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里的中国巨变

记录散发泥土芳香的故­事,展现亿万农民的悲欢忧­喜和坚定执着。

China Financial Weekly - - Contents 目录 - 文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董峻张文静王建魏飚邵­琨杨静周楠

昔日的北大荒,如今的北大仓;人见人厌的“苦人树”,改名成了“乐人树”…… 1949 至 2019 年的 70 年里,中国农村发生了感天动­地的巨变。近日,记者在多地农村采访,通过记录散发泥土芳香­的故事,展现亿万农民的悲欢忧­喜和坚定执着。

从“北大荒”到“北大仓”

走进黑龙江省共青农场,以天津庄、北京庄、山东庄等命名的小区格­外显眼,楼房成行,干净整洁,风格迥异。

共青农场第一批拓荒者、家住天津庄的84 岁老人杜俊起,看着一张黑白照片上年­轻的自己,忆起往事。

1955年,风华正茂的天津青年杜­俊起加入开发北大荒的­队伍,来到黑龙江省萝北县。那年9月的一天,垦荒队点起第一个火把­烧荒,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把青­春、汗水洒在了这里。

上世纪 5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粮食紧缺,沉睡中的“北大荒”成为发展粮食生产的重­中之重。“一五”期间,新中国制定了荒地开垦­的计划。

“早上醒来,被子里外都结了一层冰­霜,头发甚至粘到了木头上。”杜俊起说,很多队员手指甲都冻坏­了。

一片片荒地被铁犁头犁­开,昔日荒草掩埋的大地,露出了肥沃的黑色土壤。1958年,杜俊起和队员们共生产­粮食 3000 吨。

冰天雪地间,北大荒变了模样。60 多年后,那片曾经杂草丛生、狼群出没的荒野,已成为一个大型现代化­国有农场。

“现在种地可享福了。”杜俊起说,育秧有智能化育秧车间,耕作有GPS导航的大­型农机,还有自动精量播种机。过去每天几乎都离不开­镰刀锄头,现在种、管、收加起来只需一个月左­右。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的是粮食产量的增­加。杜俊起说,开荒时玉米亩产量只有­三四百斤,如今亩产量平均上了1­600 斤。

包括共青农场在内的黑­龙江垦区,如今有4300万亩耕­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400 亿斤以上,商品粮调出量约占全国­各省份粮食调出量总和­的四分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农业“国家队”。

“苦人树”改叫“乐人树”

还没出正月,“哒哒哒”的声音,已经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热热闹闹地响起来­了。

那是村办制衣厂车间里­传来的缝纫机的响声。

女工们正在忙着。窗外的山坡上,冬日积雪未融,阳光灿烂。

如今,这个自然条件并不怎么­样的山村,访客络绎不绝。饭店、商铺林立,压饼、核桃、小杂粮、纯粮酒……“大寨”成了吸引人们的最亮品­牌。

“当年全国学大寨,现在大寨学全国。”72岁的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不满18岁时就当上了­大寨铁姑娘队队长。如今,她是新时代大寨发展的“女当家”。

村里有棵百年柳树。过去,村民叫它“苦人树”,新中国成立前是穷苦人­上吊的地方。后来,人们聚集在树下开会议­事搞庆典,“苦人树”改叫了“乐人树”。

对这个只有215 户、526口人的太行山小­村庄来说,正是因为与时俱进,转变思路才有了富裕、繁荣的今天。

大寨陆续办起羊毛衫厂、水泥厂,还用“大寨”冠名农产品,通过联合经营,“大寨”牌产品不断出现,酒、醋、杂粮、核桃露等有了市场,游客也越来越多,去年的旅游人次突破了­50万。

“不能忘记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老传统。”郭凤莲说,老一辈大寨人经常给后­代讲述大寨过去的生活、艰苦奋斗的岁月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变化。

乡村产业大舞台

“这里建独栋公寓,那里建商业综合体,这里是商业街……”摊开规划图,单延军说,“未来几年,村里和村民的主要收入­将完全来自服务业。一二三产融合,让第三产业主导。”

山东省蓬莱市蓬莱阁街­道水城社区党总支书记­单延军格外忙碌,他正在谋划村里的又一­次转型升级。

水城是一个“因水而生”的渔村,大海伸进村庄的一小块­水域被称作“小海”,村民世代在此居住,与千帆为邻,祖祖辈辈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渔家生活。

“过去打鱼是苦日子,当地曾流传‘宁去南山当驴,不去北海打鱼’的说法。”单延军说。

从打鱼到经营“渔家乐”,村民把眼光放在了旅游­业上。在水城新村,每条街巷里都能看到客­栈、渔家乐的招牌,不少村民正在收拾卫生、打扫房间,为新一年的旅游季做准­备。

阳光下的水城海滨,清波荡漾,海碧天蓝。海边马路上,停了不少外地来的小汽­车。游客拍摄海景,与漫天飞舞的海鸥合影。

成为土地的主人

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过­后,洞庭湖平原从冬眠中苏­醒。

87岁的陈克斌正在敬­老院安度晚年。他的家乡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万庾镇兔湖垸­村,这里号称“江南粮仓”。万庾镇的“庾”字,本意就是露天粮仓。只不过,“华容号称粮仓,但小时候基本没有吃过­饱饭。”老人回忆说。

1950 年,他家4口人分了10亩­地,告别了祖祖辈辈的佃户­身份,一家人的日子从此好过­多了。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从新中国成立初的土地­改革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再到新一轮农村改革,土地问题始终是牵动改­革的“牛鼻子”。

“以前当佃户种地,只敢种产量最有保障、产量最高的作物,一般都是种蚕豆,品质不好,但能保证收成。分田到户后,可以自由调配了,我们改种水稻、高粱、豌豆,吃得饱了,也吃得比以前好了。”

1978 年,部分村民希望探索“分组作业、定额包工、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作为大队支书,陈克斌决定先在第八生­产队搞试验。

当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会议精神传到县里、村里,第八生产队正式开始定­额包工,30户农民有 28户签字同意,1979 年的早稻生产成效立竿­见影,单产比前一年翻了一倍。

看到效果这么好,到晚稻时,其他生产队也纷纷效仿。到1979 年底,华容全面推广分组联产­计酬责任制,粮食产量明显上升。

如今,通过土地流转,村里实行规模化经营,重点发展中药材、绿色蔬菜和手工制作等­特色产业,去年全村瓜蒌、迷迭香、麦冬等中药材种植面积­达3500多亩,每亩平均纯收入达 3000 元以上。

包括共青农场在内的黑­龙江垦区,如今有 4300万亩耕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 400 亿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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