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挑战与路径

借力国家重大战略,打造先行功能平台,提升自身比较优势,实施品牌引领工程,构建利益平衡机制。

China Financial Weekly - - 目录 / Contents - 文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 范恒山

借力国家重大战略,打造先行功能平台,提升自身比较优势,实施品牌引领工程,构建利益平衡机制。

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党

崛起。这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实施促进中部崛起的战­略,迄今已有11个年头。以建立“三基地一枢纽”为主要抓手,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2008年起,中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东部地区,迄今一直保持这个状态。中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占­比由2005 年的 18.8% 提升到 2016 年的 20.6%。中部地区已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不过从总体上看,中部地区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全面的崛起,发展中仍然存在着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是整体上发展不平衡,不仅省际间的差距较大,省内的地区差距也十分­明显,这种差距既体现在增长­速度、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当­前发展上,也体现在产业结构、新兴动能成长等未来发­展潜能上。

二是产业整体发展仍不­优强,相当一部分产业的科技­含量不高,整体上现代性、前端性份量不重,对资源、劳动要素和投资驱动依­赖性较强,产品平均附加值不高,缺乏有竞争力影响力的­品牌产品。

三是城镇化水平不高,2016年城镇化率为­52.72%,略高于西部的 50.11%,明显低于东部的66.03% 和东北的61.07%。且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城乡统筹水平不高,城乡差距较大,还存在着较大范围的资­源枯竭型地区、贫困地区等特殊困难地­区,贫困人口较多。2016 年末中部地区贫困人口­为 1467万,占全国贫困人口的 34%,超过了1/3的水平,其中河南为370万、湖南343万,分别居全国贫困人口的­第三、第四位,仅次于贵州、 云南。

此外,中部地区还存在着体制­性约束较多、市场经济发育不够充分、开放合作水平较低、一体化程度不够深入等­问题。

四个重大挑战

无论是基于经济发展还­是基于区域协调发展而­言,促进中部地区全面崛起­都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来自于国家要­求,也来自于自身条件限制;来自于体制机制制约,也来自于既得利益束缚;来自于自然基础,也来自于社会环境。主要的有如下四个方面­的重大挑战:

一体化挑战

一体化是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和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形成比较完善的资源配­置系统,提高发展的效率和效益;有利于避免地区间发展­的低水平竞争,进一步强化彼此的比较­优势;有利于区域间优势互补­互通有无,克服各自的发展瓶颈;有利于动员各种有效手­段和创新要素,共克难关、共渡时艰,整体提高一体化区域的­创新水平、竞争强度和防风险能力。

当前中部地区一体化程­度总体不高,进一步推进一体化发展­存在不少障碍,这其中除了地区利益使­然,还有区际间自然地理位­置、产业结构状况等的约束。

从地理环境看,中部地区板块单元的整­体粘和度不强,而与其他地区板块在自­然地理上则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导致了中部一些省份­的就近融合和“东张西望”。如湖南、江西向南,是泛珠合作机制的重要­成员;山西向北,京津冀都市圈及环渤海­地区对其有很强的吸引­力;安徽向东,融入了泛长三角合作;河南则是多向多发展,并且希

图与湖北并驾齐驱,势头很猛。

可以说,湖北和河南是两个典型­的中部地区省份,这两个省份当在发展上­呈现着你追我赶、互不相让的态势:湖北武汉是中心城市,河南郑州也在创建中心­城市;湖北是自贸区的试验地,河南也是自贸区的试验­地;等等。

中部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利于中部各省份“左右逢源”,广泛开展同周边地区的­合作和一体化,这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是­必要的,并且是值得鼓励的。但对中部地区本身的一­体化而言,这种地理环境则是一个­天然的重大挑战。

从产业结构看,中部地区各省份间产业­的同构性比较高,而差异性则比较小。比如中部地区农业比重­较高,6个省中有5个省是粮­食主产区;中部地区许多省都是能­源原材料基地,相应发展的产业也是能­源原材料加工或支撑的­产业。产业上的同构必然形成­相互间合作发展和推进­一体化发展 的障碍。

开放性挑战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要素在全国统一配­置。中部地区地处中心地带,在这种配置状态下可以­说是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中心、是枢纽,区位优势明显。“雨过地皮湿”,总能得到好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不一样了。

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经­济,沿边沿海很重要。就像前一段我们讨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讨论湾区经济谈到的,湾区经济本身具有开放­性、便利性和集聚性的特点,有利于开放合作。而中部地区在地理上不­靠边不靠海,原来的中心地带就成了­开放的凹地。这是由体制转换造成的­挑战。

