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银行解危

China Financial Weekly - - 极度调查 / Probe -

多年高歌猛进之后,金融“去杠杆”迎面而至,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如何渡过时艰,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位?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聂欧 王丽娟 唐如钰 刘秋娜 王亭亭 实习生 吴梦

“一季度MPA考核没达­标,二三季度也很难。只能看年底努力了。”一家北方地区城商行董­事长说,只能卖掉大量高收益资­产,“很心疼”。

6月将迎来央行二季度­的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考核,一些中小银行早早就忙­碌起来——汲取一季度末期非标资­产泛滥、少人接盘的教训,这次要赶个早集。

而此前,从3月28日至4月1­2日短短两周内,银监会连发《关于开展银行业“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等多份文件,从服务实体经济、监管处罚、防控风险等方面“去杠杆”,大批银行承压,尤其是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

“监管越来越严。”前述城商行董事长表示,十多年来首次感到如此­大的压力——以前还只是盈利压力,盘算着如何活得更好。如今实体经济有待振兴、不良贷款飙升、利差明显收窄、产品严重同质化、新金融竞争白热化和团­队建设滞后等一系列难­题叠加。

在对四川、河南、河北等多省市调研中,《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发现,中小银行普遍感到“紧日子”来了。

脱胎于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的城商行、农商行,曾历经了20多年高歌­猛进的发展。城商行总资产 2016 年末达到 28.24万亿元,为1995 年的40余倍,近十年来每年的资产增­速均超过银行业均值,近五年更是翻了一番。城商行数量最高峰时达 150家,兼并重组后也有133 家。

规模膨胀的同时,近年却现利润下滑和资­本充足率之忧。早在 2015 年,39家城商行就出现利­润负增长,主要分布于东北、西南、西北等非沿海地区。有监管人士表示,其生存实况和真实风险­还有待全面摸底。

部分中小银行试图向金­融科技等方向转型,但存在概念不明、技术不灵、人才不强等问题,有的简单停留在“理财超市”概念上。

在防控金融风险被摆上­更重要位置的当下,作为中国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银行的前途关乎全­局。

不再是“香馍馍”

中小银行牌照和股权曾­为资本热捧,但情况正 在发生变化。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有三家西南、西北地区城商行大股东­先后“易手”,近期又收到山东两家地­级市城商行待价而沽的­消息。

其中一家截至 2016 年末的资产总额约60­0 亿元,较年初增幅20.53%,且净利润约 4亿元,此次出售其50% 控股权,出让底价约 45 亿元;另一家净资产77亿元,净利润 7.8亿元,以底价 92亿元出售总股本的­40%。

“银行不再是‘香馍馍’。”一位银行大股东负责人­说,“小银行生存都难。”

以城商行、农商行为主体的中小银­行,脱胎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其中,城信社自1985 年诞生至1994 年末飙升至约5200 家,不良率飙升。1995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组建城市合作银行­的通知》,由央行主导将全国的城­信社整合为城市合作银­行,后又陆续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而农商行,眼下仍有一部分未完成­改制,还保留着农信社体制。

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4月,我国银行业总资产 232万亿元,城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分别占比 12.6% 和 13.5%,两者之和占比 26.1%。前者的资产增速高达 21.3%,远高于同期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的9.9% 和13.5%。高扩张的背后,风险也逐渐显现。其一,高利润时代结束,且分化明显。宏观经济背景下,以民营企业和周期性产­业为主要客户的中小银­行受到冲击。城商行一季度资产利润­率已跌至全行业谷底0.88%,明显低于同期国有大行­的1.15%。

民生证券研报显示,截至 2016 年末,有3家城商行资产增速­为负(分布在辽宁和宁夏),39家城商行利润增速­为负。今年2月,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16)》(下称《报告》)显示,受访的银行家预计,未来三年的营业收入与­税后利润将明显下滑——接近九成的人预计两者­增速将低于15%,约七成的人预计将低于­10%。

“困难较多,且分化明显。”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董希淼表示。

例如,从 2015 年开始,有30%的城商行利润增速在2­0%以上,也有33%的城商行利润负增长。两个梯队中,最高利润增速可达10­0%,最末尾则

低至 -100%。其二,中小银行成为“资产荒”中的弱者。2015年以来,“资产荒”成为银行业的共性难题,并非真的无资产,而是负债成本攀升,优质资产匮乏。

一方面,传统的投资类资产中,货币基金收益仅约2.5%,股票和大宗商品风险增­大,银行委外理财中的债券、存款、非标债权类资产仍占据­近八成。另一方面,授信类资产中优质贷款­利差低,非标资产中房地产等高­收益也在下降,加之监管政策不断收紧,“好资产”骤然萎缩。

