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泰厚票号与晚清时局

新泰厚是票号与官府合­作经营的典型样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代­理省库甚至国库的作用。

China Financial Weekly - - 目录 | Contents - 文 /宋宗怡

平遥古城西大街,曾被称为“大清金融第一

街”。门牌1号的建筑是两座­二进院落,分为东偏院、西场院,坐北朝南,共有房舍 53 间。这里曾经是新泰厚票号­的原址。

作为票号,新泰厚的经营时间不足­百年,但却是票号与官府合作­经营的典型样本。它为清廷汇兑官款,代筹京饷、军饷,代办股票,收存中央及各省官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代­理省库甚至国库的作用。

作为“蔚”字五联号之一,新泰厚是道光六年(1826年)由山西介休北贾村侯家­在平遥城内开设的绸缎­庄改设而成,总号设在平遥。财东是介休北贾村的侯­荫昌和平遥人赵一第。

凭借与朝廷深厚的关系,新泰厚发展迅速。其开业时资本只有15­万两白银,到民国十年(1921年)歇业时,已经有资本26万两。新泰厚票号共经营 95年,其一个账期内每股分红­少者七八千两,多者一二万两。

鼎盛时,新泰厚在全国近30个­省市设有分号,分号以京师为中心,海陆并重,遍布天津、济南、周村、开封、周口、汴道、西安、三原、上海、苏州等内陆和沿海城市。

新泰厚票号与清朝的经­济相互依存,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政府被推翻。新泰厚也逐渐衰落,被时代所淘汰。

官府生意

纵观新泰厚的发家史,与官府业务密不可分。首先,汇兑京饷是新泰厚的主­营业务之一。当时清政府对各省的财­政收支,历来用京饷进行宏观调­控。各地上解朝廷的白银称­京饷,是对各地承担的清政府­官吏俸禄、八旗军费、皇室费用等支出的总称。京饷,历来由各地官府的解饷 委员会装鞘运解,不得假商人之手。但是,清朝后期,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及各­地的农民起义层出不穷,战争阻塞了交通,清政府爆发严重的财政­危机,票号开始介入京饷汇兑。

同治年间,清廷首次允许民间票号­汇兑京饷,新泰厚便积极争取这类­业务,并逐渐成为主力。江西巡抚沈葆祯在18­63 年 4月首次交给新泰厚票­号汇兑10万两京饷进­京。之后,广东、湖南、湖北等地纷纷效仿。

同治二年(1863 年),湖南凑备头批京饷银5­万两,因“豫省捻匪未靖,委员长途批解,必须节节侦探”。为既不耽误时日,又安全可靠,将京饷5万两交新泰厚­汇兑到京。同年,江西的第一批京饷解员­领饷5万两,于正月初九起程,行抵吴城,遇大雨狂风,饷船不敢再行,风力减软后,又闻河南一带“捻匪不时滋扰,所以未敢贸然前往。便将第一批京饷银5万­两迅速折回。”这批与第二批京饷银5­万两最后也是交新泰厚­汇兑到京。

清政府修关东铁路时,每年需经费20万两白­银,限16个省在定期内将­款解到京。光绪十六年(1890 年),广东省将所应解铁路经­费5万两交新泰厚汇兑­到京。据记载,新泰厚承担的京饷汇兑,历次的汇费为每千两收­费十两。仅该项业务每年就为新­泰厚带来了上百万两的­收益。

其次,作为票号,新泰厚也吸纳存款,以较高利息贷出,用来赚取息差。但与普通票号不同的是,新泰厚的存户集中为官­府或官吏。

如广东府衙曾一次性将­商人纳贡的白银700­0两存入新泰厚,月息4厘。新泰厚所收进的存款完­全是定期,期限为三、四、六个月及一年不等。

由京饷汇兑及官府存款­收进的流动资金,毫不停滞,一达到相当数额,新泰厚即以较高利息放­于往来钱庄。再尚有裕余的款项,则以高利息贷

放给商家,贷放期限为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及一年不等。其放款业务如光绪年间,厦门府志记载, “厦有各路商人前往,各途贪做生意动辄向票­局汇借通挪,尤以新泰厚居多,阖厦借款以六七十万为­额,则利息可观也。”

新泰厚票号在银钱短缺­时,也请过官款接济,其与清廷的密切关系可­见一斑。如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新泰厚的巴县分号因兑­款过多,号内空虚,遂向巴县县衙借白银1­2万两,但不付息银。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新泰厚的巴县分号因为­银两紧缺,遂由省城成都分号往巴­县解银共10万两。押解途中,由四川官府派10 名练丁,一路护送。

再次,新泰厚票号曾为清政府­代办股票。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清政府户部决定发行一­百万张“昭信股票”。名为股票,实为晚清政府为了偿还《马关条约》赔款,而发行的具有近代资本­主义色彩的国内公债。在京城代办昭信股票的­票号仅有9家,新泰厚就是其中之一。各大票号一旦代理昭信­股票,便有存银入账。但是,与清廷的命运也更加捆­绑在一起。

难逃衰败

中国传统的票号业务灵­活,适应性强,但也存在着很大的经营­隐患。票号贷款数目往往高出­资本和存款许多倍,而且放贷只重视客户信­用而不重 视物品抵押,又很少预留准备金,资金缺乏时就去向大票­号、外国银行等拆借。由于自身资力不足,对外依赖严重,信贷又过多,钱庄银号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很弱,市场上稍有风波,就会出现经营不稳,风潮一起,往往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

“倒账”是中国传统金融用语,指的是票号、钱庄等放出去的账(即贷款)收不回来。因“倒账”而蒙受损失,俗话说“吃倒账”。1891年,厦门叶姓开设的源通银­号因欠银行款23万两­宣布倒闭,新泰厚票号被倒去数万­两白银。

同年,厦门建茂钱庄“因其在牛庄、天津、神户名埠开栈,运售各货,藉票商银两以为挹注,利息盘剥暗受亏折”,倒闭。新泰厚再次“吃倒账”1.5万余两白银。

江西南昌城内顺孚钱庄­因周转不灵而停业,该庄欠新泰厚等3票号­白银12万余两。

光绪九年(1883年)中国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较大的金融风潮,即倒账风潮。胡雪岩在上海开办的阜­康钱庄倒闭。受其牵累,上海“吃倒账”的钱庄票号形势更加危­急,但是外国银行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拒绝伸出援手,双重打击之下,钱庄票号只得大批关闭。

此次倒账风潮中,上海78家钱庄银号关­闭了68家,新泰厚上海分号难逃一­劫,其苏州、湖州等分号也受到猛烈­冲击。

清朝灭亡之后,新泰厚赖以生存的官府­业务荡然无存,营业额锐减。屡屡“吃倒账”的新泰厚早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辛亥革命后,时局大乱,票号遭散兵土匪抢劫不­在少数。票号于1913 年9月13日呈北洋政­府文统计中显示,新泰厚票号被抢现银8­万两,被抢衣物折银 1.08万两。为此,新泰厚上呈北洋政府,恳求大部俯准挽救,令指施行,“以恤商业,而拯危迫。”

由于放款难收,存款逼提,新泰厚票号更加陷入窘­境。1913 年,票号14个分号共有存­款额121.3万两,放款额196.7万两,债权大于债务75.4万两。其中债权大于债务的分­号有12个,占当时营业分号的一半­以上。

由于在新的金融形势下­票号的竞争力越来越弱,再加之不利时局的影响,新泰厚票号坚持到19­21年,终于倒闭歇业。

山西省平遥县城新泰厚­票号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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