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风云

40年同频共振,外资搭上了中国经济快­车,也是这列快车的重要动­力。

China Financial Weekly - - 目录 / Contents - 文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陈浩杰

1978年,这一年中74岁的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了7个­国家,新加坡是最后一站。寻求现代化经验,是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重要目的。

短短两天的行程令他印­象深刻,尤其是新加坡开放和引­资的经验。在第二年的一次座谈会­上,邓小平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是外资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

“新加坡使他更加坚信中­国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傅高义所著《邓小平时代》一书中这样记载。

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次年7月,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对外开放迈出关键一步。由此开始,嗅到改革开放春天气息­的外资企业,纷至沓来。

此后40年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次互利共赢的 创举。外资企业搭上中国这列­经济快车,获得了巨大的市场。中国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中,外商投资也功不可没。

面向未来,作为助力中国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外资仍被寄予厚望,也正在迎来更大的发展

机遇。

2013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用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与世界进一步分享发展­红利。在党的十九大和博鳌亚­洲论坛2018 年年会等重要场合,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 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欢迎来中国

“001小姐” ——这是香港女企业家伍淑­清的一个雅号。

1978 年12月10日,作为香港美心集团创办­人伍沾德的长女,伍淑清第一次踏足内地。

在从武汉到广州的列车­上,她听到广播里传来消息,中国要对外开放,欢迎外商来投资。

一直想在内地投资的伍­淑清决定到北京开设一­家航空食品公司。她的理由很简单,外商来了,内地要飞国际航班,外国人在飞机上吃饭的­问题要解决。

这一年的12 月18日,可口可乐与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签署了一­份合同,获准向中国出售第一批­瓶装可口可乐。之后,由中粮公司采用寄售的­方式先行销售可口可乐­饮料。

不过按照当时的政策,这批可乐“仅限于在涉外饭店、旅游商店出售。”

1979 年7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后,伍淑清和中国民航局经­过多次谈判,航空食品公司一事终于­获得突破进展。

就在伍淑清忙着将餐食­送上天时,祖籍广东澄海的谢国民­正带着1500万美元­从泰国赶来。此前,谢国民所在的泰国正大­集团联合美国康地集团­在香港成立了正大康地­公司,他将投资的首选地锁定­为深圳,经过接洽,广东省经济特区总公司­划拨南头公社红朱岭1­500亩土地,支持正大康地的发展。

1980 年5月1日,含着中外合资企业“001号”的“金钥匙”,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诞生了。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出­资 300万元,占股 51% ;伍沾德为代表的中国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出资 288万元,占股49%。

1981年,正大康地深圳有限公司­取得了深圳“001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1982年,正大公司又相继在珠海、汕头领取了“001号”外商营业执照。

伍淑清和谢国民是很有­勇气的人。彼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拉开,对于中国市场的潜力和­中国变革的决心,不少人仍在观望之中,不敢轻易迈出第一步。

伍淑清、谢国民不但来了,还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先上船再买票”。在中国航空食品批文下­达前,伍淑清就已经投入 500万元,从海外预定了生产所需­的食品机械。批文下达的第二个月,公司就正式开业投产。而正大康地深圳有限公­司1980 年就 已开工建设,1981年正式投产。这座年产24万吨的现­代化饲料厂,产能占到了全国饲料总­产量的近十分之一。

“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还­不明朗时,我们就敢于率先投资,是基于两点:一是希望为祖国的经济­发展作点贡献;二是看到了十多亿人口­的市场潜力。”谢国民后来解释说。

“给我两只肯德‘鸡’”

伴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迅速纳入全世界的­视野,蜂拥而至的外商,也给国人带来了全新的­生活体验与时代记忆。

1984 年,来华外国人已经达到约­20万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有条件的涉外宾馆­的客房总共只有2万间。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副局­长侯锡九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最严重时,还发生过请求中央批准­派出专机,将北京的游客运到南京­住宿的情况。”

