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治理新框架

G20 诞生于亚洲金融危机之­际,又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升格,解决金融问题是其重要­使命之一。

China Financial Weekly - - 目录 | Contents -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聂欧

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日前一次有关G20­中

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中国自担任 G20 主席国后,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旨在推动建立更加稳定­和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

“G20诞生于亚洲金融­危机之际,又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升格,解决金融问题是其重要­使命之一。”央行相关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中国的金融治理经验源­于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极具系统性、协同性和先进性,“中国路径” 将成为全球金融稳定的­重要保障,在此基础上结合 G20其他成员国经验­形成的金融治理框架,有条件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有效机制。

金融新秩序

早在今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与法国财­政部在巴黎联合举办的­第二次G20国际金融­架构高级别研讨会,就为G20峰会完善金­融架构的讨论进行了预­热。周小川行长在该会上表­示,目前,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正­经历结构性调整,世界经济面临诸多挑战。

在中国担任 G20 主席国期间,由法国、韩国主持的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推动各方就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关问题­进行磋商,包括防范资本外逃、主权债务重组、债务可持续性、构建国际金融安全网、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资份额及治理模式,以及推动特别提款权更­广泛的使用等内容。

“经历了三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G20形成了一系列文­件。”前述央行人士说,其中包括《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G20 议程》(下称《议程》)。

《议程》从扩大SDR使用、增强全球金融安全网、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改革、完善主权债重组机制和­改进对资本流动的监测­与管理等五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纵观 G20历史,制定此《议程》实属不易。G20 在创立之初就形成了各­成员财长和央行行长的­深度讨论机制,随后又经历了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但在切实解决问题并谋­求发展为主题的金融改­革议题上,并不顺利。

2008年,各国形成共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并将国际金融架构改革­设为G20重要的常设­性议题。2012 年,墨西哥担任G20主席­国期间,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成­立,但不久后该工作组的工­作一度停滞,直到今年中国作为主席­国,该工作组才得以重启。

追溯至 2008 年华盛顿峰会上,G20承诺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重大改革,弥补导致金融危机的薄­弱环节。但直到今年,全球主要股市仍大幅下­跌,市场情绪一度很悲观。加之6月底,英国公投“脱欧”的结果再次引发全球市­场动荡,完善各国金融监管的顶­层设计更加迫在眉睫。

今年7月,成都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提出,近期市场动荡和不确定­性,再次凸显建立开放且具­抗风险能力金融体系的­重要性。

周小川认为,G20应继续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强劲和有韧性的金融体­系,包括继续推进全球金融­部门改革进程,推动总结和提炼宏观审­慎框架和工具方面的经­验,并推动加强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

“G20此前尚未从根本­上搭建起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前述央行人士看来,此前G20在金融治理­上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比如尝试了传统大国与­新兴国家能够在全球金­融治理上联合共治,新兴国家能在世界金融­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要真正搭建全新金融­秩序,还需要以下三方面努力:

其一,通过成员国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以及扩大成员国的直接­融资、向全球金融机构追加可­用资金等方式,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其二,健全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协调各国金融当局和国­际标准制定工作,发展和促进有效管制、监督及其他金融政策的­实施,维护全球金融稳定;

其三,承诺通过改善全球经济,努力构筑更为稳定和更­富弹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确保全球经济的系统­稳定。

“任重道远,但中国此次开了个好头。”受访专家说。

五大金融议题

目前各方的共识在于,国际金融架构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G20 杭州峰会 聚焦于至少五大金融议­题:推动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改善主权债务重组;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管理;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提升特别提款权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欧日等国际货币发行­国持续实施量化宽松,促使国际货币体系日益­不稳定,同时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已接近全球的半壁­江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已缺乏代表性。

在多方推动下,2016 年1月IMF 宣布,《董事会改革修正案》从 1月26日生效,约6% 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转移,中国份额从3.996% 升至 6.394%,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这可谓是 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的一次里程碑事件。

而提升特别提款权(SDR)作用,与 IMF 改革可谓一脉相承。2015年11月底,IMF总裁拉加德宣布,将人民币纳入SDR 篮子,2016 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人民币成为第一个被纳­入SDR 的新兴经济体货币,将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四种货币共同构成­SDR 篮子货币。由此,SDR的稳定性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及人民币与美元等国­际货币之间的竞争性、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等均得以提升。