对“好资产”的获得能力是银行生存­的关键。相较于大行,中小银行难言优势。

贷款方面,房地产调控抑制了居民­贷款,使得政府投资成为银行­信贷扩张的主要渠道。但政府基建项目通常金­额巨大,银监会规定须组织银团­贷款,这就引发了大小银行间­的资源争夺战。

“小银行很难独自承接大­型基建项目,分一杯羹都很难。”河北某城商行董事长说,中小银行因信息不对称­和议价能力低等明显劣­势,多数只能靠银团贷款分­得一点授信份额。其三,经济降速,股东们亦面临流动性紧­张。“银行利润少了,就无法再像以前那样拿­利润来补充资本金。”董希淼说。

具体来看,资产利润率低和不良率­上升,使得资本充足率深陷困­境——前述银行股东负责人表­示,此前 IPO停摆消磨了股东­们对资本回报的信心,尽管少量银行也以登陆­H股、发行优先股、发行一级和二级资本债­等方式进行缓解,但体量远远不够,“一些‘鸡肋型’银行,不如卖了。”

主要风险何在

一位知名会计师事务所­人士介绍,个别中小银行的真实坏­账率比想象中还高,仅他经手的就有一些坏­账率超过10%,且还往往要求他们美化­财务报表,“这样的生意我们不敢再­接。”

前述《报告》显示,超过 60%的受访银行家认为,其所在银行今后三年的­不良资产率将不低于1%,且风险尚未触顶,尤其东北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其中,最可能爆发产能过剩行­业的信用风险,且资产负债率高但盈利­差、缺乏信用支撑,可能使得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叠加。2013 年以来,城 商行的关注类贷款比例­从2%升至 3%以上,少数银行(如汉口银行、柳州银行、潍坊银行等)甚至超过了10%。

“压力很大。”一位中部地区城商行高­管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该行不良率1.3%,低于所在省的均值和全­国均值,但仍不敢放松——“乐观估计,中部地区的拐点至少要­等到2018 年。”

原因在于,东南沿海的金融风险点­暴露较早, 2015年才传导至中­西部地区,加之眼下推进金融去杠­杆,又增加了新压力。

郑州银行行长申学清介­绍,郑州银行一方面对不良­贷款控新降旧,在机构、机制和薪酬奖励上完善­配套;另一方面,新增贷款偏重于车贷、房贷等抵质押物相对充­足的消费类贷款,并尝试借力郑州在全国­特有的区域位置优势,深耕商贸物流业务。

“全球金融危机大多与政­府债务负担过重、地产融资过度有关,银行业务必须对此有所­控制,及早转型。”申学清表示。

洛阳银行董事长王建甫­对记者表示,区域不同,压力各异,银行贷款结构与区域经­济结构紧密相关,新增贷款必须因地制宜,尤其中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后更是如此。相较而言,河南省内风险较大的是­一些以煤矿等传统资源­为支柱的地区,洛阳市经济结构尚好,洛阳银行的压力也略轻。

相对难防范的,是地方政府项目或地方­国企的信用风险——前述会计师的银行客户­中,一些地区经济结构以钢­铁、煤矿等过剩产能为主,一家钢厂涉及十几亿元­不良贷款,就可能拖垮一家小银行。

为此,中小银行普遍加强了内­部管理机制,如对不良贷款的催收均­从奖励制度转变为奖惩­并行,从一线业务员到支行再­到分行领导,各层级均采取严格挂钩、经济处罚和责任到人,甚至下岗清收。

“不但工资一层层扣,收不回坏账还会背着‘污点’承担终身责任。”一位客户经理介绍,有的不良贷款已历经了­数任支行行长变更,至今仍在催收,但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前述《报告》显示,过半数的银行家建议调­整信贷行业结构,49.9% 的人建议创新业务品种,

优化收入结构。65.2% 和 42.3% 的银行家分别认为应重­点限制冶金业和房地产­业,其次是限制造纸业、船舶制造业和石油化工­业。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业管­理咨询总监王轶为认为,中小银行大多有地方政­府背景,属国企性质,人事任命和信贷投向难­以完全自主决策,一些产能过剩企业往往­是地方经济支柱,不得不贷。

在董希淼看来,一批从农信社改制而成­的农商行,主要受省农信联社管理,公司治理有待进一步规­范,独立的监督约束机制、激励机制和风控机制正­在形成之中,但往往“形似”而非“神似”,这是一个问题。

前述《报告》也显示,认为应减少行政干预的­银行家达到16.3%。相比国有大行,中小银行在组织架构的­健全性、职责边界的清晰度、决策规则和程序的明确­性以及激励监督机制的­有效性等公司治理方面,劣势明显。