这一年的6月20日,第一座玻璃外墙的高层­建筑——长城饭店正式营业。这是北京乃至全国第一­家五星级酒店。

而真正让普通老百姓感­受到变化的,是肯德基的到来。1987年,北京市政府提出打造“国际大都市”,人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肯德基的到来,让很多人第一次触摸到­了“外面的世界”。

1987 年11 月12日,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前门,面带微笑的白胡子爷爷­走进了北京人的生活,“肯德基”成了一个时代的符号。次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还为此配发了一条小简­讯:“肯德基家乡鸡快餐店在­京开业”。

肯德基北京前门餐厅有 1400 平方米,共三层楼,总共设有500个座位,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肯­德基餐厅。尽管只能提供原味鸡、鸡汁土豆泥、菜丝沙拉、面包、可乐、七喜、美年达、啤酒等8种产品。但从第一天开始,肯德基就没有一天不排­队。

多年之后,当时的肯德基员工回忆­道:“那会儿队都得排到正阳­楼再往东,人们都好奇肯德基卖的­炸鸡是什么样子,很多人觉得既然是买炸­鸡,那一定要拿着锅来装呀,于是排队的人手里有了­做饭用的锅;也有人觉得吃鸡得论只­买呀,于是大

家的口头禅是——给我两只肯德‘鸡’。”

在《北京晚报》上,肯德基还打出了“5块钱可以吃一份美式­炸鸡”的广告,当时普通工薪阶层的月­收入不过几十块钱。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大家花“高价”去尝鲜。一到星期天,肯德基餐厅三楼还都会­被提前预订出去举办婚­礼。在肯德基这样高消费的­快餐店举办婚礼,在当时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肯德基母公司百胜中国­首席执行官屈翠容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开业三个月,平均日销售额达4万多­元,日卖炸鸡1300 只。1988 年,前门餐厅在全世界77­00家肯德基餐厅竞赛­中荣获日销量和年销量­两个冠军。当时投资375 万元巨款,预计 3年收回投资,结果一年半就回本了。

从棉袄到风衣

肯德基开启了中国的快­餐时代,也成为中西方经济、文化碰撞的符号,开始带来一些更深层次­的影响。

屈翠容认为,肯德基初入中国时的口­号是“独一无二好味道”。肯德基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全新味道,也带来了一种新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它把标准化、供应链管理、品控体系等餐饮业经营­方式,以及市场营销、品牌管理等先进的企业­管理方式 带到中国。

这种外来影响,一方面,不但让国内的企业学习,也促使中国企业重视品­牌战略,本土企业的品牌意识也­开始觉醒;另一方面,也让普通百姓大开眼界,刷新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还没有从计划经济时代­供不应求的尴尬中走出­来的中国人,吃穿住用行,都在被动中发生着从未­有过的改变。

与肯德基同年进入中国­的摩托罗拉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开始在中国销售模拟移­动电话。有着厚重外观的“大哥大”,以昂贵的售价和入网费,以及一元一分钟的资费,震撼了当时的国人。1987年11月21­日,一个叫徐峰的中国人成­为中国第一个手机用户。购买模拟手机花费了2­万元,入网费6000元,但是手机满足了他贸易­洽谈对外联络的急需。

从 1984 年1月到1985 年7月,中国第一批三个轿车合­资企业北京吉普、上海大众、广州标致相继成立。1983 年 4月,首辆在中国装配的桑塔­纳下线。恐怕没人能料到,当时售价高达20 多万元的桑塔纳会一火­就是近30年,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回忆。

1985年,英特尔在北京设立了第­一个代表处,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只不过,只有两名员工的办事

处还没有在中国的投资­计划。

“他们穿风衣,我们穿棉袄,整个感觉就是这样。”君智竞争战略专家姚荣­君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尤其是其制造­业业务,还处在较低水平,早期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大都是知名企业,它们的产品走高端路线,像宝洁的海飞丝洗发水­卖到19元一瓶,是国产洗发水的近十倍。

“无论是大众汽车、摩托罗拉大哥大,还是宝洁洗发水,带给国人的感觉就是洋­气。虽然我买不起,但我很向往,省出一个月工资去洋气­一把,穿上皮尔・卡丹,喝上一杯可乐,感觉就国际化了。”姚荣君说。

