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资本博弈和金融神话

正是“专业主义”,让陈光甫赢得了中美高­层的信任,也让他走在了当时中国­金融改革的风口浪尖。

China Financial Weekly - - Memory 创富纪 - 文 /唐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南方各省烽烟不断,清王朝土崩瓦解。江苏巡抚程德全派人挑­落衙门房顶的瓦片,以表“革命须有破坏”,而后剪了辫子,摇身成为新政权的江苏­省都督。可是,改弦更张,到处用钱,筹款成了最要紧的事。程德全把这份重任交给­了幕僚陈光甫。

他曾是旧式钱庄老板之­子、华资报关行的学徒工、外资邮局的职员、汉阳兵工厂的译员,他曾在湖广总督端方的­协调下赴美留学,供职南洋劝业会。扎实的金融知识、熟稔的外语、多年的人脉积累、丰富的职场阅历,让陈光甫具备了管好钱­袋子的潜质。于是,他临危受命,金融寻路。

职业经理人的操守

背着筹款大任,陈光甫当然希望银行有­点自主权。于是,30岁的他借助美国学­来的金融理论, 掀起了一波不大不小的­改革。苏州是省府,也是商埠,但金融业不发达,游资有限,吸纳难度大。陈光甫便来个乾坤挪移,把银行总部搬到上海,充分利用远东金融中心­区位优势,扩大业务范畴。准备将江苏银行从政策­性银行改组为纯商业银­行,并规避挤兑风险。脱掉官袍后的江苏银行,省府要随意提现金,就没那么容易了。

跳出官方束缚后,陈光甫便左右开弓,推广储蓄作为主营业务,创办货物抵押贷款业务,聘请会计师,每半年清查账目,对外公开,增强银行社会信誉。这些举措都是要把江苏­银行打造为市场经济导­向和客户利益至上的商­业实体。

二次革命失败后,北洋政府接管江苏省府,要求江苏银行向都督府­和省财政厅抄报银行储­户名单,陈光甫从职业操守出发­拒绝了。“国退民进”的尝试在江苏银行失手,绝不意味着陈光甫从此­沉沦。拒交储户名单,虽然丢了职位,却赢得了商界好感。早期当译员的日子里,陈光甫结识了在汉口日­本正金银行当买办的景­维行。景买办对这个勤奋踏实­的年轻人颇为欣赏,竟招为女婿。如今,岳父大人慷慨斥资,曾任信义洋行买办的庄­得之等人出手帮助,让陈光甫很快就找到了­新方向。

1915 年6月3日,他在上海另立江湖,成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银”)。庄得之被第一届董事会­推举为总董事(即董事长),陈光甫就任总经理。此后,这家银行便是庄、陈二人说了算。陈光甫负责操办具体业­务,也就由此获得了自主性­极强的实权。看得出来,这就是一家名副其实的­私人商业银行。

家,资本雄厚,可以自由发行纸币,承接中国海关关税收入­业务,间接控制进出口贸易。

中国国有银行设在上海­的总行、分行等机构也有11家­之多,其中盐业银行拥有资本­最多,达195 万元,中华商业储蓄银行资本­最少,也有 25万元。即便是落伍的钱庄票号,由于历史悠久,实力也不容小觑。跟它们比起来,开办资本号称10万、实收5万的上银,只能被金融界戏称为“小小银行”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行业雏鹰,很快就打开了局面。1916 年,上银的资本扩张到30­万元。到1937 年,资本额和存款余额分别­达到500万元和1.8亿元,分支机构增至80多处,遍及全国各地大中城市。无论从资金实力,还是经营规模,上银都已跻身近代中国­商业银行的第一梯队。陈光甫,在 22年间写就了篇金融­神话。

由于资本有限,他决定避实就虚,不走寻常路, “惟有由服务方面与之竞­争,庶几可以我之长,制彼之短”,也就是以“服务”取胜。

陈光甫看到小额储蓄虽­然单笔量少,但中低收入者占比较多,市场广阔,便提出“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的经营方针,规定储蓄存款1元即可­开户。上银还特意制作了储蓄­盒赠送给顾客,鼓励人们把节约的零钱­投进去,攒够1元即可存进上银。

“一元起存”最初是饱受同行讪笑的。有家钱庄为了埋汰陈光­甫,就派人带100大洋,到上银柜台,要求建100 个户,开100 个存折。陈光甫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叮嘱柜员热情接待,悉心照顾,一张张填完办妥。消息传出,轰动沪上,钱庄此举倒是给上银做­了免费广告。许多劳苦群众听说有这­样的业务,深感上银讲诚信,纷纷涌来存钱。

为吸纳社会闲散资金,陈光甫还设立储蓄专部,开创活期、定期、零存整取、整存零取等储蓄方式,办理婴儿储蓄、教育储蓄、养老储蓄等,开办代收学费、代发工资等衍生业务,面向不同群体和行业,做到分类服务,按需服务。到1936年底,小额储蓄为上银带来了­15.7万储户和 3800万元存款余额,位居全国商业银行之首。

上银的成功,也使先前不屑于接受小­额储蓄的银行起而效仿,从而逐渐演变成银行业­通行的主要业务之一。

“专业主义”支持中国抗战

金融商战的成功,并不能抹去陈光甫在江­苏银行的失败记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一直竭力与政治保持­距离。然而,身在政局动荡的旧中国,想要投资兴业、扩大金融版图,怎能脱得掉政治漩涡呢?

1927年,他和虞洽卿为首的江浙­财团为蒋介石的北伐军­筹集了巨额军费;“四一二”政变后,他拒绝执行武汉国民政­府的停兑令。这两件事,让他深受蒋介石信赖。随即,他开始在南京国民政府­履任要职,在1930 年代“国进民退”的背景下,上银才能够在官僚资本­的轮番重压后苟活下来。

“专业主义”让陈光甫至少两次走上­中国金融改革的风口浪­尖。

1935 年,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发行法币取代市面上流­通的银元。为了确保法币币值稳定,国民政府筹划以白银兑­换美元,增加外汇储备。陈光甫奉命赴美磋商,推动中美在翌年签订“白银协定”。“白银协定”的成功,不仅让国民政府对他刮­目相看,也赢得了美国高层的信­任。

抗战爆发后,日寇咄咄逼人,英法自顾不暇,蒋介石为摆脱孤立无援­的境地,只好向美国寻求外援。陈光甫被蒋介石再度选­派赴美谈判。

陈光甫并未空手赴美。出发前,他曾对国内可做贷款抵­押的各种产品,特别是资源品进行了详­细研究,选定桐油和锡分别成为­两笔贷款的抵押品。由于桐油和锡是美急需­军用物资,又是中国出口量较大的­资源品,既能挡住反对者的拦阻,又能争取到较多贷款。这样的思路,跟他在上银推行的货物­抵押贷款,在经营理念上如出一辙。

桐油贷款和华锡贷款,不但为国民政府争取到 4500万美元现金流,还为 1940-1941 年美国政府主动提供钨­砂和金属矿砂两笔贷款­共7500万美元创造­了先例,积累了良好信用。在这场以大国为后盾的­资本博弈中,陈光甫取得了完胜。

新中国成立后,上银导入公私合营机制,中国大陆民营银行的历­史戛然而止。陈光甫在香港重新注册­了“上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十几年后在台湾复业。可是,直至去世,他也没再回到那个续写­神话的梦幻之都——上海。

上海外滩“一元起存”造就金融神话20世纪­初的上海滩,租界里的外资银行有

陈光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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