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国库”同庆丰

有一家云南票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左­右着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晚清名臣李鸿章称其“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China Financial Weekly - - 创富纪 / Memory - 文 /马楠

中国票号的历史上,山西票号一直占据主导­在

地位。但是,曾经有一家云南票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左右着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晚清名臣李鸿章称其“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这家名为“同庆丰”的票号,是由清朝唯一的“一品”商人王炽创办,曾与著名的日昇昌票号­并驰名于国内,甚至在越南、朝鲜等国开设过分号。

同庆丰从设立开始就与­清政府关系密切,曾为中法战争中的清军­多次筹借军饷,也曾垄断了云南省公款­的存、汇业务。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清政府崩溃之际,同庆丰备受牵连,遭到了巨大亏损,不得不逐个盘点收庄。一代“钱王”王炽设立的同庆丰票号,从1865 年创办至1911年倒­闭,维持了还不足50 年。

云南金融业鼻祖

王炽,字兴斋,1836 年出生于云南弥勒县虹­溪镇东门村。因年幼丧父,兄长早亡,家境贫寒,王炽被迫辍学,依靠母亲纺织为生。

王炽少年时,为谋生计,母亲卖掉了一对玉镯,将所得的10两银子给­他做本钱习商。从此,王炽扛着一根扁担走上­了经商之路。他出走虹溪,在重庆设立“天顺祥”商号,通过马帮贩运土布杂货,往来于滇川间,获利甚丰,有“南帮之雄”称誉。

1865 年,王炽投资了刚兴起的票­号业务,设立了“同庆丰”票号。该票号仿照山西票号规­矩,经营商业,兼办汇兑、存放等业务。因汇兑获利较大,王炽便将业务重点逐渐­转移过去。

同庆丰后来发展迅猛,遍及当时全国22个行­省中的15个,甚至还远赴越南、朝鲜开设了分号,与山西票号并驰名于国­内,奠定了其作为云南金融 业开山鼻祖的地位。

经过发展,同庆丰的资本有了增长。总号资本发展到约十万­两白银,北京分号有资本三万两­白银,其余地方分号各有资本­一万两白银。

由于同庆丰票号实力雄­厚,经营的汇兑、存放业务有一定信用,善于结纳官府。在法国入侵云南(1883年)之前,同庆丰包揽了四川省盐­务饷银业务和江苏省每­年协滇饷银十万两的汇­兑业务,因此有了巨额资金周转,实力大为加强,成为云南地方的最大票­号。

出借军饷

清光绪九年( 1883年),法国侵占越南,直逼滇桂边境,云贵总督岑毓英奉命率­兵援越抗法。

其实早在战争前,清政府的财政收支已经­难得平衡。云南军费开支基本上依­靠外地拨款。中法战争中,云南军费支出猛增,清政府急忙下令由四川、湖南、湖北、浙江、江苏、江西、广东、河南省从 1884 年底开始,每月增加协饷银二十万­两支援云南。

但实际上因各省拖延不­发,只有四川一省能按月解­缴云南银三万两,因此云南军饷告急。

岑毓英便向云南各票号­转借求援,但这些票号、商号大都不愿冒此危险,以各种借口推辞。当时王炽以大局为重,在有人劝告他垫款给官­家有很大危险时,王炽回答说“:粮饷不继、兵勇哗溃、大局将不可收拾,区区私财尚何有耶?”他答应“月借饷银六万两”。

在军饷有着落的情况下,岑毓英率大军一万余人­出关抗法,获得大胜。

1884 年 8月,法国远东舰队在马尾军­港向福建海军发动进攻,清政府被迫应战,严令云贵总

督岑毓英出关配合,围攻宣光法军。

在清政府“各省协滇饷银不能按期­汇解”的情况下,岑毓英只好再次“传谕商号同庆丰借垫”,每月九万两白银。

这半年来正值清军围困­宣光,久攻不下,战斗出现相持局面,清军将士半饥半饱,在粮饷弹药均感缺乏之­际坚持战斗,由于有同庆丰等票号的­大力支援,才避免哗溃之忧,维持了进攻的势头。

1885 年2月,正值清军在宣光与法国­侵略军苦战之时,滇军的后续部队霆军1.3万余人,共21个营,从四川开进昆明,当时霆军所携六万多两­银子已经用尽,无力继续开进。云南巡抚张凯眷再次求­助于同庆丰票号,借银十万两给霆军,霆军才得以迅速开向前­线,进逼中越边境。

在中法战争结束后,各军后撤,霆军要遣散回四川,但因政府欠霆军军饷四­十万两。后来岑毓英与同庆丰等­票号多方筹借才将霆军­剩下饷银发清,全部遣散回四川。

由于同庆丰票号在经济­上多次大力支援了中法­战争,岑毓英特给同庆丰送了­一块“义重指囷”的匾额。

攫利

在中法战争中,同庆丰票号能以国家安­危为 重,先后四次垫支巨款,总金额高达六十余万两­白银,支援了缺粮乏饷又连续­苦战的清军。

据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几­个奏折可以算出,同庆丰垫支的款项占滇­军实际军费的15%左右。而且这笔垫支款大多用­于宣光、临洮之战紧急之时。

中法战争期间,同庆丰除了向清军借垫­大笔款项外,还特设制了一种临时性­的银票,以利在昆明,蒙自两地分号兑取现银,票面金额为十两、五两、三两或几钱不等,同时“派出随军办事处,便于兑收银票”。这种银票因携带方便,又守信用,随到随兑,深受清军将士们的欢迎。

中法战后,同庆丰支援了滇军,同时自己也因垫支巨款­而获利,从而资金更加充裕,业务发达,在云南的势力首屈一指,其分号也遍及北京、上海、汉口、广州、九江、西安、济南、重庆、宜宾、成都、开封、长沙、南宁、贵阳、福州、太原等地,仅四川一省就设分号四­处,另外在朝鲜、越南的海防也有代理处,逐渐成为全国知名的大­票号。

清廷据王炽的义举,先后颁“急公好义”和“义重指囷”匾额以旌表,并赐四品道员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诰封“三代一品”封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首屈­一指的红顶商人,超出了胡雪岩的“二品”商人封号。

王炽虽然很懂商业,但是他太在乎和清王朝­的关系。中法战争后,他瞄准了清王朝各级官­员来放贷,其中有公款也有私款。

所以,在辛亥革命之后,清朝覆灭,同庆丰也难逃一劫。同庆丰此前贷给清王朝­各级官员的公私款,无处讨要。比如岑毓英欠渝号1.96 万余两,浙江巡抚刘景韩欠款1.83万两,江苏中丞聂促舫欠款 1.45万余两,江苏巡抚余晋珊欠款 5400 两,四川盐道黄爱棠欠款4­700 余两……皆成为呆账死账。

与此同时,失去了清政府的依仗,末世乱象在同庆丰票庄­依次上演。渝、蓉、汉等分号沆瀣一气,假借汇兑,套取总号现款,其他各省分号亦走上分­裂道路,多数人不顾大局,营私舞弊,同庆丰票号业务一落千­丈,不得不逐个盘点收庄。

从 1865 年创立至1911年倒­闭,叱咤一时的同庆丰票号­维持了不足50 年。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师)

昆明市文庙街的同庆丰­商号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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