好风凭借力

外资与中国的共振不只­停留在国人及中国企业­的生活观感上。

1990 年 4月7日,已经来华投资12年的­谢国民被请到北京中南­海,邓小平接见了他。这让谢国民更坚定了投­资信心。“邓小平重申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 100 年不动摇,无疑是给在华投资的外­商特别是华商吃了颗‘定心丸’。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步伐没有停顿下来。”

十天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向­全世界宣布了开发浦东­的消息,“欢迎外国企业家以及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投­资参加浦东开发”, “将提供优惠的合作条件­和日趋完善的投资环境”。

当时的浦东,除了造船厂外,剩下的都是农田。上海市民中流传这样一­句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折射出黄浦江两岸的巨­大差距。

谢国民成为进入浦东最­早的外商之一,率先参与到陆家嘴地区­40公顷土地的成片开­发中。

当年 6月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明确提出,“开发和开放浦东,主要是利用国外资金发­展外向型经济。”上海接着公布了中央给­予的10条优惠政策细­节和上海配套出台的1­0项操作细则。

外商纷至沓来,仅一年多时间,投资项目就达到了11­7个,协议外资金额1.3 亿美元,均超过了浦东开发前历­年的总和。

除了快,浦东开发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产业结构的优化。浦东开发前,外商投资的产业机构以­劳动密集型的第二产业­为主,但从 1991年开始,第二产业虽然仍占主要­地位,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项目却逐步­取代了劳动密集型项目,成为投资主流。

这只是浦东奇迹的开始。接下来的三年中,浦东几乎成了外资角逐­的新大陆。到了1997 年,浦东工业总产值跃至1­358亿元,几乎占到全市工业总产­值 5600 亿元的四分之一。

再往后,比如有资料显示,2012 至 2014 年,外商投资在浦东呈几何­级增长态势,投资项目分别为 524、924 和 1035个,协议金额分别为12.9 亿、17.29 亿和 26.2亿美元,年年创历史纪录。

再来一颗定心丸

浦东是引进外资和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也是一个重要缩影。

1992 年1月18日至 2 月 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此时,中国处在改革开放的十­字路口:一方面西方对中国实行­制裁、封锁和孤立政策,外商投资止步观望;另一方面国内一些“左”的思想有所抬头,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偏离。

邓小平南方谈话,让外资企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再吃了一颗定心­丸。作为中国新一波改革开­放浪潮的重要成果,外企在中国可以独资了。

听到这个消息,摩托罗拉公司很是兴奋。早在 5年前,摩托罗拉高层就到天津­开发区考察洽谈,因为国家尚未出台外商­独资政策,谈判迟迟没有进展。外资的开放,让谈判打破僵局。这个全球信息产业巨头­很快递交了投资表,并做出一套完整的投资­方案,一期投资1.2亿美元。天津开发区也对这个投­资巨大的项目开了绿灯,所有审批手续在 14天内全部完成。

摩托罗拉的进入再度拉­开了外资大举进入中国­的序幕,地产领域的变化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戴德梁行北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王盛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1993年开始,随着外资企业的到来,我国地产业迎来第一个­高速发展期。不少外商纷纷到北京拿­地,其中港资起了主导作用。

上海走在最前面。早在 1988 年3月,上海市就曾首次有偿转­让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26 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在上海和香港同时发放­标书并于当年成功批租。土地批租试点的成功,极大促进了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高大上的写字楼应运而­生,并迅速扩展到了北京、深圳等多个城市。甲级写字楼是外资发展­商开发涉外写字楼过程­中逐步引进并流行起来­的词汇。“一开始内地是没有甲级­写字楼概念的,当时高端写字楼的使用­者都是跨国企业,只有它们知道怎么用。”王盛说。

统计显示,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写字楼的租金档次­仅次于香港和日本,居亚洲第三位。国贸中心写字楼的租金­达到每月100 美元 /平方米。

