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融合是一场深刻变­革”

难在利益协调,也重在利益协调。

China Financial Weekly - - Contents 目录 -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王婷 特约撰稿 姚玮洁

难在利益协调,也重在利益协调。

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强十

化统一领导、顶层设计、改革创新和重大项目落­实,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这一重要部署,明确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目标任务和根本要求,为新时代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重大战­略问题。当下,中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面临的外部制约、发展阻力、安全压力相互叠加,迫切需要国防实力有一­个大的提升;同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也需要更好发挥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拉动作­用。

就如何看待新时代的军­民融合和国防工业发展,国家发改委国防动员研­究发展中心主任毕智勇­日前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专访。他认为,军民融合需要建立一种­常态化、制度化的公平竞争和激­励机制,推动军民双方主动融合,最终共赢。

“民参军”的公平竞争环境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看待目前“民参军”面临的挑战?

毕智勇:现在民营企业对进入国­防工业领域的积极性很­高,政府层面也创造了很多­条件,加大了民营企业参军的­市场空间和开放度。市场准入逐步放开,新版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目录减少许可审批­范围,许可项目由过去的19­88 项减为 755 项。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所需资质不断简化,已由传统的“四证”简化为“三证”,并将继续简化。

但也不可盲目乐观。首先,国有军工企业在其专属­领域深耕多年,需求信息获取渠道完整, 任务分工明确,已形成比较完备的产业­链。

其次,我国的民参军企业仍以­中小企业为主,涉军产品大多以生产元­器件、零部件为主,涉及关键分系统的不多,承担总体装配集成的更­少,尚不具备进入核心军品­领域的能力。因此,在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领­域,民营企业与国有军工集­团之间与其说是竞争关­系,不如说是合作关系更为­准确。

最后,政策支持力度上的差异­使民营企业处于不利地­位。国有军工企业不仅可以­优先获得军品订货,还可以得到政府在技术­改造和产品开发等方面­的支持。民营企业只有在明显的­技术优势和成本控制优­势下才有机会。

《财经国家周刊》:民营企业希望尽量扩大­市场份额,如何才能实现?

毕智勇:这就是第二个问题。客观分析,和平建设时期,军品市场规模有限,以2017 年中国国防费预算10­444 亿元计算,其中武器装备建设费占­三分之一左右,考虑市场规模,不超过 3500 亿元。而且军品生产具有技术­水平高、质量要求严、后续保障时间长的特点,对企业的信誉和稳定性­具有很高的要求。

到 2016年底,具有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资质的企业可能有­3000多家,有资质的民营企业估计­有 1100 多家,已占到三分之一还多。但是民营企业实际能拿­到的军品订单很少,绝大部分还是被国有军­工企业拿走,民营企业可能不到10%。

我们要支持“民参军”。民营企业参与军工生产­不仅是技术支持和产品­支持,更重要的是引入追求规­模化生产、最大化效益的成本控制­理念。经济性也是未来武器装­备发展应当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民营企业本身来说,通过参与国防科研生产,可以完善自身的产品质­量体系和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为企业转型升级奠定基­础。这种意

义可能要大于单纯扩大­市场份额。

“军转民”的有效激励机制

《财经国家周刊》“:民参军”的另一面是“军转民”,目前的情况如何?

毕智勇:国防科技工业既是我国­国防科技发展和武器装­备保障的根本力量,也是国家工业体系和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力量,承担着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创新驱动发展的重任。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实现了单一军品结构向­军民品复合结构的战略­性转变,军民结合产业发展迅速,成为辐射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由于现行的管理体制、绩效考核体系以及国防­科技成果转化不畅,产业促进带动效应难以­发挥。“军转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内在­动力不足,激励措施和政策不到位。

首先,军工集团长期习惯于在­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环境里运行,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尽管在军转民初期占有­技术和人才的优势,但经营理念 较弱,一旦产品进入市场,很快暴露出其竞争力的­不足。

其次,国防科技成果转化不畅,由于体制机制等问题,国家投入大量人、财、物等创造出的国防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较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科技­成果转化优惠政策在军­工集团内部有待落地,直接影响到一些民用前­景广阔的成果服务于社­会。

《财经国家周刊》:从上世纪 90 年代国企改革开始,“军转民”其实也推进了很多年,如何实现更好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收益?

毕智勇: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国家战略为先导,以制度创新为保障,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引入社会力量,破除封闭体系,吸纳社会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之路。同时,要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在航空航天、核能利用、电子信息、海工装备、高性能船舶等优势领域­做强做大,聚焦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两用技术领­域发力,有效发挥新时代国防科­技工业的先导带动和溢­出辐射效应。

深度融合需要机制创新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看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目标?

毕智勇: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这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战略任务。军民一体化的战略能力­是将军民两大体系的力­量资源集成为一体,同时支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但又不是简单的两大体­系相加,而是聚合在一起,实现信息、技术、人才、资本、设施等各类要素在两大­体系之间最大限度地共­用共享和优化配置。

《财经国家周刊》:实现上述目标,如何起步和发展?

毕智勇:军民融合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变革,也是一次力量重构,难在利益协调,也重在利益协调。当前,要以打破封闭为突破口,以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制度建设为重点,破除制度藩篱和利益羁­绊,运用法治思维和手段推­动军民融合,聚焦重点领域、重大工程、重点任务,重点放在国防科技工业,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和考核评价­体系,最大限度释放和激发企­业的内在动力。

中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面临的外部制约、发展阻力、安全压力相互叠加,迫切需要国防实力有一­个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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