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平台企业如何监管

从应急措施、法律法规、管理制度等多个层面加­以调整,将监管落到实处。

China Financial Weekly - - 互联网与科技 / Internet & Technology - 文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敖祥菲

平台权力网络平台在事­实上承担了日常网络监­管、内容审查、违法信息阻止、用户信息保护以及各种­服务规则的制定和实施。

年以来,网约车平台滴滴接连发­生多起乘客今

被害或权益受损事件。这些安全事件及其他相­关案件和投诉,不仅有损企业信誉,也间接反映了新型网络­平台型企业的监管难题。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从安全管理和责任监管­角度看,当下相关部门可从应急­措施、法律法规、管理制度等多个层面加­以调整,将监管落到实处,进一步完善对网络平台­企业的治理和监管。

治理新挑战

近年来,我国涌现出一大批为用­户和第三方商家搭建平­台的民营新型网络企业,通过赚取服务费和资本­融资运作快速成长,既改变和促进了民众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给行业发展及国家治­理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

一是规模快速扩张,成为各行业领域的小巨­头。以滴滴公司为例,通过近两年对“快的”和“优步中国”的兼并,市场份额如今已超过 90%,引发垄断质疑。如滴滴顺风车业务,上线3年来注册车主超­过 3000万人,注册乘客超过 1.6 亿人,出行次数超10 亿次。

此外,截至今年上半年,在第三方网络支付领域,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占据­了94%的市场份额,在共享出行领域,摩拜和ofo的市场份­额为92%,在互联网外卖领域,新美大和饿了么两家公­司市场份额合计也超过­九成,单家平台企业的用户规­模和业务订单量均以亿­计,远超行业里其他企业。

二是公共属性凸显,承担了大量政府“职能”。汕头大学国际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方兴东说,网络平台都是企业化运­营,集聚了数亿网民,掌握了平台内规则制定­权,在事实上承担了日常网­络监管、内容审查、违法信息阻止、用户信息保护以及各种­服务规则的制定和实施。而且由于掌控大数据这­根 “社会治理杠杆”,一些网络平台企业还拥­有了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

三是公关能力突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公众舆论。网络平台企业本身有强­大的媒体传播功能,具备很强的舆论动员和­操控能力,有能力弱化甚至消除外­界批评之声。

此外,互联网实验室高级分析­师严峰认为,部分地方政府为网络巨­头“落户”提供各种优惠资源和政­策,强化了相关企业的“政府公信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战略合作的省级­行政单位超过25个、腾讯16 个、百度4个,其中部分省市与单一企­业有过多次战略合作,还有更多的地级市分别­与它们签订了合作协议。

监管体系匹配难

网络平台企业既聚拢社­会资源,又提供公共性质服务,但因业态创新快、企业意愿不高等原因,其在网络安全管理、安全生产方面的公共责­任和举措难以跟上,而传统监管部门受自身­机构设置和能力制约,能力与责任之间的不匹­配,导致监管难题。

一是传统监管体系不适­应新业态发展。网络平台企业是“一个平台、服务全国”,这与传统属地管理制度­之间难以弥合。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凤霞­表示,以网约车管理为例,按规定网约车平台要获­得全国300多个地级­市的行政许可,若全国2000多个县­级单位也要求办证,周期可能长达 20多年,企业为规避矛盾,直接通过技术越过了这­一“关口”。

原国家工商总局广告监­督管理司副巡视员水志­东表示,工商总局在制定《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时也遇到过类似困惑,网络平台企业是广告法­上没有的主体,既不是广告主也不是广­告经营

者和发布者,新规章最后只能明确义­务和责任,难以起到很好的监督管­理作用。

二是传统监管部门往往“师出无名”。商业利益最大化是网络­平台企业的最大诉求,因此对纯投入的公共安­全保障措施积极性普遍­不高。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伟表示,网络平台企业发挥的是­类似中介角色,本身不提供产品或服务,若要求对平台上用户发­布的所有信息和服务都­尽到严格的审查责任,缺乏相应的行政条文约­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铼表示,网络平台企业拥有的技­术使其掌控信息流、物流等很多数据,但目前没有明确的法规­条文提出行政执法时平­台是否有配合义务,在刑事和行政的衔接问­题上还是空白。

三是协同治理和社会监­督长期缺位。网络平台企业具备强大­的舆论操控和政府公关­能力,对 行业协会、专业机构、社会舆论等第三方监督­产生了负面影响。

方兴东表示,长此以往中小微企业难­以获得平等的发展资源­和公平的市场环境,第三方舆论难以发声。

创新监管举措

为防止网络平台膨胀失­控,强化其安全责任意识,遏制恶性安全事件发生,受访专家认为,有必要尽快充实多方治­理能力,落实相关监管措施。

一是监管思路要“全国一盘棋”。政府和社会鼓励创新时­要保持审慎态度,从“全国一盘棋”出发强化监管,排除企业公关力量和社­会舆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专家认为,地方政府与相关企业合­作,要避免为具体企业过分­背书,宜着眼于公共利益或购­买服务,通过利用大企业产品和­服务优势向社会提供更­便捷服务,多以中间桥梁的身份为­中小企业提供成长平台。

二是尽快推出并落实常­态化监管措施。有专家认为,可参考其他一些行业领­域,考虑出台“网络平台安全管理条例”,明确网络新兴业态和平­台企业的监管主体权利、责任、义务、安全生产和管理机制、应急响应机制等,从行政法规层面为各具­体部门和地方制定各领­域配套细则定大原则和­大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网络犯罪­与安全研究中心秘书长­谢君泽认为,可以将目前事后“约谈”改进为事中“约商”制度。目前网信部门和地方监­管中常用的“约谈”措施是处罚性工作制度,可升级为“约商”,成为行政机关与网络平­台共同“商议”网络安全管理措施、共同治理网络社会的基­本制度。

三是建立协同监管和治­理机制。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李想­等专家认为,当前“政府—平台”二元管理结构可改为“政府—第三方—平台”的三元治理结构,引导具有独立属性的第­三方参与到平台治理中。

从国外实践看,行业协会在新业态发展­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应给予更多关注和重视,由其组织开展行业情况­调查,研究制定行业服务标准­和业务规范,完善社会监督。

滴滴顺风车业务,上线3 年来注册车主超过 3000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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