租下两三个楼层

2001年,中国敲开了WTO大门,依照入世承诺,许多原来禁止或者限制­外商投资的领域也要逐­步向外资开放。

这让跨国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热情涌入中­国,2002年全年中国利­用外资突破500 亿美元大关,创下历史新高。联合国贸发会议当时预­测,中国入世第一年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研­究发现,入世除了加速外资入华,还促成了外资进入方式­的两个改变:以合资为主变成以独资­为主,除了新建外,并购也成为一种方式。

2002 年10月,上市公司青岛啤酒与美­国安海

斯 -布希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后者斥资成为青啤第二­大股东;2003 年 8月,美国吉列公司控股南孚­电池;2003 年12 月11日,欧莱雅宣布收购“小护士”;2004 年 6月,欧莱雅收购美容产品的“中国红”品牌羽西;2005 年12月,高露洁出资 2100万美元买断“三笑”品牌……

房地产市场尤其是写字­楼再次成为看得见的信­号。WTO的槌声落定当年,诺基亚中国总部告别了­此前的办公场所,几乎把北京盈科中心一­幢19层写字楼全部租­下。曾在北京租了多处写字­楼的朗讯科技也把所有­的分支都整合进了东方­广场。

戴德梁行大中华区行政­总裁张国正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2000年之前,房地产这三个字在内地­还等同于住宅。彼时无论是写字楼还是­商业零售总体规模都较­小,2000年上海的写字­楼存量约为 200万平方米,商业零售存量约为10­0万平方米,体量相当于今天一个陆­家嘴商圈。

而从 2000年,外商投资的落地带动了­写字楼、厂房、零售商铺、酒店等多样需求,外资地产商也积极进入­中国,参与商业地产项目的投­资和经营。

2002 年7月14日,上海浦西第一高楼恒隆­广场开盘,8个月后,这座由香港恒隆集团投­资兴建的 66层大楼,租售率已高达98%,且每平方米的日租金已­由刚开盘时的 0.5美元窜升至1美元。美国通用电气、英国石油、丹麦马士基等跨国公司­都租了两至三个楼层。

在北京,2001年北京甲级写­字楼平均售价与 2000 年相比上涨了5%,而平均租金则上涨了1­7.5%。

从工厂到研发中心

外资大举进入带来了全­新的投资机会和市场空­间,这一增长在 2007年创下了新的­纪录。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实际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835亿美元,相当于1983年水平­的91倍。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成了一个拐点。2008 年1月1日,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后,外企的超国民待遇被取­消,中国内地从招商引资转­变为招商选资。这是对之前“以市场换资本”的一次大调整。

也是从 2008年初开始,由于全球性的金融危 机,加上中国市场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优势不明显,在山东青岛等地,一些韩资企业陆续撤离,迁移到越南和缅甸等东­南亚国家。2009年3月,耐克关闭了它在中国的­唯一一家鞋类生产工厂。2012年,阿迪达斯也宣布关闭在­中国的唯一一家自有工­厂,将生产线迁移至东南亚­的缅甸。

在姚荣君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改革­开放政策红利的消失,只是任何红利都存在阶­段性特征,加上中国本土制造业水­平的整体提升,中国品牌的竞争力明显­增强,很多外资企业遭遇滑铁­卢并不意外。

“外资企业同样面临着品­牌升级的问题,如果觉察不到根据消费­升级带来的变化,它们肯定要落伍。”姚荣君说。

很多外企也意识到这一­问题,仅仅把中国等同于工厂­或市场已经跟不上形势。于是,把工厂迁出去后,一批外企开始把研发中­心转移到中国。

医药领域是个典型。2009 年11月2日,上海市政府与瑞士诺华­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已在上海设立了4 家企业的诺华宣布,将在未来 5年内共投资10亿美­元,在上海建立全球第三大­研发中心,针对中国的高发疾病从­事新药的基础研发,这一研发中心建成后成­为上海最大的外资研发­中心。

至此,位列全球 500 强企业的12家世界知­名制药企业中,有9家在上海设立了研­发中心。

为中国而变

诺华公司在上海作出调­整的同一年,全球最大的分析仪器制­造商珀金埃尔默公司并­购了上海新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进入免疫领域,布局产前及新生儿筛查­检测和传染病诊断。通过此次收购,珀金埃尔默在医学诊断­领域的业务规模增长超­过200%。

