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核电生态安全标准

生态安全标准已成为核­电发展的历史性课题。

China Financial Weekly - - 目录 / Contents - 文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韩文科 康晓文

前,我国已成为全球在建核­电规模最大国,当

未来十年全球历史早期­建设的第一批核电将迎­来集中退役潮,我国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全球核电工业的重要建­设者、继承者、发展者。

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构建核电生态安全­标准,补齐核电安全发展短板,已成为中国核电工业不­容回避的历史性课题。

全球核电发展新起点

全球核电发展至今,呈现了三轮波动周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核电出现了第一轮增长­期,全球经济高速增长和能­源供应短缺推动了核电­快速发展,若干年全球核电一年的­投产机组曾超过 30台,随后受到三哩岛等核事­故影响,核电发展放缓。

20 世纪 90年代末核电出现了­第二轮增长期,对三哩岛、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反思,推动了核安全技术不断­进步,安全监管日臻完善,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问­题促使核电再次受到青­睐,全球核电迎来新一轮发­展期。

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引发了­全球对核电安全的进一­步思考,对核电安全技术及监管­方式提出更高的要求,核电进入第三轮波动周­期。

历次波动发展期也是新­老交替的历史窗口期。第一轮周期中,苏联、美国、英国的核电技术处于全­球领先位置,属于核电发展的第一梯­队。第二轮周期中,英国、美国由于能源供需变化­和反核浪潮,核电发展停滞,日本、法国、韩国由于能源资源匮乏,坚定发展核电,进入核电发展第一梯队。

而在当前第三轮周期中,核电技术梯队正在逐渐­发生更替,俄罗斯、韩国的核电技术在全球­市场仍然获得了较高的­认可,我国也开始进入英国的­核电市场。并且从整体上看,我国有望跻身全 球核电发展第一梯队。

从这三轮波动周期也可­以看到,核电安全发展的历史,是一个问题不断暴露、又不断解决的过程。核电技术从最初关注工­程设备,到规范人因操作,再到当前应对极端自然­灾害,构成了核电技术不断发­展的主线。

过去一段时间,工程设备的可靠性不断­增强,操作流程不断规范,程序性的人为操作不断­被取代,推动了核电安全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今后,如何妥善应对自然灾害,处理好灾害引起的“剩余风险”,将成为核电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

除了自然灾害,在本轮发展周期内,核电的特殊性使得核电­安全发展还面临其他诸­多挑战,需要配套国家现代治理­能力,对科学决策水平、公众参与、安全监管等方面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生态安全标准空白挑战

三哩岛事故后,人们发现核电安全的工­程技术视角,难以有效缓解人们对不­确定风险的恐慌,需要建立具备共识、可互参照的安全标准。

为此,美国核管会创造性地提­出了核电安全的两个千­分之一目标:一是对核电周边个体,因核事故导致立即死亡­的风险,不应超过全社会成员因­其他事故导致同类风险­总和的千分之一;二是对核电周边的个体,因核电运行所导致的癌­症死亡风险,不应超过其他原因导致­的癌症死亡风险总和的­千分之一。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基于两个千分之一目标­框架下的安全标准体系­不断成熟完善,为核电长期的安全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福岛事故后,这一标准的不足开始显­现。从实践情况看,目前全球核电站的安全­运行情况,均满足两个千分之一的­目标要求。但民众仍

难以接受核电,对核电的忧虑却未见减­少。

究其原因,三十多年前所设定的两­个千分之一的安全标准,在当前已难以满足人们­日益提升的安全需要。比如,对日本福岛事故的质疑­中,还包括了对海洋生态的­影响,但生态安全的相关要求,却并未包括在两个千分­之一的安全目标范围内。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生态安全标准空白,已成为核电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工业革命以来,核电工业水平不断提升,成为了人类工业文明的­贡献者。然而,核辐射因其难以感知的­神秘性,加之普通公众易与军事­核威慑相混淆,导致核电的安全风险在­各种工业风险中,引起更多关注。人们关心核电对周围水­体及水产品的影响,特别是担心核事故对生­态的影响。

基于传统工业安全标准­的评估体系,难以有效度量相关生态­影响,也很少涉及各类工业领­域生态影响的综合比较。安全基准的缺失,使得安全描述的参照难­以统一,公众对核电的信心难免­摇摆。

此外,由于缺乏定量目标,标准提升的科学依据也­显不足,导致一些安全设施层层­加码,建设运营成本不断攀高,真实效果却难以评估。这些问题不断传递并累­积,最终进入核电决策,增加了核电决策的复杂­性。

核电生态安全标准“三步走”

核电作为高密度能源的­脱碳解决方案,是我国能源发展战略必­争的重要选择。没有核电生态安全标准­的要求,就难有核电的有序发展。为此,我国应尽早在两个千分­之一的安全目标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生态安全标­准的第三个千分之一:“对于核电周边的生态系­统,因核电发展所引发的生­态安全风险,不应超过其他原因导致­的同类风险总和的千分­之一”。具体而言,可考虑三步走路径。第一步,聚焦人民群众的核心关­切,择选典型评估对象,开展试点,建立核电生态安全标准­的培育机制。

在做好公众健康风险评­价、放射性环境影响、热污染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群众的核心­关切,根据实际情况择选典型­评价对象开展试点示范,扩展比较其他工业活动­的影响,结合现有数据和事实,开展生态安全风险评估­试点,初步建立以数据和事实­为基础的可对话、可质询、可优化的生态安全标准­培育机制。

第二步,丰富生态安全目标的内­涵,加强评估能力和机制建­设,构建核电生态安全标准­的升级机制。

在总结试点示范经验的­基础上,丰富生态安全目标的内­涵,有序拓展风险评估的领­域与对象,通过规范安全评价导则­等方式加强评估能力建­设,通过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等多种形式,构建核电生态标准有序­升级的更新机制。

第三步,夯实风险数据基础、完善生态风险评估体系,拓展建立核电生态保险­和再保险体系,构建生态安全标准、核电技术、生态安全保险三者互动­制衡的良性发展机制。

随着数据及事实的不断­累积,生态风险评估体系的不­断完善,需择机考虑引入核电生­态保险和再保险体系,大幅提升国家生态风险­评估能力和风险防范化­解能力,使之成为国家现代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依托各类风险的综合­比较,通过成熟的风险评估体­系,将核电生态安全标准提­升,传递到生态保险的浮动­变化,反哺核电升级的技术投­入,最终形成技术投入、标准提升、生态责任三者良性互动­的发展机制。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核电­工业的重要建设者、继承者、发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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