警惕“金融僵尸”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调研发现,农商行的利润增速、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相比­城商行稍好,源于其更接地气、机制更灵活。而城商行尤其中西部地­区,已然如前所述产生了个­别金融“僵尸”企业,濒临亏损。

从全行业看,城商行出现两极分化,有的逆势扩张,有的得过且过。

董希淼分析,银行盈利存在规模效应,所有金融产品都需要在­设计、开发和营销等环节投入­成本,小银行的客户规模有时­候难以覆盖这些成本。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业管­理咨询主管合伙人张立­钧认为,银行曾在经济上行和存­贷利差管制等政策红利­下旱涝保收,一旦经济下行,则必须以资产扩张来维­持利润正增长,并消化存量资产质量下­降对利润的侵蚀(拨备和资本要求)。但利率市场化挤压了定­价空间,银行只能依靠增量(逆周期扩张)来生存,但这绝非长久之计。

一位省级监管部门人士­明确表示,还在扩张的一些银行,表明其高管仍在努力。但个别小银行开始依靠­央行再贷款度日,“破产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在申学清看来,流动性风险最为致命,郑州银行曾在上世纪9­0年代历经过重大挤兑­事件,因而当前尤为谨慎。

具体对策,一是提升资产负债管理­水平,加强财务管理能力,招募一批高素质人才尤­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骨干人才;二是加强同业合作,在河南省内外参与或牵­头成立同业联盟,加强共享

尤其流动性合作;三是在内部建立流动性­应急机制,每年进行流动性应急演­练;四是加强和央行等监管­部门沟通,有意识地提前预防。

王建甫也表示,“把流动性风险的弦绷紧­了”。今年洛阳银行的金融市­场部主责之一,便是为全行提供充足的­流动性。

尽管存款保险制度已初­步建立,但银行间并购或濒临破­产的银行退市机制,尚缺乏整套的应对细则。

亲历了我国唯一破产银­行海南发展银行事件的­始末,央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诺金颇为感慨:从 1998 年进入清算程序已近 20 年,海发行至今仍未退市——如何界定银行破产?谁来主责清算程序?退出之后,股东、高管和监管层分别担负­怎样的责任?

缺乏破产清算程序,诸多问题就悬而未决。且即使有了破产清算程­序,若没有在实践中走一次,在法律和规则上将仍存­在不确定性。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钱军建议,中小银行大多是区域内­展业,对于地方龙头企业或政­府投资项目、大型房地产项目,特别是涉及地方担保圈­且地方财政难以覆盖风­险的,都要高度重视。一旦风险爆发,要第一时间以存款保险­制度来防止挤兑。然后寻找“接盘侠”,即通过并购或政府“收管”等将风险最小化。具体上,可由中央政府信用来消­化短期债务、补充流动性、切 断传染路径。

董希淼认为,以当前的存款保险制度­的现状,还不足以支撑起银行机­构的退市。更可能的是由其他优质­银行来并购,“总要有人接盘”。

治理资金空转

在受访人士看来,中小银行还有一个突出­问题需要关注,即表外业务等飙升加重­了资金空转。

一位国有大行金融市场­部主管表示,国家提倡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向直接融­资体系转变,但事实上,直接融资体系很大程度­仍以银行为主。

如前所述,利率市场化以来,利差收窄使得一些银行­以扩大资产来提高利润,致使投资类资产占比飙­升,贷款资产下降,开始“不务正业”。

以城商行为例,2016 年其投资类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应收款项类投资、衍生金融资产和贵金属­投资)占比生息资产高达约四­成,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而整个金融市场中,银行依然是最大的买方,城商行则是其中最积极­的参与者。

民生证券研报显示,截至2016 年末,贷款占总资产比例低于­40%的城商行超过一半,贷款比例低于30%的城商行超过三成,远高于股份制银行——贷款占比仍在40%以上的股份制银行有六­成之多。同时,城商行理财产品余额以­每年20%多的速度递增,远超过10%的银行业均值,扩张方式从“贷款- 存款”的表内扩张转变为“理财-投资”的表外扩张。

“没有办法。”河北某城商行风控部主­无奈地表示,2009 年“四万亿”时期,市场患上了资金饥渴症,其所在银行上马了不少­表外业务、同业业务和非标业务,但后来开展整治,使其又逐步转向了委外­业务。再到当前,稳增长的主力军是政府­基建投资,小银行难以插足,只能走“偏门”。

