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国家队的下一步

即使是国家队,初创期也不乏诸多挑战。

China Financial Weekly - - 目录 Contents -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聂欧王亭亭

即使是国家队,初创期也不乏诸多挑战。

年9月底挂牌正式运营­以来,国家融资担保去

基金(下称“融担基金”或“基金”)交出了初期答卷。

截至 2019 年3月末,基金再担保合作业务规­模累计已超过800亿­元,担保户数超过 50000 户,政策效应开始显现。

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锋表示,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成­立,使我国融资担保体系有­了主心骨和牵头人,有利于带动形成全国性­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是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重大举措之一。

半年来,为使财政资金能够充分­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放大器”作用,基金通过推进再担保业­务,加快推动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初步形成行业业务联动­和与商业银行共担风险­的机制,提升融资担保行业服务­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

作为我国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龙头”,该基金首期募资 661亿元,计划分4 年到位,其中2018 年的 166 亿元已全部到位。未来三年,预计可支持相关担保贷­款 5000 亿元,对缓解小微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对支持“三农”、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起到更明显的助推作用。

再担保业务覆盖全国一­半地区

根据中央的相关要求,融担基金与省级担保

再担保机构和金融机构­开展合作,主要开展再担保业务。

此前,在市场化环境下,为覆盖业务风险和持续­经营的成本,担保机构的费率普遍较­高,无形中也抬高了小微企­业通过担保渠道融资的­成本。基金通过与省级担保再­担保机构、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同为­基层融资担保机构分担­部分风险,一定程度上帮助基层担­保机构降低费率,并为基层担保机构增信。

具体操作上,基金一方面通过与省级­再担保机构、银行业金融机构一起参­与分担风险,另一方面通过设置差别­费率来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基金对于融资金额为5­00万元及以下和 500万元以上的原担­保项目,分别按照不高于承担风­险责任的 0.3%/ 年和 0.5%/ 年收取再担保费。同时,引导合作担保机构和金­融机构降低费率利率,提供融资便利。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承表­示,为保证融担基金再担保­合作业务质量和提高资­金效率,风控力度必然加强。首先是对合作对象的担­保额度、小微业务占比等指标进­行初审,然后是在发生代偿时对­代偿项目结果抽样审计,并根据代偿的金额、比例等对合作业务规模、合作对象进行调整。

不仅是对合作机构要进­行选择,对合作地区的配套政策­也有要求。

经济发展较快、小微企业融资需求较大­且有一定的业务基础,政策制度安排相对明确­的地区,已率先开展合作;业务基础相对较弱一些,但地方政府积极性较高、已明确相关扶持政策的­地区,合作也将逐步推展开来。

据悉,基金已经与18个省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和­1个计划单列市的融资­担保机构签订再担保合­同,合计授信规模 3345 亿元,并与11家全国性银行­签订合作协议。

股权投资将跟上

除去再担保业务,股权投资亦是该基金长­远发展的“主干道”之一。

李承介绍,股权投资业务主要通过­参股省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帮助壮大其资本实力,支持其参、控股市县融资担保机构­来形成紧密可控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最终为整个体系的长远­发展提供可靠支撑。“我们的相关负责人已赴­多地摸底调研,但眼下尚未有项目落地。”

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许多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多年来的发展­更偏向于市场化而非政­策性,在管理体制、业务结构、业务执行标准、考核标准等方面与国家­要求存有差距,基金迄今难以筛选出完­全达标的投资对象;另一方面,资本规模只是各级机构­开展业务的基础而非主­要瓶颈,在优先级上并非最高。

权衡之下,基金现阶段将以再担保­业务为主,股权投资为辅。事实上,经过半年多的实际运作­之后,基金对小微“、三农”的支持作用已逐步显现。

首先,对地方政府重视融资担­保工作、扶持小微企业有明显的­引导和拉动作用,各地政府正加快推进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积极制定、调整有关扶持政策。

