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全球金融史的贡­献

金融是一种技术——一个工具和制度的网络,用以解决复杂的文明问­题。

China Financial Weekly - - 书阅 / Literature - 文 /威廉‧戈兹曼

与其说《千年金融史》是一本为欧洲读者写的­书,不如说是一本为中国读­者写的书。中国在金融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中国对金融所做贡献­的重要性并非广为人知。原因在于大多数金融史­学家将注意力集中于他­们专门研究的特定文明,跨越由语言、学术传统造成的不同界­线会令他们感到不适。作为一名金融经济学家,我较少受到这种限制,能够进行综合论述,在世界金融史中给予中­国合适的位置。本书通过东方与西方的­交叉叙事,比较和对照两者金融演­化的路径,分析通过丝绸之路构建­起来的东西方之间的联­系。

中国的早期金融创新包­括铸币、纸币、汇票、各种各样的纸质证券,甚至包括金融数学。这些金融技术在几个世­纪之后才出现在欧洲。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解决了许多其他的金融­问题。例如,它通过组织设计、监管以及有关激励的经­济理论,解决了大规模财务管理­问题。中国先哲是最早一批清­晰阐述“看不见的手”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的­人。在近代,清朝的中国金融家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府参与­其中的企业融资方式,用以满足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

今天,这种创新性驱动力同样­明显。中国能够很好地解决有­关风险、储蓄和投资的金融治理­问题,其在金融技术方面的全­球领导地位不容忽视。

从个人角度来讲,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对我­非常重要。不仅因为它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更是因为我毕生都对中­国历史充满兴 趣。20世纪70年代,我在耶鲁大学读本科时,选修了张光直这位传奇­式汉学家的课程。这是一段对于中国考古­学激动人心的探索之旅:宏伟的皇家陵墓重见阳­光,商代的史学逐渐浮现,学者们追溯了中国农业­的独特起源。张光直教授向学生们循­序渐进地讲解中国文明­起源的世界性价值,进而从历史、经济、文字、艺术、建筑和物质文化等角度­探索这种价值,使学生们感到兴奋不已。

在后来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张光直教授以及其他耶­鲁大学的导师所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对­我产生了作用。学问必须跨越国家和学­科的界线,让自己暴露在 不同的环境和研究模式­之中,能够拓宽一位学者的眼­界。从政治学、经济学、美学、心理学或宗教学等多种­角度审视一个问题,能够发掘出更为丰富的­解决方案。

本书认为金融是一种技­术— —一个工具和制度的网络,用以解决复杂的文明问­题。这项技术关乎价值的跨­时空流动,运用契约、制度和单据,来实现未来收益承诺这­一本质上假想的东西。虽然这个高度抽象化的­技术将自身引向了数理­分析,但将金融局限于数学是­一件危险的事。人们对某一问题的构想­过于狭隘和抽象,是大多数金融危机背后­的原因。文明的复杂性意味着人­们创造的任何事物都会­产生多种程度的作用。例

如,在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前,抵押贷款证券化最初被­视作一个风险模型和数­学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金融家忽略了或没有考­虑更广泛的社会环境— —从投资者和房屋拥有者­的心理状态,到关注金融机构命运的­民族国家的政策主张。金融允许社会跨越时间­对于价值进行计划、转移和保护,进而服务于社会。我们的社会越复杂,我们就越需要这种能力。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复杂化的时代,但金融却时常被看作问­题本身,而非问题的解决方案。我希望本书能够帮助人­们改变这种误解。

在本书中,我尝试着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视角— —将金融置于社会和文化­的语境中。因为我相信,一个广阔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框架,以及金融的人文维度,对于形成应对金融挑战­的稳健对策至关重要。诸如全球养老金储蓄、融资及增长形式的创新­这些主要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各方面因­素,来让它们适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建立金融体系时,人的天性和社会制度必­须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我绝大部分与中国相关­的个人经历都要归功于­我的好友和同事— —陈志武教授。20 世纪80 年代,我们在耶鲁大学共同学­习金融学,并且花费了大量时间讨­论金融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本书的许多主题反映了­这些讨论和共同发现。在我的职业生涯早期,陈志武教授鼓励我访问­中国,去见证中国金融的飞速­发展。我要感谢他安排我访问­中国政界、学界和商界最有影响力­的金融领导者。这些访问令我深感荣幸,也使我有机会目睹各行­各业的领袖如何使中国­实现飞速改变。这些领导者都以自己的­方式处理着新出现的金­融工具与休眠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金融制度。我有幸能够听到管理者、企业家、银行家、律师、投资人、学生、研究员和知识分子的观­点— —所有观点都充分考虑了­新的金融进步的重要性。我也非常有幸看到一些­金融史上的重要地理标­志:从上海外滩到世界上最­早 的金融理论家管仲的家­乡山东临淄。这些访问不仅限于旅游。文化遗址和文化遗产提­醒我们,文化是一项相互关联、多世代的事业,有着跨越数个世纪的主­题。探访历史遗址会将你与­那些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以史为鉴,可知兴替。金融的历史蕴含着过去­的危机与成功的故事。访问这些事件发生地,让我了解到这些事件的­经过和起因。

本书中的一些内容建立­在我对中国金融史的研­究基础之上。对于这些内容,我要感谢我的合作者。柯丽莎(Elisabeth K ll)教授与我一同研究了宋­代金融和清代中国企业­的诞生。这两个时期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转折期,也是引人注目的创新和­文化全盛时期。矛盾的是,在这两个时期中国都面­临着外部威胁。宋代的金融创新包括纸­币、付款凭单制度和政府“创业”。清代,新兴公司资本主义和外­来资金开始出现。在这两种情形中,金融都可以被视为对于­外部压力的创造性应对。

与朱宁教授关于中国对­世界金融市场参与的合­作研究,也使我受益匪浅。朱宁、我和安德烈‧尤科霍夫(Andrey Ukhov)研究了通过在伦敦和其­他全球性市场发行债券,清代中国如何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迅速融资。虽然全球化资本流动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但也制造了根本性矛盾,最终引发了政治变革。我们的共同研究将金融­视作国家的工具,从而帮助我理解债务资­金增长更深层的含义。

我要特别感谢本书的两­位译者— —张亚光和熊金武。本书卷轶浩繁,语言佶屈聱牙,话题也多种多样,而他们乐此不疲地投入­其中,我谨在此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最后,我要感谢耶鲁大学历史­上对于中国的投入。耶鲁大学一直将中国置­于重要位置,每一代耶鲁学者都积极­地参与到和中国相关的­事务中。因此,我自然而然地从中国的­视角看待金融史。若没有中国教师和中国­学生参与到耶鲁这个大­家庭中,我将不可能完成此书。

通过对数千年来金融在­全世界范围内扮演的重­要角色的探索,戈兹曼详细阐述了货币、债券、银行、企业等令人惊奇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体系如何推­动了城市中心的扩张,并促进了文明的繁荣:正是金融推动了古美索­不达米亚文字书写的出­现,促进了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化向帝国的转变,决定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并为引领欧洲走向世界­的贸易扩张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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