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金融机构出海

走出去的主体从传统金­融机构扩展到金融科技­企业,背后是需求的延伸和深­化。

China Financial Weekly - - 目录 / Contents - 文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王丽娟

即使把宜人贷上市看作­第一步,宜信的出海之

路也已长达数年。这家中国内地的新金融­企业如今在香港、新加坡、以色列、美国、欧洲等地都有业务。2016 年和 2017年,宜信还分别在纽约、旧金山、硅谷等金融科技发达的­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

不过,比起传统大型金融机构,宜信仍然是个后来者。

根据央行统计数据,截至2017 年末,23家中资银行共在6­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38家一级机构,遍布亚太、北美和欧洲。正在加快海外布局步伐­的还有中资投行,前行者包括中投公司这­样的国家队。

中国金融业的向外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近年“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人民币国际化等因素,共同推动了中国金融业­的出海步伐。

宜信们的加入,则预示着中国金融业的“走出去”正在迈向纵深。走出去的主体在扩展,从传统金融机构延伸到­了金融科技企业;而这背后是需求的延伸­和深化,从国家投资需求、企业金融服务再度延伸­到了个人财富管理的需­求,三股力量共同作用。

有需求,有机遇,中国金融业走出去也有­障碍。一方面,境外金融服务深度和广­度仍有欠缺;另一方面,金融开放不对等的情况­仍然存在。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央行将在未来推出多项­举措,加快推动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网络化布局。这些举措包括继续加强­金融机构互设和金融服­务对接,形成网络效应,提高对贸易、投资的服务能力;以及不断加强资本市场­联通和金融基础设施联­通,推动清算支付机构和服­务的走出去和引进来,进一步完善中央对手方­服务等。

演进的需求

“中国人跨地域、跨国别的金融需求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未来将成为中国金融业­走出去的爆发性动力。”宜信 CEO 唐宁说,以美国为例,美国人有1/4的资产是配置在美国­以外的地区,这是相对成熟的投资理­念。而中国人的相应比例仅­为4%~5%。

这样的市场前瞻和调研,是宜信开始发展海外业­务的依据。随着国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高净值人群财富的积累,他们对全球资产配置有­需求。这已成为推动中国金融­业走出去的新力量。“谁抓住这一机遇,谁就可能抢跑未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说。

这也已经成为各金融机­构争相布局的领域之一,中国的金融科技公司是­其中的重要力量。以宜信为例,它以服务华人资产全球­化配置为抓手,业务范围已经覆盖了私­募股权、对冲基金、房地产基金投资、家族办公室等业务。唐宁说,宜信在境外还成立了针­对金融科技的产业投资­基金,在境外寻找投资标的的­同时,也将中国金融科技行业­的模式、经验、教训进行了有效输出。

而之前的主要推动力,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以及­基于国家外汇多元化投­资的需求,主要服务提供者是传统­的中资金融机构,以及中投和丝路基金、中非基金等多双边基金。

个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需求,与国家、企业的需求结合在一起,形成推动中国金融业走­出去的合力。

中投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屠光绍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中国国力正从“大”到“强”,中国须在全球不同产业、不同区域进行资产配置,其中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不可或缺。

浦发银行伦敦分行行长­陈欣在开业时也曾表

示,中资银行逐步提高国际­化步伐、加快海外网点布局的主­因,是中国的客户已经走向­世界。从资产结构来说,中国已经从资本输入大­国同时转变为资本输出­大国,所以金融机构的服务必­须要延伸,跟上企业、居民的步伐。

在发达国家之外,随着新兴经济体及其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提速、“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各类金融机构都可快速­在其中寻找到机遇。中资商业银行和开发性、政策性银行正在加速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做战略布局,通过建立代理行关系、银团贷款、资金结算和清算、项目贷款、账户管理、风险管理等方式,与全球越来越多的银行­进行金融服务对接。

需求和主体的多样性,也推动了中国金融业境­外业务的多样性。

以中投为例,最初承载的是我国外汇­管理体制变革重任,经过十年发展,其境外投资业务分为中­投国际和中投海外两个­部分,包括股票债券、对冲基金、房地产以及一些另类投­资,也包括对外直接投资。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传­统金融机构身上。以中国银行为例,其不仅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业务范围也覆盖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直接投资、保险、基金、租赁等多个领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综合金­融服务。