“它们从金融市场上借钱,再倒手卖出去。”中信证券研究部副总裁­刘斌说,这一过程中,加杠杆投向了股权等高­风险资产,加重了资金空转。

对此,央行一季度末全面铺开­了MPA考核,规范“不务正业”者。

前述银行风控部主管最­近就常加班至深夜——该行表内外业务比约为­1:3,同业负债占全

部负债1/3 左右,一是要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规模,二是央行取消了计算资­本充足率的容忍度指标,三是一季度原本市场资­金面就比较紧张,各行无不为流动性发愁。

“该砍就砍,高杠杆的回购业务干脆­不做了。”该风控部主管说,一些代持类业务也怕“穿透式”监管来追究资金去向,“各行都在抛售,再心疼也必须卖。”

据悉,该地区另一家城商行,同业负债占全部负债高­达约50%。且去年12月一个月就­骤增资产规模近 600 亿元,今年一季度 MPA考核时瞬间压下­300多亿元,均是同业业务所致的陡­增陡降。而背后,资金大量流向了高收益­的房地产和政府项目。

“要控制放贷规模、调整资金结构,将腾挪出来的信贷额度­投向实体经济。”徐诺金介绍,央行后续还将出台惩罚­措施,或包括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追究相关责任人、调节再贷款利率,等等。

前述省级监管部门人士­认为,必须见一个罚一个,强化政策的引导力和威­慑力,“若长期不达标,就罚到它破产为止。”

防范未然

中小银行如何渡过困难­时期?综合受访人士意见,可概括为如下建议:其一,当务之急是应对“资产荒+资金荒”。多数受访人士认为,资产配置要多元化,做强资管和理财产品,并将投资顾问为核心的­财富管理业务作为三年­内的主线,向“大资管”、“大投行”转型。

前述《报告》也显示,“大资管”业务中,最受肯定的措施分别是­加强全面风控(80.4%)、投资研究能力(64.8%)和跨界资产配置能力(48.3%)。“大投行”业务,则主要通过产业基金、PPP项目等创新股权­融资产品以及债券承销、投融资顾问、银团贷款等基础类投行­业务来加强。

“但我们投行业务较差,一些小银行甚至还没有­投行部。”一位西部地区城商行人­士表示,业务模式单一、产品缺乏独创性是普遍­问题。与该行类似,大多数中小银行的投行­业务仍局限在债券承销、投融资顾问、银团贷款上,但这些传统业务的竞争­已然白热化。 其二,抱团取暖。董希淼建议,银行经营需要有一定的­规模效应,当前诸多省份将各地级­市城商行整合为省级城­商行,如江苏银行、江西银行、徽商银行等,可藉此强化机构实力和­品牌效应。

“多数省份还设立了省农­信联社,负责管理十几家至几十­家农信社、农商行,充分优化其机制体制、管理架构,让省联社成为农信社、农商行发展的助力而非­阻力,也是一种抱团取暖。”董希淼认为,通过既有的省联社或通­过并购来“撮合”同一地区的中小银行,能更好地实现规模效应。

今年2月消息,四川省决定组建四川金­融控股集团、四川银行,整合川内金融资源。四川金融控股集团集团­将通过收并购,整合该省银行、证券、期货、基金、信托、担保、产权交易和保险等诸多­金融资源,目标规模为5年内过万­亿。

此外,还有一种简单易行的抱­团,即建立各种合作平台、联盟。

银监会副主席曹宇在 2016 年城市商业银行年会上­表示,银监会支持城商行开展­多种形式和更深层次的­合作,抱团发展。如浙江、河北等地的流动性互助­平台、天津银行环渤海银银合­作平台、山东城商行合作联盟、哈尔滨银行中俄金融联­盟、青岛银行“一带一路”金融联盟等。

具体上分为三类,一是区域性流动性互助­合作,提高区域性风险防御能­力。二是搭建信息科技合作­平台,加强技术交流与共享,避免重复建设。三是共同推动产品服务­创新。其三,主动适应政策风向。例如,顺应中央对消费金融的­重视,中小银行可充分发挥地­缘、人缘优势。目前,城商行的个人消费贷款­占个人贷款比例为45%,提升空间巨大,且银监会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城商行设立消费­金融公司。其四,压力测试,防范风险。钱军建议,可借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经验,监管层模拟经济持续下­行或极端“黑天鹅事件”,将对银行的压力测试多­元化、体系化、常态化。

“危机总是不期而来,很难捕捉。”前述省级监管部门人士­警示,全面精确估量潜在风险­并不容易,必须抓好中小银行这一­薄弱环节,防范于未然。

顺应中央对消费金融的­重视,中小银行可充分发挥地­缘、人缘优势。

流动性风险最为致命,郑州银行曾在上世纪9­0年代历经过重大挤兑­事件,因而当前尤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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