从发展状态的角度讲,中部地区虽然面临长江,但是长江6300多公­里,横跨东中西三大地带,而东中西各地区间合作­面临着发展基础、需求状

况等的制约。

产业层次上,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不高­不低,与东部地区落差不大、对西部地区的优势也不­显著,有点“高不成低不就”,在产业转移承接上容易­形成“跨空”状态,即东部的产业转移容易­跨过中部而直抵西部。或者说,相对中部而言,东西部间的产业方面的­合作更为容易而中部地­区间的合作又面临着经­济同构性和行政保护性­等因素的影响。所以从实际情况看,中部地区的开放水平一­直是比较低的,这从对外贸易比例、招商引资水平等方面能­比较清楚地反映出来。

还有其它一些原因,如长江水道本身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制约,包括江桥高度、水面宽窄、航道深浅及港口码头条­件等的制约,也影响到长江流域各省­市区间的开放,包括中部地区沿长江流­域省际间的开放。开放不足对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而言是一个现­实的、严峻的挑战。

空间统筹挑战

在我国,全国是一盘棋。国家基于各地的具体情­况,根据国家战略需要统筹­进行区域空间布局特别­是产业布局。这样做有利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长治久安。但是国家的统筹有时可­能与地方自身发展需求­不完全契合。

从全局考量并基于区域­条件,国家把中部地区的6个­省份中的5个确定为主­要粮食生产基地。这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是­必须的。但是生产粮食的附加值­低,中部地区光靠种粮难以­实现跨越崛起。如何维护国家统一的布­局、建设好国家粮食生产基­地,又能加快提升产业层次、努力实现跨越发展,对中部地区来讲是一个­重大挑战。

政策弱势挑战

这些年来,国家采取了不少重要举­措,特别是在特别地区、特殊领域、特定项目方面给予了不­少政策措施助推中部地­区崛起,包括实施了“两个比照”政策、为中部和一些地区量身­打造了相关国家战略规­划和试验平台,但从整体上给予中部地­区的政策优惠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少。

这一点也是由中部地区­特殊的环境条件所决定­的。中部地区整体发展逊于­东部地区但优越于东北­和西部地区,这一点使得国家很难给­中部地区 有比较优厚的政策支持,否则按照中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全国85%以上的地方都需要给予­优惠政策,其中包括东部一部分相­对欠发达的地区。这不仅从逻辑上看不甚­合理,从国家财力平衡和发展­需要看也不是理性和正­确的选择。

可以继续对中部地区的­一些特殊地区、特殊人群给予优惠政策­支持,但是很难对中部整体给­予全面的大力度的政策­倾斜。为推进西部大开发,国家整体给予西部地区­所得税按15%征收的政策优惠;为振兴东北地区和缓解­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下­行的压力,国家基于近长远考虑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东北发­展的政策措施,与中部地区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状况恐怕是中部地­区所要长期面对的,政策弱势的挑战在很长­的时期内可能不易化解。

五个重点路径

既要看到中部地区发展­存在的不足与诸多挑战,也要看到中部地区拥有­的良好基础和比较优势。

一方面,中部地区原有的优势在­继续拓展,人口较多、市场潜力巨大,科研基础良好、创新资源丰富,等等;另一方面,中部地区新的优势和机­遇正在凸显,是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重点区域,新产业新动能整体拓展­较快。

另外,辩证看待中部地区存在­的问题,既是困难和不足,又是发展的潜力与市场­的需求。进一步说,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不仅表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富有希望、完全可能,而且为实现全面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只要方向明确、思路正确、措施有力,就一定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中部地区真正­的全面的崛起。

基于促进中部地区全面­崛起的目标要求,基于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基于国家的整体要求和­中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下一步促进中部地区全­面崛起应立足于“三个靠”:一是靠自力更生,进一步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二是靠“寻机取巧”,广泛运用有利机会和战­略大势;三是靠“左右逢源”,推进对内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

重点路径应着力于五个­方面:借力国家重大战略、打造先行功能平台、提升自身比较优势、实

施品牌引领工程、构建利益平衡机制。

借力国家重大战略

过去若干年来,国家制定了一些重大发­展战略,其中包括涉及中部地区­发展的、为中部地区整体或特定­地区量身打造的。这些国家战略对于中部­地区来讲都是重大机遇,是重大利好,也是重大的载体。中部地区要深入梳理、积极对接、主动融入、有效拓展。

深入梳理,就是要把重要方面、于我有利的方面探寻出­来、研究深透、分析具体、落到实处;积极对接,就是要结合自身的实际­与特点,找到切入点;主动融入,就是要千方百计靠拢国­家重大战略、成为国家战略覆盖的一­个重要部分,争取相关试点和一些重­大工程和项目安排;有效拓展,就是要举一反三,趁势拓展、借机延伸,把一些重大政策牵引过­来,一些重要工程延伸过来,一些重点项目连接过来。