例如,北京市正筹备设立规模­为100 亿元的地方性融资担保­基金,将承担起对北京市、区两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进行整合、为再担保业务提供风险­补偿等重任;重庆市正在整合4家市­属大型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及其控制的区县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形成全市统一、规范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江苏省印发《关于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明确省财政每年安排不­低于3亿元来设立省级­融资担保代偿补偿资金­池。

其次,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金融­机构转变观念,推动“银政担”合作机制。

例如,基金成立后,浙江省担保集团与邮储、农行、浙商等5家银行联合起­来落实与基金的合作;去年12月,湖南省融资担保集团与­当地政府、银行、融资担保公司等签署协­议,正式建立起“银政担风险共担合作机­制”;对此,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也在探索之中,试图扩大合作范围。

再者,基金对整个行业的体系­建设、管理规范均产生了带头­和推动作用。李承表示,基金还按照国家要求,承担了开展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

培训、技术支持引导等一系列­工作。

尚待统一认识和制度配­套

当然,基金的初创期也存在诸­多挑战。尤其我国整个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配套机制­有待完善,诸多业务落地不易。

其一,各地政府重视程度不一,使得各地在担保降费扶­持、奖补资金安排、考核要求等方面的进度­和力度存在差异。同时,除了监督管理统一归口­由各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负责外,目前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的主管部门很多,分散在地方财政、国资、工信、科技、商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多个部门。由于各部门关注点不同,在指导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运作时,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尽管我们有确定、统一的业务合作和准入­标准,但具体衔接时仍会面临­各种矛盾。”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业务­部门负责人李永光表示。例如,一些地区的省级担保、再担保机构的主管部门­往往会有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要求,导致机构对高风险低收­益的小微、“三农”担保业务“放不开手脚”,“在经营理念、业务标准等方面和我们­存在差异。”

李承对此认为,统一思想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基金主动引导,先推动各地把符合要求­的业务做起来,过程中再对矛盾点逐项­解决。

其二,各地对省级担保、再担保机构的利润考核­机制,也可能引发政策要求和­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

一直以来我国融资担保­行业偏商业化、市场化的发展情况短期­内与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业务的政策性定位较难­匹配。在与各地机构接洽时,诸如担保放大倍数上限、风险准备金计提比率、盈利要求等细节问题均­有待研究和调整。

不仅如此,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融资担保业协会副­会长吴列进还表示,税收问题也是制约各地­担保机构开展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的重要因素­之一。“营改增”之后,担保行业享受到的税收­实惠不明显,还需要税收部门继续关­心呵护。

“达摩克利斯之剑”

除去思想观念和配套制­度亟待跟上,担保代偿风险容忍度等­机制安排、代偿资产处置能力、银行风险认知等问题,也是高悬在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首先,风险容忍度等机制安排­上,基金在与整个融资担保­体系内各层担保机构的­合作中,尤其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大背景下,主管部门或单位对风险­的低容忍度使得各地担­保机构纷纷承压,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业务­扩大。

吴列进就坦言,当前,绝大多数担保机构的主­管部门或单位对融资担­保机构的运营都是低风­险偏好,一旦发生代偿,相关制度就可能触发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审计制­度。审计过程中,融资担保机构需要对原­本正常的代偿业务作出­一系列说明,不仅是频繁审计,部分地区还对机构高管­严厉追责甚至终身追责,导致担保机构不敢、不愿扩张业务,尤其小微“、三农”业务。

李承建议,对基层担保机构应实行­差异化管理,考核重点应集中于小微、“三农”业务规模和效率,风险容忍度可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不需要一味求低。同时,要建立完善的费率补偿­机制,切实降低基层担保机构­的费率。

其次,随着基金的进一步发展,自身代偿资产的核销难­题也会浮出水面。

与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核销方式不同,担保行业的赔付相对滞­后且担保不良资产大多­带有“瑕疵”,担保机构必须在代偿后­才能从银行处获得该笔­债权。处置核销过程往往进度­缓慢、流程复杂。李承认为,可以探索设立专门服务­于担保系统的代偿资产­处置平台,同时与已有的AMC公­司深化合作。

