的关注远低于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其在交易过程中存在投机心理和追涨杀跌行为，会拉高市场换手率。因此，个人投资者占比过高的市场，资产价格容易产生波动，
价格中信息含量占比相对较低，企业难以从价格中获取市场对其投资行为的正确评估，从而影响资本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发挥，阻碍企业依据价格变动及时调整资源配置。此外，在个人投资者中更易引发“羊群效应”，一旦股票价格下跌，容易引起大范围抛售，企业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更倾向于放弃对企业价值有利的长期投资，例如创新研发等，反而追求短期利益，这不利于个体企业的发展和我国整体经济的转型升级。
与个人投资者不同，机构投资者更关注企业价值和长期成长性，不会对资本市场的短期波动作出过度反应，能更全面准确地评估企业决策。市场中机构投资者的增多，有助于引导市场投资风格向价值投资转变，降低市场波动，提高股价信息含量，引导企业调整生产投资决策，实现资源高效配置。我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吸引了成熟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在降低A股市场中散户占比的同时，也为国内机构带来更先进的投资理念，有助于引导市场价值投资理念的形成和资本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发挥，助力国内市场结构和功能的完善与提升。
促进经济全球化，增强我国国际影响力
加强我国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在“引进来”的同时大力推进“走出去”，引导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接轨，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衔接，促进中国资本的全球配置，可以加强全球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助力资本市场全球化进程。
全球金融市场互联的加强也体现在我国股票和债券不断被纳入国际性指数中。股市方面，2018 年 6 月，中国A股被正式纳入明晟（MSCI）新兴市场指数，至 2019 年 11 月，科创板也被纳入MSCI 指数，A股纳入 MSCI 指数的比重达到 20%。2018 年9月，富时罗素（FTSE Russell）宣布将A股纳入其全球股票指数体系。随后，2019 年 9 月，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决定将 1099 只中国A股纳入标普新兴市场全球基准指数。至此，三大
国际主流指数都将A股纳入。债市方面， 2019 年 4 月，全球三大债券指数之一的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债券指数（BGAI）宣布正式将中国国债、政策性银行债券纳入。2020 年 2 月 28日起，中国国债正式纳入摩根大通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我国股票和债券相继被纳入国际指数以及纳入比例的不断提升，意味着国内资本市场逐渐获得了国际的认可，中国资本市场对国际市场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也昭示着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地位和话语权的提高。
我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的方向加大开放力度，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是我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依然面临许多挑战，资本市场的制度条件决定资本市场的发展质量，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不仅可以吸引境外优质资源进而深化资本市场制度改革，而且还可以通过境外资本的参与引入成熟的市场规则和投资理念，提高我国资本市场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能力。
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则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现行的信息披露、退市、卖空、投资者保护等制度都不够完善，境外投资者在对国内投资环境不熟悉的情况下，风险偏好较低，投资行为谨慎，投资期限也存在短期化的趋势。以债券为例，外资持仓明显偏好低风险的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资本市场开放仅仅放开对境外投资者的限制是不够的，想要真正吸引到境外资本，还需要加强国内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使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上交所发布的《全球资本市场竞争力报告（2020）》显示，2019 年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之后，我国IPO数量和融资额大幅提升，资本市场功能指标在全球市场中的排名从第八位提升至第五位，这意味着制度的完善能极大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通过实施高水
平的对外开放，以此促进我国资本市场改革，推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完善退市制度，防止行政管理的过度介入，加强投资者保护，为投资者提供良性的竞争环境，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运行体系，才有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发挥资本市场的枢纽作用，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加大监管力度，提升金融机构素质
随着双向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境内外资本的相互流通逐渐加强，使得我国市场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调整、国际利率和汇率的变动，都有可能造成大规模的资本流入流出，加大国内市场的波动性，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和流动性极度宽松的背景下，这些风险愈发凸显出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和完善市场监管制度的必要性。在资本市场开放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完善监管体制，加大对国内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同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完善跨境监管协作，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在完善监管制度的过程中，善用金融科技会带来极大助力。数字化是未来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数字金融有利于跨境交易的透明，降低监管难度。掌握数字金融的核心技术，才能够在未来的开放格局中占据主动地位。
同时，境内金融机构也需要主动转型升级来应对国际资本的冲击。境外机构对资本市场的研究有着更悠久的历史和更丰富的经验，短期来看，境外投资者的参与可能会对境内机构产生“挤出效应”，实力不足的境内金融机构或会惨遭淘汰。此时，可考虑提供适度而不过量的针对性扶持，并鼓励境内机构化压力为动力，学习国际经验，加快自身技术和能力的提升，实现国内金融机构的积极转型，从而更好地服务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缓解去全球化，带动整体经济转型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一方面，去全球化趋势增强，这无疑将阻碍全球资本的跨境流通，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开放格局。但另一方面，危机也带来机遇。疫情使得全球资本市场波动加剧，相较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而言，我国A股市场表现出较强韧性，全球降息背景下的中美利差也增强了我国金融市场对境外资本的吸引力。从中长期来看，我国资本市场整体表现十分稳健，有很强的抗风险能力，或将成为全球资金重要的“避风港”。我们应把握好时机，扩大国内市场对境外资本的吸引力，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力度，以缓解可能出现的去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稳定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改变，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也不会受阻。在加快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将资本市场开放融入整个经济金融开放格局中去，例如，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应抓住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机遇，积极推进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债券市场的发展，实现债券市场与人民币国际化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在“引进来”的同时也要注重“走出去”，加强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以资本市场开放带动整体经济开放。企业若不具备核心竞争力，不仅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将处处掣肘，而且在国内市场也将受到外来企业的挤压。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逐步转向创新驱动，对企业创新研发的需求日益增强。在此过程中，加强资本市场开放，引入境外资本的同时完善市场制度建设，依靠市场配置资金资源，可以加强对创新企业和新兴产业的资金支持，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并以点辐射到面，以资本市场开放拉动我国整体经济金融的对外开放，引导整体经济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