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管服”改革如何提升含金量

未来需要在顶层设计上­下功夫。

China Financial Weekly - - 宏观与区域 / Economy & Region - 文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庞清辉

5月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采取措施将企­业开办时间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压减一半­以上,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的优化与“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密不可分。李克强总理曾在今年全­国人代会答记者问时表­示,下一步“放管服”改革要在六个方面下硬­功夫:企业开办时间再减一半;项目审批时间再砍一半;政务服务一网办通;企业和群众办事力争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一律取消。

深化“放管服”改革,地方也在积极响应。近 年来,天津提出树立“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理念,西安强调发扬“店小二精神”,浙江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很多地方提出要为企业­提供专家式、保姆式服务等,不少改革措施效果明显。

在政府职能发生深刻转­变的同时,“放管服”改革仍面临不少挑战,比如如何加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如何落实重大改革部署­和政策决策的“最后一公里”,如何提升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获得感等。

为此,《财经国家周刊》日前举办研讨会,深入探讨在新时代如何­持续发力,进一步提高“放管服”改革的含金量。

“放管服”的难点

参加研讨会的专家表示,目前相比“放”和“服”,有效而可靠的“管”更需加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宋世明认为,转变“重审批、轻监管”的固有观念和管理模式­并非易事,除了完善执法之外,比较可行的就是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

在这个过程中,法律法规的完善至关重­要。“我们现在很多法律法规­都是条线分割的,尤其涉及一些跨行业、跨领域的监管,法治保障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组­织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处处长肖林说。

而“放”与“管”的边界同样值得思考。北京市政府法制办执法­监督处处长史凯认为,应该有一套如何规范重­心下移、权力下放的流程和基本­原则。“现实中有些上一级部门­把本应自身承担的职责­层层下移,最后全压到了基层政府、街道乡镇,当大量的街道、乡镇承担了下移的监管­职能,它的社会管理职能实际­上被弱化。”

另外,与会专家对“放管服”改革中的“服”

跨层级跨层级的信息联­通和共享十分必要,上下贯通数据流、信息流、政策流,可以为各级领导提供及­时准确的决策信息。 是指政务服务还是公共­服务,提出了一些看法。有专家认为,政务服务追求便捷性,而公共服务虽属于政府­职能,但其输出端是水、电、气、热等公共企业和医疗、卫生、学校等事业单位,并非政府部门自身。

在史凯看来,政务服务的便捷只是优­化服务其中一小部分,“服”应该围绕公共服务如何­输出、改进来进一步优化,核心在于政府普惠性公­共服务的改善。

对于近年来兴起的“互联网+政务服务”,肖林则认为,建立政务服务门户,目的是快速打通政府部­门与企业、群众的联系通道,通过这个通道依靠人民,让群众和企业告诉政府­改哪些、怎么改,从而建立起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

与会专家也提到,由于缺乏统一的政务信­息系统,各地各部门的政务数据、信息得不到充分共享,“放管服”改革中也遇到一些难题。

“比如我们非常需要金融­行业的数据,遇到一些非法集资问题,拿不到数据就很难开展­属地化监管;再比如像海关、税务这样的跨行业监管,也需要跟行业相结合。”肖林说。

另一个被多次提及的难­点,在于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颠覆了传统的政府办­公信息系统,商事主体快速增加,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而传统监管手段滞后,影响了“放管服”的进度。

比如,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曹存根­就认为,目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3D人脸识别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政府服务领域­的应用还相对滞后。

加强顶层设计

除了针对“放管服”的各个方面提出建议,不少与会专家还认为,未来需要在“放管服”改革的顶层设计上下功­夫。

首先是信息和数据共享­方面。曹存根建议,加强“中央 - 省-地市县 -乡镇 - 村”的信息服务顶层设计和“跨部门”信息联动和共享的顶层­设计。

他认为,这种“跨层级”的信息联通和共享十分­必要,“上下贯通数据流、信息流、政策流,可以为各级领导提供及­时准确的决策信息,跨部门信息联动和共享,可以增强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动, 不仅降低建设费用,也提高了行政效率。”

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也建议,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信­息化政务平台,并实现与身份信息识别、银行信息、社区网格化、空间地理等信息系统的­衔接融合,加大信息化技术、智慧化技术在政府管理­中的应用,以信息化水平的提升解­决目前政府运行中的效­率、流程等问题。

其次是对信用信息的使­用方面。针对目前信用信息缺乏­统一管理机构和平台,天津市审批(审改)办主任赵宏伟建议,在顶层设计上应该突出“一个信用环境体系”。

对此,吴思康称之为覆盖全社­会、统一权威的信用平台。他表示,强化信用信息的应用,推行信用监管,可以考虑建立独立的国­家级信用信息管理机构,统一获取管理全社会各­个领域和主体的信用信­息。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信用­平台,归集公检法、安全生产、社保、交通违法、税务、水电气、租房等各类涉及法人和­自然人的信用信息。制定统一信用数据目录、标准和格式规范,打破信用信息壁垒。

比如,深圳市 17 个部门开展税收“黑名单”制度,重点对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让违法人、失信人无处可藏。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对片­区10多万家企业完成­信用查询和“企业画像”,建立企业信用合规度评­价模型,搭建企业信用风险分类­及预警平台,并首次将企业“信用画像”应用于“双随机”抽查。

最后,如何发挥地方政策平台­作用值得探索。部分与会专家建议,条件成熟时,国家可以考虑给予地方­更多授权,特别是在新经济发展方­面的授权。

“比如支持新经济发达的­城市,可以探索构建弹性包容­的准入制度和监管政策,在生物医药、基因检测、无人机、无人驾驶等前沿领域,允许地方支持新技术新­产品先行先试先发展。”吴思康说。

对此,肖林也有同感,他认为,地方接近改革前线,最能了解市场需求,他们提出一些改革需求­后,国家有关部委可以更好­地去指导、支持。“因此不仅对市场要‘放管服’改革,对改革本身也要简政放­权,能不能对改革进行一些­备案制管理,做试点,如果成功了,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2018 年 4月3日,浙江桐庐县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交给申办者­的营业执照。该地区通过改革企业开­办流程,对企业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发票申领、税控设备购置五个环节,在3天内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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