再者,对基金的风控水平起关­键作用的,还有银行对担保资产的­风险认知及其合作积极­性。

“在银担合作中,部分担保机构的话语权­较弱,部分银行也存在‘上热下冷’现象,影响担保业务开展。”李均锋说。

此前,由于担保机构自身实力­较弱且多为“单打独斗”,缺乏与银行谈判的筹码。“即便是合作,银行也大多会要求担保­机构承担全部风险。”华东地区一家股份制银­行分行行长说。

“多数银行还是对担保机­构信心不足。”广东

省佛山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陈志海告诉记者,“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成­立也是中央对整个行业­的积极表态,银行态度有了明显改善­但落地意愿仍旧不足,一部分担保机构还囿于­银行授信不足而展业艰­难。”

他进一步介绍,目前佛山市企业贷款余­额超1万亿元,融资担保业务的规模却­不到50 亿元,“市场需求很大,但银行是天生的‘风险厌恶型’,如何真正实现银担互信­合作机制,还需要地方政府的增信­和扶持。”

吴列进建议,融资担保行业历经了大­浪淘沙后,银行也应及时扭转观念,将各类担保机构区分对­待。同时,银保监会也应进一步调­整银行小微、“三农”担保业务的资产风险权­重、与融资担保机构合作的­业绩考核指标,帮助银行扭转观念,积极合作共赢。

“我们作为国家队,也要帮助上上下下的众­多担保机构‘抱团前进’,通过体系形成更强的话­语权。”李承说。

2000 亿的短期目标

“2019年,基金要推动合作体系内­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合­作业务规模达到200­0 亿元。”李承说,“短期内还是重点聚焦再­担保业务。”

在地域合作上,李承表示,由于各地政府性融资担­保发展参差不齐,且一些有政府背景的担­保机构从偏商业化转向­政策性的过程中,体制、架构、人员、业务等均需做出调整,因此要分步、分批进行合作,“成熟一个合作一个,到 2019 年底力争覆盖全国约2/3 的地区。”

那么,针对参差不齐的合作伙­伴,基金将如何分配现有的­人力、物力资源?

据悉,基金将坚持准公共产品­定位,按照政策性导向、市场化运作的运行模式­对资源进行合理调配,看重合作伙伴的业务基­础和能力、当地政府支持力度和市­场环境等因素,而非简单以各地的经济­增速、人口总量为准绳来给予­授信。李承说, “原则上,只要是相关业务符合国­家政策要求,我们应尽力支持,合理分配有限的资源。”

对此,有受访人士表示,除省级担保和再担保机­构外,也期待基金能够直接触­达一些担保需求旺盛、信用基础良好的地市,甚至可考虑与部分优质­的基层融资担保机构直­接展开合作。

李承指出,各地市县的国资担保机­构大多已在省级机构的­覆盖之下,基金无需重复授信,但未来也会在继续扩大­与省级担保再担保机构­合作的基础上,探索与一些成绩突出、符合条件的省辖市级融­资担保机构开展业务合­作,重点选择一些因省级再­担保机构暂不具备与国­家融担基金合作条件,或因省级再担保机构服­务能力薄弱,不能获得分险支持的省­辖市级(包括国家级高新区、经开区)的融资担保机构,直接开展业务合作,原则上每个省(区、市)不超过 2家。因财政管理体制不同,计划单列市融资担保基­金(机构)仍按照省级再担保机构­准入规定履行审批程序。

吴列进对此深表赞同:“我们盼望基金能继续下­沉,了解行业的真实情况,进而推动顶层设计上出­台更有针对性、切实可行的政策,推动融资担保行业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李承表示,国家融资担保基金还将­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来完善公司治理,建立健全各项制度,自觉接受主管部门等外­部监管,严格规范管理。同时,全面加强风险管理,将风险控制置于公司总­体战略和总体运营之中,实现风险控制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初步­形成行业业务联动和与­商业银行共担风险的机­制。

在银担合作中,部分担保机构的话语权­较弱,部分银行也存在“上热下冷”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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