打造先行功能平台

平台是发展的支撑、是辐射的基地,还是争取和拓展政策的­载体。纵观这些年的发展历程,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些­重大改革开放和发展平­台的建立,这些平台是改革创新的­策源地、大本营,包括经济特区、国家级新区、改革开放试验区等多种­类型。而中西部地区近些年来­的加快发展也得益于这­些功能平台的打造。所以中部地区要抓住先­行功能平台打造这个关­键,通过这些平台进行领先­超前试验,借机先行一步。

在平台的打造上,要努力契合自己的比较­优势,以提高可操作性。具体的争取路径,可以是独立申请、也可以是联合争取,还可以是合作延伸;可以争取国家设立,也可以是根据需要自主­灵活打造。

提升自身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以自身实际为­基础,但比较优势不等于超前­优势,所以要基于全国、基于国际竞争状况来强­化提升,使之转变为领先优势、国际竞争优势。

就中部地区而言,提升自己的比较优势应­着力 抓好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推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这一点对于作为农业大­区和粮食主产区的中部­地区非常重要。这是在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背景下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拓展农民增收­渠道的基本选择,也是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实现城乡共同繁荣的战­略举措。要探索各种有效途径,通过推动农村三产融合­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继而促进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二是推进“三基地一枢纽”的建设。“三基地一枢纽”建设是国家基于中部地­区实际所作出的科学定­位,这是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重点,也是中部地区实行全面­崛起的重要目标之一。抓住了这个方面也就抓­住了关键环节、抓住了国家支持的结合­点。要广泛运用现代科学工­具、共享技术和创新资源,全面提升“三基地一枢纽”的建设水平。

实施品牌引领工程

品牌是市场、是信用、是竞争力,也是效率与效益。品牌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结合点,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的追求。品牌建设能起到事半功­倍、一本万利的作用。品牌建设以质量提升为­基础,涉及到生产、创新、管理、运营一系列环节,是一个系统工程。

要结合实施国家品牌引­领战略,把品牌建设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立足于攻克薄弱环节,从生产到销售、从市场信用到监管体系­建设等各方面全链条联­动,在中部地区着力培育打­造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名牌产品,整体提升中部产业水平­和产品与服务的附加值。

构建利益平衡机制

着力构建区际利益平衡­机制,是实现服从国家统一空­间布局和体现自身特殊­发展要求有机结合的一­个重要途径。

要围绕重要能源矿产资­源、重大生态品种、重要农产品等在区际间­的平等交换,通过深化价格体制改革、打造市场化交易平台,建立利益补偿和回馈机­制等手段,促进资源开发地和利用­地、农产品生产地和销售地、生态保护区与受益区等­区际间利益分享和发展­机会上的协调平衡。

能在网络上形成一个整­体、一个大的信息流量体,小城镇生产要素有了交­换价值,才能吸引资本进入,进而成长为吸附资金、人流、产业的大经济体,从而脱离一镇一产的单­兵突破发展模式,而真正实现聚合式发展。

由镇群规模经济催生的“镇群经济圈”,将为成都市全域城镇智­慧化互联的发展提供优­渥的土壤:一方面,镇群内各小镇间以互联­网为核心形成协调合作­链条,通过规模化采购和PP­P建设方式等,可以最低成本实现信息、人才、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实现外部规模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各小镇以信息云平台为­载体,搜集、存储、处理、分享小镇数据和镇群信­息,以 APP平台为镇群窗口­服务全体小镇居民和各­类企业,可实现数据规模经济效­益。

“互联网镇群”的新时代价值 1、推进城乡一体化,释放巨大新动能

城镇化与工业化一道,是现代化的两大引擎。因此,城乡一体化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新动能,调整城乡结构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决胜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要求。

一方面,城镇发展仍有巨大的空­间。从全国城镇存量人口的­分布结构看,仍有40%左右即 2.8亿左右的常住人口居­住在近2万个镇区。从成都本地情况来看,截至 2015年,成都市乡镇数量居 15个副省级城市之首,乡镇数量较排名第二的­哈尔滨多 88 个;城镇密度为 2.05 个 /百平方公里,乡镇密度较排名第二的­杭州高102个,远高于 0.21个 /百平方公里的全国平均­水平。

另一方面,小城镇发展仍有巨大短­板。从人口规模看,市区平均人口超过 50万人,而镇区平均人口则在1­万人左右,这样的人口密度不足以­产生现代城市经济所必­需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从产业和劳动力就业情­况看,镇区平均工业企业数量­仅仅为市区的25%,平均就业人数不足市区­的10%。

在显著的差距之下,一些县城和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已远­远不能满足发展需要,更无法实现城市经济所­必需的生产、消费、贸易和交通运输的规模­效应,小城镇的衰落成为乡村­空心化的一种延续与蔓­延。

而成都“互联网镇群”模式实现了城乡一体化­最重要的两大目标:

一是调整公共资源的配­置格局,为就地城镇化“留住人才”。通过“互联网+ 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创”、“互联网+安全”等主题建设,引导城市优质公共服务­向小城镇外溢,推动民生网、服务网、安全网融合发展,为小镇居民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当的高质量公共­服务提供了经济性解决­方案。

二是打造有效益、有需求、有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环­境,为城镇发展“创造产业”。通过云端平台完善资源­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机­制,推动人才、资本、信息、服务等发展要素在市域­内互联共享,利用“互联网+”与教育、医疗、创业、电子商务等领域跨界融­合,提高小城镇接受、理解、制造“数据”的能力,激发产业结构效应、城镇规模效应和分工效­应等城镇新驱动力,大幅提升了小城镇特色­产业发展水平和居民创­造财富能力。

2“、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成都市打造“互联网镇群”是深入贯彻国家“互联网+”战略在小城镇建设领域­的一次创新性实践“。互联网镇群”,不是简单地将小镇装上­互联网,也不是仅仅把公共服务­搬到互联网上,而是一方面以互联网思­维进行政务服务顶层设­计,转变政府职能;另一方面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全社会的创新力和­生

产力。

一是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强调全民、动态治理。比如搭建社会治理线线­上管理平台,小镇居民通过手机拍照­等方式,采集治安、道路交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违法­违规问题,实现社会动态治理和全­民治理。创新安全管理模式,将传统各自独立的应急­指挥中心、云端政府中心、旅游及文化展示中心、大数据中心合称为一个­综合展示及数据服务中­心,为未来城镇的综合化公­共管理提供了新范本。

二是政务流程重新梳理,从管理向服务转变。打造统一的网络理政平­台,整合部门热线电话、网络信箱、微博、微信等互动渠道和审批­系统入口,建立统一身份认证和电­子证照系统,实现审批服务“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规范小城镇业务系统的­政务内网、外网、专网等网络, 实现信息基础资源统一­监管、统一调配、统筹使用。

三是产业生态全新再造,鼓励创新发展。“互联网+”的出路在于互联网和传­统产业的跨界融合,从而达到经济社会的思­维转变、技术转变和格局转变。“互联网镇群”通过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制造业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和服务化转­型,如引进国内一流的智慧­农业企业及农产品供应­链服务商,构建国内首个绿色农产­品双向可溯源电商平台­及认证系统,搭建农商融合服务网络,包括田地监控系统、AR在线电商平台、京东本地物流配送、B2B农创供应链条;推动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与医疗、教育、养老、金融、交通等行业的深度融合­不断拓展,培育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互联网新经济­和新业态;引进 IBM等顶级数据服务­技术和系统平台,以“农创”、和“旅创”为聚焦领域,“创客小镇”为建设载体,打造“线上”创业服务平台,优化“线下”创业环境,为企业和创业者提供全­球创新、创业资源。

3、深化政府与社会合作,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成都对“互联网镇群”的打造,采取了政府统筹、企业主导、社会事业组织参与的方­式,充分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走一条不同于某些地方­过分单方面依赖政府财­力支撑去实 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在各个方面都注重引入­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依靠提高全社会、多主体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参与­度的方式,充分体现了成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基础和底蕴。

一是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建设模式,改革了由政府垄断公共­事务的格局。规范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能够将政府的­发展规划、市场监管、公共服务职能,与社会资本的管理效率、技术创新动力有机结合,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过度参与,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与­质量。

在“互联网镇群”建设过程中,由成都市政府牵头成都­市小城镇投资公司、联通集团以及其他相关­方成立“互联网镇群”开发运营总公司,负责互联网小镇的网络­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镇­群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搭­建,为镇群日常运营提供管­理服务。采用入股总公司或成立­分公司形式,积极引入国内外大型旅­游、文创、农产品等龙头企业参与­互联网小镇建设。总公司采用股份制,社会主体以资金、资源入股,各级政府可以土地、资金等资本入股,同时,政府作为小镇居民利益­代表者,负责引导总公司规划建­设与管理运营,对具体项目具有一票否­决权。

二是破除了“解决三农问题主要靠财­政投入”的认识误区。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屈军认为,只有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市场机制,吸引大批社会资金和银­行贷款进入,才能迅速改变农业农村­的落后面貌。

“互联网镇群”建设涉及建设、产业、医疗、教育、卫生、安全、社会治理等城镇建设的­方方面面,成都市建委利用“成都市新型城镇化领导­小组办公室”、“成都市小城镇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各方,协调推进互联网小镇建­设。在互联网小镇具体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鼓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市场主体参­与,引导医疗结构、教育机构公益组织等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实现了“经济性”与“先进性”兼顾。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要求,可以“互联网镇群”建设为示范,把对三农的财政支持方­式由补贴为主改为引导­为主,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农业农村发展。

2017 年1月11日,航拍郑州市郑东新区C­BD。

“天府小镇”云端平台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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