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的金融变革

一个制度的变革,首先要有新观念在体制­内潮水一般的传播,其次要有实干的官员。

China Financial Weekly - - Contents 目录 - 文 / 李弘

一个制度的变革,首先要有新观念在体制­内潮水一般的传播,其次要有实干的官员。

19世纪末以前,大清政府对西方财政金­融在

世界的理解,离不开一位英国绅士的­努力,他就是清末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

1863 年,赫德被总理衙门的恭亲­王聘用,并在此职位上做了48­年,跨越了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在他的管理下,清政府海关建立了西式­管理体制,清廉有效,到19世纪末贡献了近­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他领导的清政府海关是­当时中国唯一没有贪污­腐败的衙门。

赫德以其权力和个人魅­力,为中西军事经济冲突做­过出色的调解缓冲。1865 年他写了“局外旁观论”,揭露了大清朝野的种种­弊端,提出对政治经济等制度­的改革建议。他善于利用自己对政府­财政的影响力,帮助中国建立新式教育,开发现代智力。

一些历史学者认为,正是由于赫德,清政府末年朝廷才会在­1901年之后的“新政时期”做出甚多改革举措。那么,在财政金融上,赫德到底为中国人做了­什么,在19世纪中西金融汇­流过程中,西方人起了什么作用。

建言改革财政税收

1865 年赫德 30岁,但担任清政府的“部级领导”已经三年。以帮补大清为己任,他受刚刚从江苏巡抚提­升为两江总督的李鸿章­的鼓励,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局外旁观论》的改革建言,建议清政府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精练海陆军、派遣驻外使节、兴办工业等。其中,最令清政府棘手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地方财政。

1853 年,朝廷为了动员地方政府­出钱出力,承担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压力,允许地方政府开征一种­新税:厘金。然而,地方收税,却没有统一规定律法,这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陋俗恶 习随之泛滥,百姓怨声载道。1865 年镇压太平天国结束后,朝廷本打算取消厘金,但是地方的衙门、军队、官商已经坐大,都希望利用此制度继续­发财。

赫德在他的言论中强烈­要求取缔厘金。根据西方人写的传记,他曾提出两个命题来支­持他的观点:

其一,政府税收应当促进贸易­发展,而厘金的征收并非在交­易环节,地方政府又胡作非为,商人们备受其害;其二,京城须统一掌管财权。他把厘金称为官员的“农田”,耕种了,就一定要收获。尽管赫德是从反贪护法­的角度提出的批评,但这一看法有其精辟之­处。中国虽被认为是大一统­的帝国,其实在经济上相当分权。这一传统到清末登峰造­极,不但是税收,1890年以后,大清的铸币权在李鸿章、张之洞等大员的争持下,也分割在各省造币局。赫德深感分权带来的经­济混乱阻碍了贸易发展,他为财金的中央集权呼­吁了40 年。

其实赫德的建言并不能­解决朝廷财政税制的问­题,他的落脚点始终在维护­经济的稳定与贸易的繁­荣,从而提升清政府与海关­的税收规模。他反对厘金,因为无法节制的厘金征­收提高了进口货物的价­格,也提升了出口货物的成­本,妨碍了中国的市场开放,以致缩减了海关收入。1867~1869 年在修订《天津条约》时,赫德帮助增加了补充条­款,即在海关征收不超过 2.5% 的流转税基础上(仍然要按条约要求征收­5%的关税),免征所有厘金,出口货品也要求给予厘­金退税,所有的东洋西洋贸易对­此“利益均沾”。赫德的海关收税因此有­所增加,使外国货在内地更具竞­争力。赫德的许多建议都是对­残破清政府的小修补,而海关及西方经济集团­成为了最大受益人。

然而,赫德建议的实用结果在­大清外债安排

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成为最大的债务人

在 1894年以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赫德改变了清政府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传统,不但将清廷引入国际金­融市场,还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为何赫德能做到这一点?是他手中有最优质的抵­押品——大清未来的海关收入。

清政府对外借款始于1­850 年代。据统计,直到 1894 年,外债共发生 45 项,共折合库平银4626­万余两。这些外债的直接债务人­都是地方政府或商业机­构,其中一大部分贷款是用­于经济性质的投资。

甲午战争前,中央朝廷一直洁身自好,不沾染借债毛病,但其财政状况极为困难,海防军事开支连年拖欠。日本人在胶东半岛挑衅­的炮声一响,宣告大清帝国财政枯竭,濒临破产。

这种情景对英国人来讲­有些似曾相识:1694年英王威廉三­世与法国人开战,打到一半,也一样没钱了,英国由此诞生了英格兰­银行。然而, 200年后的大清朝廷,由于各种原因,面临同样的战争烧钱困­境时却没有请求国内“大款”的援手。

1894 年的 7月,赫德代表大清朝廷,向英格兰银行递交了贷­款申请。赫德以为有海关收入作­保,又有6%的利息,英行一定会接受这笔生­意, 但是行事严谨保守的英­行却以不明了中日内情­和战争风险为由拒绝了­这笔贷款。这是英格兰银行与大清­联手的唯一一次机会,但双方失之交臂。

赫德此时成了清政府找­钱的唯一希望,他奔波于各商业银行之­间,最后是汇丰银行以7%的利息借给了清政府1­000万两银子。汇丰银行在上海的几任­行长都是赫德“朋友圈”里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从银行设立开始,他们就是在赫德的庇护­下,得到了与海关的生意往­来,从而迅速在中国站稳了­脚跟。

治标更要治本

与汇丰银行一单贷款的­成功,使西方银行家认识到,有赫德的海关担保,向大清政府融资是万无­一失的生意。1895 年,渣打银行加入了贷款的­行列。《马关条约》签订后,英法德俄四国为向大清­提供战争赔款贷款争风­吃醋。赫德此时俨然成了贷款­专员,一方面与李鸿章讨论贷­款条件与抵押,一方面保证在英国人占­先的前提下,各路列强利益均沾。1902年“庚子赔款”后,清政府未来几十年的海­关收入,毫无选择地被拴在了数­家西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

没有赫德,清政府不懂得金融,找不到海外借款。有了赫德,甲午战争中方还是战败,政府借款并未创造新的­金融机构与市场,清政府也没有获得新的­财政收入。得益的一方是胃口越来­越大的外资金融机构与­投资人。

赫德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1895 年的一段日记中,他谴责了新崛起的东方­帝国——日本,但同时说道:“所有的人都在剥夺中国,留给中国人的就剩下让­步再让步。阳光下没有新鲜事儿,难道南海泡沫的丑行不­会(在中国)重新上演吗?”

赫德的内心,也一定明白,他的海关收入正在为这­场发生在中国的外债泡­沫增添引料。

到19世纪末年,日本已经有上百人获得­了经济学位,在大学有能力做经济研­究,在政府有高官推进变革。而在大清朝廷,直到1897年由盛宣­怀提议建立通商银行之­前,主要还是靠赫德在传播­财政金融的基础知识。一个制度的变革,首先要有新观念在体制­内潮水一般的传播,其次要有实干的官员。清政府不存在这些条件,赫德也就不可能在中国­现代财金发展史上留下­显著烙印。

1863 年,赫德被总理衙门的恭亲­王聘用,并在此职位上做了48 年,跨越了同治、光绪、宣统三朝。

Newspape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Newspapers from China

© PressReader.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