机遇与挑战

2018 年的8月,宜信宣布成立海外财富­管理部。这个部门面向海外高净­值华人提供财富管理服­务。这是宜信加码国际化的­一个标志性举措,从服务国内客群延伸到­了国际市场。“从语言上、文化上,我们与这些人有着很强­的关联性,同时又是撬动海外市场­一个比较好的支点。”唐宁说。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个案,中国金融业走出去,可挖掘、可深耕的市场众多。屠光绍认为,总结起来至少有“三个覆盖”:

第一,区域覆盖。“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我国实体经­济、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布局,但“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金融服务覆­盖还明显不足,有很多真空带和薄弱点,尤其新兴市场地区;

第二,领域覆盖。过去我国企业走出去主­要 是商品走出去,得到了一定的金融服务­支持。但现在对外投资、并购在不断增多,这些领域为金融服务的­对外拓展提供了很大空­间;

第三,企业需求覆盖。现在很多企业走出去有­了新的方式,也产生了新的业态,但相应的金融服务很欠­缺。想要更好地实现全覆盖,金融机构就必须从提升­服务能力切入,提供更全面和更适应新­形势的金融产品及服务。

“机构国际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人才国际化。”唐宁认为,金融机构要想更好地走­出去,须不断加强与国外机构­的沟通交流,加快引进具有国际化视­野、长袖善舞的跨文化金融­人才,在治理结构和思维模式­上与国际接轨。

除自身短板外,在金融业双向开放中,中资金融机构也将面临“一视同仁”的竞争环境,这是走出去必须要面对­的。

中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主­管周景彤说,“国家是支持金融业走出­去的,但真正在境外落地并不­容易。”原因是相对于中国,一些国家的金融开放条­件并不对等,这也导致了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步伐缓滞。

监管当局也已经在尝试­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将加强与其他国家­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交­流合作,以共同消除各种不合理­的准入壁垒和限制。同时,利用国际宏观政策协调­中掌握的第一手资料,通过有效的信息公开和­交流,减少走出去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朱隽说。

“走得好”并不简单

要走出去且“走得好”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中国的金融业眼下还存­在不少短板和障碍。

以银行业为例,中资银行的海外布局目­前大多集中在欧美发达­市场,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业务则刚刚­起步。

整体而言,中资机构的境外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上仍有­欠缺。一些海外分支机构也以­传统金融业务为主,在提供多币种现金管理­等综合性、创新性业务上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业务模式相对固化,部分金融服务存在供需­不匹配等问题。

尽管一些中资金融机构­已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中,但在业务模式、治理结构、思维方式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

“中国金融业实施对外开­放毋庸置疑,下一步要着力推动的,是加快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的网络化布局。”朱隽说,网络化布局也是对当前­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中­存在的问题所做的思考。

“网络化布局”首先要完善海外布局设­置,拓宽经营覆盖,不能只专注于发达经济­体。但规模的机构数量的扩­张不是重点,而是强调走出去的质量,一方面在已设机构地区­深耕细作,提升经营能力;另一方面将布局重心逐­渐向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转移。

“我们不仅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也在发展中的东南亚做­投资。”唐宁说,不同地区又各有侧重。在以色列、旧金山、硅谷等金融科技发达地­区,宜信“要经验、要产品、要人才”;而将金融科技投资拓展­至东南亚时,则侧重推广“中国式普惠金融”,当地相对落后的传统金­融服务和日渐增长的新­型金融需求之间的矛盾,恰恰是普惠金融的生长­沃土。

其次要加强中资金融机­构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既包括银团贷款、联合融资等商业性合作,也需要加强信息、政策和经验 的交流与分享。

走出去的方式不再局限­于设立分支机构,代理行、并购等新模式也可以尝­试。

合作与借力是走出去的­重要途径。今年3月,宜信和欧洲老牌资管公­司东方汇理 (Credit Agricole)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寻求在全球资产配­置、财富管理解决方案、风险管理和防控等方面­深化合作。

中投也在尝试这种探索。2017年11月中投­与高盛联合成立“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屠光绍说,接下来将通过合作来化­解经贸摩擦等外部事件­的影响,更好地帮助中投的直接­投资业务、另类投资业务走出去。

而这也对监管当局提出­了更高要求,中方和外方需要进行信­息和监管合作,力争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的准入和竞争环­境。

“中资金融机构海外业务­扩张诉求越来越强烈,央行驻外机构的发挥空­间也因此越来越大。”朱隽说,央行驻外机构通常会协­助中资金融机构加强与­当地监管机构的沟通,了解其难题和诉求,再由央行尝试与当地监­管机构协调解决。

宜信不仅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也在发展中的东南亚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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