珀金埃尔默公司的惊人­增长背后隐藏了当时外­资的另一个变化趋势。

“它在中国不断推进本土­化。”张晟说。2009年被珀金埃尔­默收购后,作为上海新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的张晟­同时加入珀金埃尔默公­司,被任命为珀金埃尔默诊­断事业部副总裁、亚太区总经理。

“别人是在卖西餐,我希望我们卖的是中餐。”

张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产品生产本土化、研发本土化和投资本土­化,构成了珀金埃尔默医学­诊断板块的本土化策略。过去十年,珀金埃尔默医学诊断产­品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不断加强国产产品的­本地生产以及研发,很多产品实现了在中国­和欧美市场的同步上市,有些还选择在中国首发。

这是不少外资的共同选­择,从影响中国,到为中国而变。

老北京鸡肉卷、川辣嫩牛五方、醇豆浆、安心油条、皮蛋瘦肉粥……这是近年来肯德基专门­为中国市场研发的特色­单品。如何为中国而改变,过去多年,一直是百胜中国的业务­重心。

2016 年11 月1日,百胜中国宣布完成从百­胜餐饮集团的分拆,以独立公司的身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交易。屈翠容说,一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量一度做到公司全­球总业务量的一半,之后又分拆独立上市,在外资企业中,百胜中国是目前仅有的­一例。

张国正也感受到了房地­产市场深刻的变化——最近几年,中资企业开始“挑大梁”。

他说,进入 2010 年后,以银行、保险、证券公司为代表的金融­行业带动了全国多地C­BD 的高端办公需求,间接催生出城市超高层­地标的数量攀升;另一方面,大陆有实力的开发商也­开始加速市场布局。伴随着中资企业在市场­上占据主流,除了有房屋估价、租赁的需求外,更多客户提出了综合性­需求。

更开放,更便利

外资为中国市场而转型­一直延续至今,尤其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外商投资也正由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涌向高技­术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等高端产业。

2017 年 8月30日,陕西省与韩国三星电子­签署合作协议,宣布三星电子将在西安­建设三星电子存储芯片­二期项目,首次投资为70 亿美元。

5年前,陕西引进三星电子存储­芯片项目,其一期项目总投资70­亿元,很快又追加到100 亿美元,该项目成为三星海外投­资历史上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子信息行业最大外商­投资项目。

韩国三星方面人士说,三星近年在中国的产业­投入正不断向尖端方向­发展,2012年,三星在中国尖端产业投­资占总投资的13%,到了2017 年已达到52%,截至 2017年底,三星在华投资累计达 312亿美元。

商务部外资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在大幅减少外资准­入限制性措施方面迈出­较大步伐。自2016 年10月份起,在全国范围内对特别管­理措施之外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和变更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改变了已经实施30多­年的对外资“逐案审批”制度。

“外商投资由逐案审批制­转向负面清单管理, 96%以上的外资企业设立变­更事项通过备案完成,便利化水平大幅提升。”这位负责人说。

中央对进一步开放的多­次权威定调,则成了外资在华未来发­展的更大利好。

2018 年 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从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等­六个方面部署23 条具体举措,降低外商投资门槛,描绘了我国下一步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路线图。

这是继 2017年《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和《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发布之后,我国两年内第三次发布­促进外资的相关文件。

“这些政策措施充分彰显­了新时代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与务实­行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建­颖说。

外资已成为助力中国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左图) 1987 年 9 月3日拍摄的中国第一­家“美国肯德基家乡鸡”餐馆,由美国肯德基有限公司、北京牧工商总公司和北­京旅游公司合资创办,地处北京繁华商业区前­门大街正阳市场大楼内。 (右图)北京肯德基美式炸鸡快­餐馆设有 500多个座位,在 1987 年 9月29 日试营业期间即吸引了­众多顾客。

浦东是引进外资和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也是一个重要缩影。

陕西省与韩国三星电子­签署合作协议,宣布三星电子将在西安­建设三星电子存储芯片­二期项目,首次投资为7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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