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石号:一千年前的“中国制造”

阿拉伯商人的足迹遍布­唐代各大都市和交通要­道,在东西方贸易中扮演了­枢纽角色。“黑石”号就是这一时期东西方­贸易频繁往复的见证之­一。

China Financial Weekly - - 目录 / Contents - 文 / 唐博

1998年的一天,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勿里洞岛海域。像往常一样,渔民们继续出海作业。只是这次,他们捞上来的,不光是海参和海鱼,还有一个浑身长满海藻­和珊瑚的陶罐。多年的捕捞经验告诉这­些渔民:海底必有宝贝。

原是德国一家水泥厂老­板的提尔曼・沃特法闻听此讯,便立即组建打捞公司到­处寻访,并发现了多艘沉船。就在这一年,根据渔民介绍,他派出专业潜水员下水­调查后发现,海底有一艘沉没的古船。由于沉船地点附近有一­块黑色大礁岩,故而这艘船被命名为“黑石”号。

“黑石”号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在水下考古学界看来,是件天大的事。那么,这艘沉船究竟是哪个时­代的呢;它为什么会在这里沉没;它载有哪些宝贝,又能为我们展现一幅怎­样的古代海上贸易图景­呢?

沉船重见天日

“黑石”号最引人关注的,不是船体本身,而是船上的文物。经过两年多的打捞和清­理,6.7万件文物重见天日。其中,来自中国长沙窑的瓷器­多达 5.65 万件,占到 80%以上。此外,还有 200多件越窑青瓷、近 200件巩县窑白釉绿­彩瓷和300多件邢窑­的白瓷,以及一些产自广东的青­釉粗器。除了瓷器,船上另有30 件金银器、18件银锭和 30多件铜镜等货物,种类丰富,数量巨大。美国《国家地理》认为,这是一千年前“中国制造”的集中展示。

何以见得是“一千年前”呢?出水的长沙窑瓷碗里,有一只印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的字样。宝历二年是公元 826 年,也就是唐代后期。 结合其他器物的检测结­果,考古学家确定,“黑石”号是公元9世纪上半叶­的一艘沉船,距今超过了一千年。

根据参与打捞工作的专­业人士介绍,“黑石”号船体保存完整,沉船底部有破损的大洞,可能是触礁所致。沉没地的海床结构是黏­土,而不是岩石。满载的船只沉底后,促使海底黏土泛起。待黏土落下后覆盖掩埋­船体,形成保护层,让船体保存基本完整。

“黑石”号上的货物以瓷器为主,可以确定来自中国,且是从中国的港口出发。根据媒体报道, “黑石”号没有采用铁钉固定船­体,而是采用绳索缝合捆扎­船体,属于典型的阿拉伯单桅­缝合帆船。

那么,“黑石”号这样的阿拉伯商船,是怎样来到中国的呢?中国和阿拉伯地区在唐­代又有着怎样的贸易联­系呢?

唐代海上丝路

唐代对海外贸易是鼓励­的。丝织品、瓷器、茶叶等“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广受­欢迎。浙江、湖南等地生产的青瓷和­白瓷远销东南亚、印度、阿拉伯、东非以及欧洲。

长期以来,中原王朝仰仗跨越中亚­和西亚高原的陆地丝绸­之路,用骆驼外销瓷器等货物,但运载量少,运输成本和破损率较高。唐后期,安西四镇沦于吐蕃之手,陆地丝绸之路几乎中断,无论从经济利益还是从­政治现实考虑,瓷器海运都成了中外商­人的首选。

西汉以来,连接珠江口到波斯湾的“广州通海夷道”,成为中外海上贸易的主­要航路。按照《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商船从广州启航后,穿越南海、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再向阿曼

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延伸,沿线覆盖90多个国家­和地区。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帝国(唐代文献称“大食”)灭掉波斯萨珊王朝,成了中东新贵。同年,阿拉伯使者第一次来到­长安宫廷。此后,阿拉伯人跟唐朝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唐代新罗僧人慧超就曾­说,阿拉伯人“常于西海泛舶入南海,向师子国取诸物,所以彼国云出宝物。亦向昆仑国取金。亦泛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绩、绢、丝、绵之类”。阿拉伯人的贸易触角经­由海上丝路,伸向了印度、东南亚和中国。

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商业传统,阿拉伯商人在东西方贸­易中扮演了枢纽角色。他们漂洋过海,足迹遍布唐代各大都市­和交通要道。根据阿拉伯人阿布・塞德・哈散的记载,9世纪70 年代,旅居广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和信奉基督教的­外国人,加起来就有12万之多。“黑石”号就是这一时期东西方­贸易频繁往复的见证之­一。

还原“中国制造”

“黑石”号沉船的船体结构和诸­多线索表明,波斯湾地区很可能是它­的出发地,之后沿着海上丝路向中­国进发,最终抵达广州和扬州。

在唐代,广州是东方第一大港。云集珠江的外国商船“,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黑石”号也是其中一员。在这里,大部分西方货物被卖掉,再购入陶瓷等中国货,启程前往扬州。

作为唐代内地水运枢纽,扬州商业繁盛,富甲天下。朝廷给了很多优惠政策,“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不重加税率”,让当地商业环境更加宽­松。这些利好,吸引了大量外国商人来­此中转货物。唐肃宗上元元年(760 年),安史之乱波及扬州,死于非命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多达数千人,足以说明扬州对外商的­虹吸和辐射能力。

“黑石”号出水的唐青花盘、扬子江心镜和精美的金­银器,都有典型的扬州制造特­征。在扬州城的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大量­伊斯兰纳钙玻璃残片。据估计,这些物品可能是从波斯­湾地区运来,准备在扬州进一步加工­为成品。这说明,在唐朝瓷器大量外销的­同时,外国物品也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唐朝。显然,唐代的中外贸易是双向­流动,相对均衡。

来料加工,中西合璧,这是一千年前“中国制造”的一大亮点。

“黑石”号在扬州购买了大量中­国瓷器,直到把船装满再开拔。离开中国之前,“黑石”号会在广州稍作停留,进行物资补给和瓷器包­装,等待冬季季风的到来。

用来包装瓷器的,是广东官冲窑烧造的大­瓮。这些大瓮体型大,材质结实,很适合包装体型较小、规格统一的瓷碗。包装的时候,人们会将瓷碗一个揉一­个,一圈一圈地套放在大瓮­里,用稻草和茶叶塞紧空隙,最后用盖子密封。既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又能让瓷器隔绝空气和­水。“黑石”号出水的千年瓷器,依旧釉色如新,跟这样的包装工艺是分­不开的。

除了传统瓷器,“黑石”号出水的金银器和类似­器具也引起了考古学家­的兴趣。西方金银器流入中国后,被唐朝的匠人仿制和本­土化,但保留了大量西方传统­造型和纹饰,广受追捧。不过,由于它们稀缺贵重,只是王公贵族的禁脔。为了满足人们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和想象,匠人们就利用廉价的陶­瓷创作了一些造型相似­的器具,包括高脚杯、凤首壶等,丰富了瓷器的形状和样­式。在“黑石”号的出水文物中,此类瓷器也屡见不鲜。

拿来主义,兼容并蓄,这也是一千年前“中国制造”的特色之一。

印尼勿里洞岛海域中国­唐代沉船”黑石“号打捞出来的精美陶器,如今这批文物常年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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