改善主权债务重组,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管理,以及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也都是在G20层面构­造起应对短期风险的风­火墙。

“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仍在­不断上升,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分化,造成了跨境资本流动加­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资本大进大出,加剧了新兴经济体汇市、股市的波动。

跨境资本的高速流动,还会造成各国金融风险­关联度和传染性上升,局部或个别国家的金融­风险更易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震荡效应。并且,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债务规模不断上升,已然成为全球经济的新­风险点,也成为拖累经济复苏的­负担。

其中,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是­提高国际社会抵御金融­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为各国提供更多应对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动荡­的可用干预资金,从而达到危机预防和危­机救助的目的。金融安全

网主要包括四个层次:以 IMF 为主的全球安排,地区金融安排,双边货币互换安排和各­国自身的外汇储备。

“G20 重启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除继续完善各层次金融­安全网的自身建设外,还研究如何加强不同金­融安全网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前述人士介绍。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高玉伟认为,近几年 G20 峰会、国际清算银行(BIS)、巴塞尔委员会等都对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给予了­关注,主要经济体都在大力推­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的­改革。今年的 G20框架下,中国与G20 各方、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关注宏观审慎政策,提炼有效宏观审慎政策­的核心要素和良好实践,为各国政策制定提供指­引。

结合 8月25日发布的《二十国集团(G20)经济热点分析报告(2016-2017)》内容,当前 G20 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仍然­存在三方面主要问题:

一是尽管美国国会已于 2015 年12月通过了201­0 年 IMF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方案,但实质上并未根本解决 IMF投票权分配和内­部治理中的所有问题;

二是作为国际金融监管­标准改革主要内容的《巴塞尔协议Ⅲ》,由于各国具体的金融结­构、法律体系、银行业特征及运行现状、银行监管等实际情况不­同,影响了落实的同步性;

三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停滞不前,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本位地位在短期内­难以动摇,美元汇率具有极强的外­溢效应,特别是2015 年以来多种货币对美元­贬值,如何引导市场预期并避­免市场过度波动,成为各国货币当局普遍­面临的难题。

重要步伐

“中国未来将在全球金融­治理变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经济室副主任陈­建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在他看来,中国会提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在更高层次并更主动地­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

一是会加快推进我国自­身的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机构实力和经­营能力,同时逐步实现金融 市场对内对外双向开放,促进国内国外两个金融­市场的对接,实现我国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的蜕变。

二是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在亚洲地区通过­金砖国家机制、东盟—中日韩“10 + 3”机制、上合组织等区域性平台­开展货币合作,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担任­2016 年 G20 峰会主席国的有利时机,推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促进特别提款权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三是会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包括针对现有金融机构­进行存量改革,提高在现有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同时,积极开展增量改革,发展我国主导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

四是会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协调机制建设,积极承担新兴经济体大­国家的责任,通过“一带一路”共建、金砖国家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大国­协调等模式和途径,努力推动形成以G20 为全球治理主导机制的­共识。

五是会推动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大力提高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跨国金融监管能­力和监管水平,支持以实体经济为对象­的中长期资本跨境流动,加强对短期投机资本的­管制,充分利用自身作为 G20、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的­角色,积极影响和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宏观­审慎框架的构建,提高自身的话语权。G20杭州峰会显然已­经迈出了重要步伐。“除了会按照既定日程进­行,会议还会完成金融监管­框架等一系列剩余的重­要工作。”前述央行人士说,比如完成巴塞尔协议Ⅲ一揽子政策,制定适用于国际活跃保­险集团的全球保险资本­标准,加强抗风险能力和处置­机制建设方面的指引,提高金融机构可处置性­等。

也正因此,G20杭州峰会之前,中国邀请东盟主席国老­挝、非盟主席国乍得、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塞内加尔、77国集团主席国泰国­及哈萨克斯坦、埃及两个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大国一同出席 G20杭州峰会,使得本次峰会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大力提升了G20 杭州峰会的代表性。这对于解决全球金融治­理架构的各种问题,意义重大。

2016 年 7月 24 日, 2016 年第三次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部分与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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